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两岸的传承和发展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主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学的根在祖国大陆，同时也与台湾文化发展密不可分。

　　儒家的传承和发展

　　儒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中国的儒学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和思想学说，以及按照儒家思想构建的儒家文化，曾经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

　　儒学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表达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中国社会的安定和谐，养成中国人爱好和平与礼让的美德。儒学尊重人类传统，肯定人类文化的积极作用。儒学表现的是一种中正平和的大家气度，而不是一种偏激狭隘的反抗情绪。儒家思想和文化不仅构成25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的主流，渗透到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和血脉，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而且对于整个人类东方文明的发展，也曾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当代新儒学。中国儒学向近代转化，或者说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连结起来、融通起来，是从康有为开始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

　　“五四”以来，儒学文化被当作阻碍历史发展的落后意识形态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儒学又重新得到尊崇和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其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

　　儒学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在台湾的传播，始于17世纪中叶的明末清初之际。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在台湾广开垦区，兴办学堂，进行治理。此后，大批的祖国大陆人来到台湾，使儒学在台湾有了初步的传播。1662年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位。辅臣陈永华向郑经进言，“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从1666年台湾建立第一座孔庙起，民族传统文化大规模移至台湾。郑氏政权时期祖国大陆名儒宿望带去中原文化，在台湾传播儒家思想。台湾的第一座孔庙旁边设明伦堂，作为学子执经问业、砥砺学问的场所。郑氏在台湾力倡儒学，促进了当地文化与祖国大陆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经过几个世纪的孕育与熏陶，儒学在台湾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与风俗习惯并渗入到台湾民众思想之中。

　　清朝管辖台湾后，即于1684年设台湾府，由于官方的推动，儒学在台湾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各类学校祭孔孟、尊理学、灌输儒家思想，影响民众，确立儒学在台湾的地位。因为儒学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而且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因此台湾出现朱子(朱熹)学复兴的热潮。1687年，台湾实行科举制度，士子们通过对儒学经典的精湛把握由科举进入仕途，《论语》、《孝经》、《诗经》、《礼记》、《周易》、《春秋》、《孟子》和《尚书》等儒家经典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不仅如此，学堂里还供奉孔子画像，祭孔仪式十分隆重。台湾还祭祀朱熹，其热烈程度不在孔子之下。可见儒学与台湾社会历史文化关系之深厚。自从祖国大陆的程朱理学传入后，台湾的儒者也像祖国大陆一样以五经、十三经传授弟子，其科举同样具有崇尚哲理、长于思辨的显著特点。从历史上看，儒学在台湾的发展始终与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形影相随。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四民之子，凡年七八岁皆入书房，蒙师坐而教之，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由于清政府的大力倡导，台湾的士子们也以科举进身于上层社会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以至出现“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考试为一生大业，克苦立志，争先而恐后”的情况。儒学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台湾各地已有儒学学堂十三所之多。台湾学者陈昭瑛指出：“自明郑到此时，儒学在台湾经历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移植与发展，已经融入了庶民生活，更是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儒学在庶民生活中表现为尊师重道、孝敬父母、重视家庭、重视祭祀等等习惯，这在海峡两岸始终相同。”儒学是台湾社会文化的主流，祖国大陆传统文化与传统伦理对其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除了儒学学堂之外，台湾还有为数众多的书院，其数量之多不亚于祖国大陆。著名的书院有海东书院、崇文书院、南湖书院、正音书院等。这些书院成为儒学在台湾传播与发展的集散地。书院经常举行祭祀孔子、程颐、朱熹等先师先圣的活动，以作为对诸生进行儒家正统教育的重要形式。“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足见当时台湾民风的淳厚。在书院之下还有社学、义学和义塾等。这种较为初级的学塾成为台湾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主要载体。

