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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

日期:2012-02-28 15:11 来源:《统一论坛》 作者:谭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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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是人类由蒙昧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历史上,各大古代文明都曾创造自己的文字系统,如古埃及圣书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印度印章文字和玛雅图形文字等,但是除了汉字以外,绝大多数古文字后来都没有延续下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在古代就已出现、留存至今并被广泛使用的文字。汉字作为文化载体,不仅记录和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本身也成为一种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现象。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据考古发现,至少在170万年前,华夏大地上就已生活着古人类。但是作为语言书写体系的文字的出现,却要晚得多。文字产生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类交际对突破有声语言时空限制的需求,二是对绘画、刻符能力的掌握。因此,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考古证据的局限,学术界对汉字的确切起源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899年在殷墟发现的距今约3400年的商代甲骨文,是目前能确认的最早的汉字。商代甲骨文造字方法齐全,能够完整地记录句子,已经属于较成熟的文字体系。由此推测,汉字的形成时代不会晚于夏代初期,距今时间至少在4000年以上。

  汉字形成以后,适应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字体等方面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早期出现的甲骨文主要用锋利的小刀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笔画瘦劲方折,字体具有很强的图画色彩,从商代沿用到西周。与甲骨文时代相近的还有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笔画厚重朴实,象形程度也较高,但字形结构比甲骨文规范齐整。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主要刻于青铜器和石鼓上,笔画变得均匀柔和,并逐渐脱离图画的原形。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大体沿用大篆,但写法各异。秦国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在大篆基础上创制出小篆,形体结构趋于定形和规范。篆书虽然优美,不过需要相当的书法训练才能书写,因此秦代又出现了隶书。隶书在结构上和小篆基本相同,但把原来圆转的线条改成了平直的线条,书写相对容易和便利。到汉代,隶书成为正规的字体,形成了一套由点、横、竖、撇、捺组成的笔画系统。隶书的出现,在汉字演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常将隶书以后的文字称为今文字,篆书以前的文字称为古文字。在汉代,隶书继续发生演变,出现了楷书。和隶书相比,楷书字形由扁改方,笔画变挑法为勾撇、变波势为平直,显得方正、端庄和严谨。楷书在东汉末年渐趋成熟,魏晋以后成为汉字的主要字体,通行至今。同楷书情况相似的还有行书和草书,它们也是形成于汉代,其后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时至今日依然经久不衰。

  汉字的发展和传播

  作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汉字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如影随形。首先是文字数量持续增加。现代考古收集的甲骨文单字约有4600多个,金文单字约有3700多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三国魏时张揖《广雅》收字18154个,北宋陈彭年等人编修的《广韵》收字26194个,明代梅膺祚《字汇》收字33179个,清代《康熙字典》收字47043个,民国时期《中华大字典》收字4.8万多个。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编撰的《中文大辞典》收字49905个,祖国大陆2010年修订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字60370个。其次是造字方法日臻完善。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构造方法进行了概括,提出了“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甲骨文主要是象形字和假借字,另外还有20%是形声字。由于形声字能够同时满足见字知音和见形知义两种需要,因此在造字表达上有着独特优势。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形声字所占比例迅速提高,西周末年超过50%,《说文解字》中超过80%,现代汉字中约占90%。鉴于形声字在汉字中的主体地位,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汉字并非单纯的表义文字或表音文字,而是形、音、义一体的意音文字。

  汉字从诞生之时起,就表现出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受汉字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境内逐渐形成了汉文字体系。许多讲方言的汉族和讲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都曾直接借用汉字或者利用汉字笔画、偏旁、部首另造新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比如古代北方地区的契丹族参照汉字形体结构,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西北部地区的党项族采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西夏文;湖南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妇女仿照方块汉字(被称为男字),创制了呈长菱形外观的女书。另外,壮族的方块壮字、苗族的苗文、瑶族的瑶文、侗族的方块侗字、布依族的方块布依文、哈尼族的老哈尼文、白族的白文、仡佬族的仡佬文和水族的水书等,也都是大量借用或仿照汉字创制的。汉文字体系的形成,加强了汉族各个地区之间、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汉字除了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和使用,还远播中国境外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汉字的境外传播,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唐宋元明时期达到鼎盛。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都长期直接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正式文字,直到后来在借鉴和吸收汉字的基础上,分别创制出谚文、假名和喃字,才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正式文字。即使是这些正式文字,依然存在大量整体借用或夹杂使用汉字的现象。进入近代以后,受多种原因影响,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现象,其中越南更是采纳了纯粹的拉丁化拼音文字并最终取代了喃字。然而,汉字文化正如同中华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通过对外长达数千年的密切交往,已经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绝非朝夕之间可以轻易改变和简单消除的。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增强和文化影响不断扩大,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汉字热,比如制定和发布汉字规范标准,将汉字学习重新纳入大中小学各级教育,推出专门的汉字能力检测考试等。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借鉴外,民间力量在汉字对外传播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向海外移民自古以来持续不断,在亚洲乃至欧美各国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华人社区,它们都是汉字文化圈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大量建立,成为传播汉字和汉语、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的有效载体。

