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

　　中医文化是中华文化参天大树上一枚光彩夺目的硕果。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围绕疾病、健康和生命等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而富有成效的探索，成功创建了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中医理论和实践体系，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朽贡献。

　　中医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医文化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们就尝试用草药治疗疾病，《史记》所记载的“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传说，至今仍广为流传。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记载了10多种疾病。到了西周，宫廷里开始设置专门的医官。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中医文化得到较快发展，其体系初显雏形，不仅医学分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四科，而且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气功等治疗方法，出现了医和、医缓、扁鹊等名医。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一书，记载了 120多种药物。

　　秦汉时期是中医文化的奠基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等一批中医经典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成书的。特别是东汉末年张仲景花费毕生心血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辨证论治”的诊疗思想，为后来历代中医确立了临床的基本原则。由于这部医学巨著的巨大影响，后世称张仲景方为“众方之祖”，称张仲景为“医圣”。在这个时期，诊病规范和技术也有了一些开创性成就。西汉名医淳于意为患者建立“诊籍”，明确记录姓名、籍贯、职业、病状、诊断、方药等内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病案记载。东汉名医华佗发明麻沸散，比西医麻醉药的使用早1600多年。

　　魏晋以后，中医文化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从中医理论到临床实践，从机构设置到著作编撰，从医学教育到对外传播，都有了全面的发展。西晋王叔和所著的《脉经》，6世纪时便传到朝鲜和日本。从南北朝开始有太医署的设置，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立医学教育机构。唐朝孙思邈撰写《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前人药方之大成，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北宋元丰年间太医局编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公布的配方手册。金元时期，出现了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和滋阴派等医学流派，称为“金元四大家”。到了明代，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收入动植物、矿石药物1892种，将我国药物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西医的传入，中医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在民国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医文化被许多人当作“旧传统、旧文化”的一部分而遭到猛烈批判和否定。与此同时，中医界则开展了一系列捍卫和保护中医的斗争。1929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出要废止中医，引发中医界强烈抗议，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销这一法令。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中医存废的争论依然持续，中医被一些人视为“封建残余”，但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1958年，毛泽东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家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对振兴中医事业给予了大力扶持，建立起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不仅国内民众对中医的热情持续高涨，而且中医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目前，全球使用中医药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160个，人口多达40亿。中医药院校约有数百所，分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外中医从业人员在30万人之上，中医医疗机构有10万多家。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典籍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目录。中医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中一张闪亮的名片。

　　中医文化的核心内涵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医文化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国家的医疗经验和方法，但其最主要的养分始终来自中华文化，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数学、地理、天文等知识的深刻影响。中医文化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液，既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同时，中医文化又以自身的创造，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为中华文明宝库增添了绚丽光彩。中医文化具有一个庞杂而完整的体系，其中最能体现其特点的核心内涵包括5个方面。

　　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古代儒道哲学的基本宇宙观，也是中医文化的主要理论基础。《黄帝内经》中就有“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认为人体内部、人与自然社会都是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体健康和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精神情志紧密相连。这种整体观念贯串于中医的病理、诊法、治疗和养生等各个领域。中医对于整体观念的运用，并不是简单照搬有关的哲学思想，而是有自己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阴阳、五行和运气等学说，中医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整体观念有了更深入把握。如阴阳学说提出，阴阳平衡是维持健康的基础，阴阳失衡是疾病的根源，“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二是“司外揣内”的诊断模式。中医认为，内在的病变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征象，因此可以通过观察外在征象来判断人体内在的情况。中医的脏象学说就是对这种“司外揣内”、“取象比类”诊断模式的集中阐述。在具体诊断上，中医主要运用望、闻、问、切4种方法(简称四诊)，并且强调四诊合参、综合分析。

　　三是“辨证论治”的治疗方式。中医在四诊取得的临床资料基础上，通过多种方法加以认真分析，辨别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阶段及发病机制变化，得出正确的病情结论，进而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在具体治疗上，中医有许多实用的法则和方法。如中医主张“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即对相同的疾病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不同疾病采取相同的治疗方法；主张“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根据病证的主次先后、轻重缓急进行施治；主张“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关注个体差异和时令地域对疾病的影响；主张针对不同病情，灵活运用方剂、针灸、推拿、手术等治法，而方剂又进一步细分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辨证论治”的治疗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医的精华和奥妙。

　　四是“未病先防”的养生理念。中医推崇“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黄帝内经》中就有“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经过长期发展，中医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养生文化，其内容涉及养护精神、调节饮食、合理起居、劳逸结合、药物调养、气功按摩、体育锻炼等多个方面。千百年来，养生文化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五是“医乃仁术”的道德追求。在中国传统思想浸润下，中医文化表现出浓厚的伦理特征和道德追求，“医乃仁术”便是其最高概括。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中医医德作了系统论述：首先要珍视生命，“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其次要精通医术，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三要以诚待人，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时至今日，这种道德追求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中医文化和两岸交流

　　祖国大陆的中医文化传入台湾开始于明末清初。据史料记载，最早赴台从事中医教学和医疗活动的人是一位名叫沈光文的中医，时间是在1652年。此后又有一些中医陆续从祖国大陆到台湾定居，或悬壶济世，或经营药材，或收徒授业。经过200多年发展，中医成为台湾医疗体系的主体。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开始实行全面西医化的政策，企图以西医取代中医。在此背景下，台湾中医界为维护和巩固祖国医学，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上世纪20年代，台湾中医和药商发起“台湾汉医复活运动”，通过开办学校、创刊杂志、设立医院和建立研究团体，为复兴中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医的极力打压，台湾中医在日据时期出现了严重衰退，1901年至1942年，台湾中医从业人员由1223人锐减到97人。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后，中医在台湾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1954年，台湾持有执照的中医师已经增加到1545人；1958年，台湾第一所中医高等院校在台中成立；中医学术团体和职业团体也相继建立，推动了台湾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发展。

　　1987年，两岸关系打破长达38年的冰封期，祖国大陆与台湾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医文化在两岸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浓厚的民族情感。特别是祖国大陆具有丰富的中医文化资源和健全的中医教育体系，对台湾学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尽管台湾当局一直没有承认祖国大陆医学高等院校的学历，但根本阻挡不住台湾学子到祖国大陆学习中医的脚步和热情。20多年来，台湾来祖国大陆求学的人数不断增多，其中1/3以上都选择学习中医。2010年两岸正式签署《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将中医药作为重要合作内容，为两岸中医文化、教育、科研、中药材管理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两岸应当进一步携起手来，秉承“传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的原则，共同致力于保护、传承和振兴中医文化，使中医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更好地为中华民族造福、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