　　日据时期，日本摧残中华文化，企图以强行改变台湾人民信仰和风俗习惯来推行“皇民化”。但台湾人民不屈服日本殖民统治，“保守孔教”维护中华文化。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对台湾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野蛮的摧残破坏，大搞“皇民化”教育，试图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本语言与文化，援用日本纪年与礼仪，用天照大神取代孔子和妈祖。但是已经深入到台湾人民骨髓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摧残不掉的，殖民当局的做法在台湾不断受到中国传统的抵抗。1918年7月，日本驻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在施政方针中不得不承认：“集日本人与台湾古来的民族而统辖之，实为困难之事。”受到儒学经典训练与熏陶的儒生在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台湾学者陈昭瑛指出：“割台初期，儒生阶层是抗日武装部队的主要成员。儒生抗日的精神基础接近明末抗清的前现代思想格局，即华夏民族不受异族统治的思想。”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加强对台湾的统治，肃清日殖时期留下的遗毒，培养台湾人民的民族归属感与认同感，国民党政府将儒学中的一些伦理纲常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武器，在“反共复国”纲领中杂揉儒学思想中的伦常观念。上世纪50至8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儒学进行了新的阐释，确立了新的教学大纲。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学生日常行为准则，使以后的教育“成为一切知耻知病、求新求行之张本”。儒学的影响随处可见。钱穆提出的解决人类文化之种种冲突的根本方法在于教育,“孔子思想,本于人心,达于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教育宗旨与其教育方法,必将为世界文化奠其基础,导其新生”的思想观点,被后来台湾社会冲突的现实所验证,为台湾当局所接受,并于60年代初开始了九年义务教育。徐复观、唐君毅等参与了台湾6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抨击了“全盘西化”论,倡导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台湾当局的教育文化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岛内的政治稳定，有效地遏制了“台独”势力的发展。

　　2000年9月，台北市举行了诵读儒学经典会考，全省有6500名学童参加了考试，规模十分可观。由此可以看到在台湾中国文化复兴的曙光。台湾现代化的成功，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为纪念孔子2552周年诞辰，2002年9月，台湾各地在孔庙举行祭孔大典，场面庄严肃穆，仪式依古礼进行，从中可见儒学对台湾的影响至深。笔者2006年在台湾作短期学术研究期间，看到台北市内的一些街道是以“仁爱”、“正义”、“忠孝”等命名的，至于以祖国大陆城市命名的街道更是不胜枚举。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祖国大陆文化潜移默化地渗入岛内政治、法律、道德、文学、史学、哲学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成为台湾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两岸历史文化的根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精神、民族认同心理、恋土归根意识、企求统一愿望，与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紧密的联系。中华传统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感情纽带，也是海峡两岸“和”的基础。

　　传统儒学及儒家文化注重一个“和”字，讲“和谐”、重“和谐”，它的中心理念，就是要培育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和”或者“和谐”的概念来自于音乐的和声，并由音乐声音的和谐引申为天地万物的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儒家讲“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则别”。孔孟儒家以和谐思想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关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哲学，并且在天人关系的基础上，将人类社会的和谐同人与自然的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

　　儒家的和谐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个层面是身心的和谐；第二个层面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将个人的和谐仁爱之心推广到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是导致社会和谐的伦理基础；第三个层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按照古人的看法，天下万物皆由天地所生，天人合一，万物同源，人和自然本不可分。从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儒家确立了人和自然亲和相处观念。

　　首先，在前人有关“和”、“同”之辨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名言，强调不同的事物和谐共存，不同的意见相得益彰。从这一理念，自然可以推导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思想。宋代的程子对此作了理论的说明：“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进一步阐述了不同的成分和部分各有自己的地位，共同存在于一个和谐的秩序之中。

　　其次，“中庸”也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推“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中”就是合宜、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孔子著名的宽猛相济论，正是其中庸思想的体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表明，宽猛相济，是和谐政治的必要前提。“时中”也是中庸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时中、权衡，就是与时俱进、随机应变，而不是故步自封、思想僵化。

　　另外，这种中道思想自然要求公正、公平、正义。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治的实质，在于公正。不仅如此，孔子还提出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当政者应该为社会不公而担扰：“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至于正义，历代儒家论之甚详，如孟子说：“仁，安宅也；义，正路也。”荀子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如此等等，都是儒家和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儒家的和谐思想，不但对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品格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儒学中的优秀成分已成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两岸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成为两岸统一的源头活水，必将为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