  汉字的规范和统一

  文字服务于人类社会,也根植于人类社会,必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如前所述,汉字经历了长期演变和广泛传播的过程,不论是从时间角度还是从空间角度来看,汉字系统都呈现出一种极其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说,分歧和变异是在汉字发展历史长河中经常出现、随处可见的现象。然而在这些现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更为深层次的规律,这就是汉字发展始终保持着很强的传承性、平衡性和稳定性,规范和统一是汉字发展过程中最主流的倾向。之所以存在这种规律,与自古以来中华文化追求一统、综合与和谐的价值观有着密切关系,也与各朝各代自觉整理和规范文字的努力直接相关。比如秦始皇发动第一次“书同文”活动,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局面;东汉许慎编撰《说文解字》,目的在于纠正“人用己私、是非无定”的文字不规范现象;唐朝建立后,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历时百余年的“正字学”运动,以扭转魏晋南北朝以来汉字使用的混乱局面。正是由于汉字在长期发展中较好地处理了规范化和变异性之间的关系,保持了一种动态平衡,才使自己能够留存至今并被广泛使用。同时,汉字的规范和统一,反过来也对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加强中华民族团结和维系中国版图统一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人民历经苦难和艰辛。一些人士认为中国落后根源在于教育落后,而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于是提出了改革汉字的设想。其中有的方案较为极端,即主张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拼音文字,赞成和响应者很少,更多的人则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和规范,以便于学习、阅读和书写。应该说,简化和规范汉字的主张抓住了汉字发展的基本方向,也符合现代社会的总体需求。但是受政治、意识形态、传统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简化和规范汉字在实践中出现了分化。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祖国大陆对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简化和整理工作,先后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和《简化字总表》(1964年、1986年)等规范,建立了现行汉字简体系统。台湾从70年代开始,也对汉字进行了规范整理工作,先后发布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1979年)、《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1982年)等规范,建立了现行汉字繁体系统。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前基本维持清代以来的汉字繁体系统,回归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使用简体字,形成了目前繁简并存的格局。

  自从汉字“一字二体”状况出现以来,有关繁简字的争论就此起彼伏、从未停息。一些人主张“以简统繁”,主要理由包括:从数千年历史来看,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趋势;汉字简化可以提高识字率,减少文盲半文盲;简体字没有隔断文化传承,繁体字的文化意义言过其实等。一些人主张“废简回繁”,主要理由包括:汉字演变规律是由少变多、由简而繁,简体字破坏了汉字的科学体系;简体字给阅读典籍造成混乱;随着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使用,简体字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等。有一些人主张“识繁写简”,即把繁体字作为印刷体,把简体字作为手写体。还有一些人主张“繁简并存”,维持现状。梳理这些主张时,有几点我们应该看到。首先,繁简并存不仅给两岸人民的经贸交往、文化交流和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而且也给形成一致的身份认同、树立明确的国家形象乃至实现完全的统一大业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解决汉字“一字二体”问题,建立统一、规范的现代汉字体系无疑应该成为积极追求的目标。其次,现行汉字简体系统和繁体系统之间并非迥然相异甚至完全对立的,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同性或相似性。根据一些学者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印刷体的比较,两地常用汉字中字形相同或近似的分别占41%、24%,字形不同的仅占35%,繁简统一具有较好基础,而非平地起高楼。第三,解决汉字“一字二体”不是简单的以此代彼、存此废彼的问题。简体字是国家规范文字的正确方向,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需要继续完善。因此,今后一段时期迫切需要开展的工作是推动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共同研究汉字规范和统一问题,在学理上为实现完全的“书同文”目标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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