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文化

　　建筑并不是一项单纯的工程技术，而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地理、气候、人文、习俗、政治、经济等情况的集中体现。5000多年来，中国人民用其勤劳、智慧的双手，在华夏大地上构筑了数以亿计的各式建筑，缔造了历史悠久、内涵精深、特点鲜明的建筑文化，对世界建筑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有着悠久的建筑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黄河流域黄土地带、长江流域多水地带就分别出现了穴居和巢居。到原始社会晚期，先民们掌握了营建地面房屋的技术，开始过渡到木骨泥墙房屋(如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和干阑式房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村遗址)。进入奴隶社会，随着青铜工具、铁制工具、砖瓦材料和奴隶劳动的大量使用，建筑获得巨大发展，出现了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陵墓等建筑(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陕西歧山凤雏村遗址)，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古代建筑风格初步形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此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建筑获得长足发展，经历几度繁荣和变迁，创造了数不胜数的建筑奇迹。从宫殿、衙署等政权建筑到坛庙、陵墓等礼制建筑再到寺院、道观、佛塔等宗教建筑，从商铺、作坊、旅店等工商建筑到贡院、书院、戏楼等文化建筑再到门楼、牌坊、华表等标志建筑，从宏伟壮丽的城市建筑到引人入胜的园林建筑再到各式各样的民居建筑，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以皇家建筑为例，尤为著名的有秦代的阿房宫、秦始皇陵，汉代的未央宫、上林苑，唐代的大明宫、乾陵，宋代的艮岳园，明代的紫禁城、天坛、十三陵，清代的颐和园、避暑山庄等。这些建筑作为封建帝王权威和统治的象征，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历代朝廷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修建，是各个时期建筑技术的集中反映。

　　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体系。其主要特征，一是以木架建筑为主。虽然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建筑类型众多，如南方潮湿地区的干阑式建筑、北方游牧地区的毡包式建筑、黄河中上游的窑洞、福建山区的土楼、西藏地区的碉房、东北和西南大森林中的井干式建筑等，但使用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还是以木构架承重的建筑。二是以群体组合见长。古代建筑往往不是以单体建筑而是以建筑群的形式出现，除了主要的屋宇，还有厢房、围墙、走廊等附属建筑，共同组成一个庭院。可以说，庭院是中国古代建筑布局的灵魂。除了规模、结构不同，庭院的组合方式也多种多样。以普通民居为例，典型的有北京的四合院、山西和陕西的窄长形合院、皖南和江浙地区的天井式合院、四川的横式合院、福建的六壁大厝合院、云南的“一颗印”式合院等。三是工程技术精湛成熟。不论是穿斗式、抬梁式、混合式等建筑结构，还是硬山、悬山、歇山、攒尖、庑殿、重檐等各式屋顶，不论是门、窗、柱、梁、檐、斗栱、榫卯等构件和木、砖、瓦、泥等材料，还是彩画、雕刻、油漆等工艺，都有一套完整、成熟的技术体系。中国现存最早、最完善的古代建筑技术书籍──宋代《营造法式》，就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官式建筑施工方法共3272条。四是施工过程管理有序。自周代以来，就开始设立工官制度，专门掌管城市建设和建筑营造。古代众多建筑大手笔之所以能够问世，与一些杰出工官的才华和贡献密不可分。唐代提出用材制度，将木架部分的用料规范化，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工生产和统一装配，大大提高了施工速度和质量。五是传统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烙印深刻。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这在建筑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各级官式建筑在大小、高低、图案、着色、用料等方面有着严格规定，按照等级区分不同制式，而且连普通民居的格局也按照长幼尊卑进行布置。中国古代推崇“天人合一”思想，因此十分重视“风水”之说，强调建筑要善择基址、因地制宜，与自然相协调和融合。

　　中国近代建筑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序幕，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中国建筑也进入了一个新旧并存、中西交汇、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中国建筑虽然在古代也曾受过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各种佛教、伊斯兰教建筑)，但在这一时期受到的冲击却要强烈得多。随着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步伐不断加速，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外来建筑样式。这些建筑主要集中于租界，在风格上直接移植和复制西方模式，在类型上有花园洋房、高层公寓等住宅，厂房、银行、车站等工商建筑，以及行政、教育、医疗等公共建筑。与外来建筑并存的，是数量更多的、分布于广大内陆地区和农村的传统建筑。1911年清王朝覆灭，终止了皇家建筑活动，但没有终止民间建筑活动。这些民间建筑虽然开始在局部运用近代材料和技术，但整体上仍属于传统建筑体系。在这一时期，由于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强烈碰撞，也出现了许多试图在建筑上实现中西结合的探索和实践。有的是在中式建筑的主体中揉入西式建筑的要素，有的则是在西式建筑的主体中揉入中式建筑的要素。

