对中西方在涉藏问题上认知偏差的几点认识

　　一、中西方在涉藏问题上认知偏差的表现

　　重点是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主权问题。西藏是中国一部分，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也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承认，过去态度比较模糊的有两个，一是印度，一是英国，特别是英国，一直宣称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直到2008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表声明，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然而，西方学术、民间、媒体的态度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大多是在附和达赖集团的主张，宣扬“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1950年后被中共政权占领” 。

　　第二，关于人权问题。西方国家政府近年来的一个基本表态是，“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也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中国人的认识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占人口95%的藏民由于是农奴，连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都没有。通过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西方政界和公众长期在西藏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纠缠，并有两个突出的观念，一是西藏在过去由达赖喇嘛统治时期，是一个宗教信仰虔诚、社会和谐安宁的香格里拉；另一个观点是中共政权控制西藏后人权状况恶化，特别是本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受到压制，至今如此。

　　第三，关于达赖喇嘛问题。1995年以后中国政府明确指出，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阻挠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并认为达赖早已无权代表西藏和西藏人民。然而西方人则普遍认为，达赖喇嘛是慈悲、非暴力、有智慧的，也是世界性的宗教领袖，中国政府只有和这位全体藏族人信仰的、藏人利益的代表进行谈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

　　二、强烈认知差异的思想文化背景

　　中西方在涉藏问题上为什么存在如此强烈对立的认知差异。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涉藏问题作为对中国进行丑化、牵制的一张牌。其次，是由于达赖集团几十年来对境外藏胞的仇恨教育和对世界的欺骗宣传。以上两条是比较明确和公认的。此文则着重探讨一下对这种认知差异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思考。笔者认为，西方思想文化中几个重要方面对其在涉藏问题上的认知影响较大：

　　第一，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历史上各城邦、封建领地之间的分权、自治是一种常态。资产阶级革命后，成立单一民族国家是常态，对于多民族国家则多采取自治和民族自决的办法，认为一个国家拆分成几个国家是正常现象，西藏意愿与中国在一起或是选择分离，是其民族的权利，也是正常现象。而中国人看来，中国的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多元一体格局，并且形成了强烈的大一统理念，近代又遭受列强入侵，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绝不会容忍西藏的分离。

　　第二，宗主权理论。在西方学术和公众眼中，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帝国体系，特别是元、清两代更是典型的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等类似，是建立在军事统治和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因而他们更愿意把中国想象成是满洲、蒙古、西藏、东土耳其斯坦和汉人中原的拼凑体，中国历史上对西藏最多只拥有宗主权，到了近代，这种帝国的瓦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二战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也是由于雅尔塔体系对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利益安排以及后来中共强权入侵的结果。在这种认识下，达赖喇嘛提出通过与中国政府谈判以实现西藏“高度自治”，在西方一些人眼里不仅符合对这种宗主权的历史回忆，而且简直就是慈悲的达赖喇嘛为了减轻西藏人民所受痛苦所采取的巨大让步和智慧之举。

　　第三，“东方主义”传统。所谓“东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西方人一方面将其他文明看作是观察、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却又按照自身的逻辑重构其他文明的形象。东方主义在涉藏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过去的西藏想象为一个和平、自由、没有阶级、不分贵贱、非物质的人间净土。根据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达赖喇嘛也在国外很卖力地、巧妙地“自我东方化”，不但将西方人对西藏的精心设计照单全收，而且还自我设计、乃至窜改西藏的传统，以迎合西方人对西藏的想象和热望。不管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有多少的了解，西藏都是他们心中的最爱，“西藏问题”牵涉了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话语”，如人权、博爱、和平、环保、非暴力、文化传统的延续、男女平等、宗教自由、民族、文化自决等等。对于西方人来说，“西藏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事关政治正确与不正确，对于西藏的立场和态度表明你是否是一个先进和开明的现代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我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西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言辞激烈地批判达赖及其追随者分裂中国的狼子野心，都因为和西方主流的“西藏话语”背道而驰而多半是对牛弹琴，得不到西方受众的理解和支持。

　　三、两点启示

　　1．对涉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有充分的估计。由于有这种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西方政客对西藏的政治算计有了文化、道义和舆论上的基础，使得西方公众、媒体、政界对于涉藏问题的偏见根深蒂固，这种偏见不会轻易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与西方关系改善而迅速消失。当前西方对中国快速发展的防范遏制心理在上升，他们不仅害怕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更害怕中国模式的成功，而中国模式也包括中国人的天下观，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智慧和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一些人是不愿意让中国治理西藏的模式在世界上获得好名声的。有关专家早就指出，以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看待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主权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国际政治承认，但在当代国际社会环境格局下，主权承认的政治从来不是稳定不变的政治，西方国家起先也按照国际法承认南斯拉夫的主权，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很快打破国际法规则，理直气壮地对南斯拉夫进行肢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所谓国际上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与“西藏流亡政府”发生官方联系的表态也不必太在意、太当真。承认不承认又能怎样，西藏照样是中国一部分，照样在不断发展。就是承认了，也没见西方减少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更不能排除一旦形势变化西方转眼放弃在涉藏问题上的所谓承诺，对此绝不能有任何幻想。

　　2．应全方位加强学术和思想文化的交流。当前国际学术界对于“东方主义”等在研究中国和涉藏问题上的局限性、虚伪性已经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批判，我们也应以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加大国际交流，以扩大这种声音，进而影响国际舆论和西方公众、媒体。特别是要加强国际藏学的交流，在藏学界起到平衡和引导作用，扭转国际社会对西藏历史、文化和现实进行香格里拉和殖民心态的误读。同时在涉藏学术交流中引入更多的学科和领域，比如国际法、文化比较研究，引入西方的汉学家等等，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格局、大一统理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和认同，通过对中国整体认知的改进来缩小在涉藏问题上的认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