　　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中国近代建筑注定是纷繁杂呈的，以“万国建筑博览”相喻实不为过。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建筑在管理制度、学科教育、工程技术、施工队伍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为推动建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创造了积极条件。

　　中国现代建筑

　　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和动荡不定的战乱局面，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筑事业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建筑工作者也获得了施展才华的巨大舞台，但在不同时期，建筑发展的情况也存在明显不同。在头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基础脆弱，国家制定了“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设计方针，工业、交通、国防等建筑得到重点扶持，居民建筑发展相对滞后；受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影响，建筑领域的思想禁锢较多，对传统和外来建筑经验的借鉴都面临较大障碍；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有效发挥，如从1958年到1959年，仅用280天就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人民大会堂建设。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物质文化需求，都对建筑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环境下，建筑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大大提高，学习借鉴各种建筑思潮和理念的机会显著增多。尽管实行改革开放只有短短30多年时间，但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称伟大，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式建筑鳞次栉比、琳琅满目，人们居住、工作、娱乐、出行的条件明显改善。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国现代建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如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在规划上缺乏科学论证，导致交通拥堵、城区内涝、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愈演愈烈；有的建筑一味强调高大或新奇，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有的建筑则一味推崇标准化、模式化，缺乏创意，致使千城一面、千篇一律。因此，中国建筑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台湾建筑和祖国大陆建筑的关系

　　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同祖同宗，在建筑上也不例外。早在汉代，就有部分祖国大陆的闽越人进入台湾，成为台湾平埔族和高山族的祖先，干阑式房屋等建筑形式开始被带到台湾。后来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随着祖国大陆向台湾的人口迁徙和交流日益频繁，祖国大陆对台湾在建筑上的影响越来越深。在古代，台湾移民主要来自福建，而福建居民的主体又来自中原地区，因此台湾传统建筑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一般性特征，如在空间布局上强调群体组合、中轴对称，在建筑结构上采用穿斗式或抬梁式木构架，屋顶使用硬山和悬山等。在传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台湾传统建筑受福建传统建筑的影响犹为深刻，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许多台湾居民把聘请祖国大陆师傅(称“唐山师傅”)为自家建屋视为荣耀，不仅建筑形式完全模仿福建民居，甚至连建筑材料也大多是从闽南运来。从福建和台湾传统民居建筑形式(如一明二暗式和一条龙式、单护厝式和单伸手式、三合天井式和三合院式、四合中庭式和四合院式、多护厝式和多护龙式、竹筒屋式和街屋式等)对比来看，都基本相同或相似。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建筑出现了一些日本建筑的成分，如修建木板通铺、在住宅入口设玄关等，但台湾人民保留和复兴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努力从未停息。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各省居民大量进入岛内，带去了祖国大陆近代新旧并存、中西交汇的建筑风格。加上台湾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流日益密切，建筑领域的留学人员可以方便地接触西方建筑思想。因此，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台湾经济得以恢复和快速发展，台湾建筑出现了新的一波大交汇大融合现象。各种建筑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和近代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以及台湾岛内本土的，纷纷发生碰撞和交融。这个时期，台湾建筑多元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一大批风格迥异的建筑作品相继问世。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台湾建筑一直有意识地尝试对古今元素、中外文化加以综合，追求自身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而且事实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的侧重形式的综合，如1959年建成的台北南海学园科学馆，下部以西方风格的3层办公楼为基座，上部为类似天坛的会堂；1972年建成的台北孙中山纪念堂，保留了层顶、柱梁、斗栱、回廊、台基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却按照现代建筑的形式加以转换和组合。有的则侧重形式和内涵的综合，2005年建成的台北101大厦曾是世界第一摩天高楼(508米)，其外型做成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样子，象征台湾经济和人民生活日益向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台湾馆“山水心灯”的创意来自台湾民间放孔明灯祈福的习俗，同时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理论，表达出祈求平安、回归自然的意愿。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建筑文化若要继续在世界建筑之林占有重要位置，就必须具备鲜活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显然不可能来自西方，也不可能完全来自过去。它需要在继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华和吸收西方现代建筑文化成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进行真正的创新。鉴于祖国大陆和台湾在建筑史上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两岸同胞尤其是建筑界人士完全有责任也有条件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新时期中国建筑文化的创造，推动中国建筑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