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平与台湾立法机构

　　台湾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了类似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立法机构就是台湾的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然而，现实中的台湾立法机构则成为负责人王金平的“政治帝国”，垄断了立法机构权力20余年，置民主运作机制于不顾，主导“私下协商”，以致“关说”成风，大搞利益交换，立法机构变为“密室政治”与权益交换场。如今王金平涉及一起史无前例的“司法关说案”，并引起一场巨大政治风暴，尽管王金平不知所退，大玩法律游戏，暂时保住了负责人大位，但大势已去，成为没有国民党支持的“阳春院长”。王金平建构数十年的“立院帝国”大厦即将倾覆，立法机构政治生态与运作格局也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昔日“黑金共生大本营”

　　立法机构作为台湾的最高立法机关，因历史与政治等种种复杂原因，一度成为政客、商贾、黑道势力角逐权力的天堂，造就了一时影响台湾政治历史进程的“黑金政治”时代。

　　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处于特殊的威权时代，在1940年代选举的立法机构代表长期未能改选，即使后来有所谓的“增选”，但增选人数有限，立法机构完全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民意代表素质也相对较高。在台湾民主政治开始后，立法机构开始进行全面改选，政党竞争逐步出现，新成立的民进党成为国民党的重要竞争对手。李登辉为了让国民党继续维持在立法机构的优势地位、为了胜选，除了提名有实力的政治人物外，大量提名有商界背景与地方派系甚至有黑道背景的人士参选，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广泛的人脉关系，国民党得以继续在立法机构保持优势地位，但结果是立法机构的代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严重的“黑金化”趋势，黑道大哥摇身一变成为民意代表。物极必反。黑金泛滥，成为民进党极力攻击的对象，也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也终于让国民党因黑金政治而失去政权。然而，政权的轮替，并没有改变立法机构复杂的政治生态。在立法机构选举制度改变后(单一选区两票制)，不利小党与无党籍个人的参选，对遏制黑金势力进入立法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未能彻底改变立法机构复杂的政治生态，立法机构仍有诸多具地方派系甚至有黑道背景者，黑金政治在立法机构没有完全消失。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就是黑金政治的典型代表。

　　王金平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擅长政治精算，是高雄县白派领袖，很早就步入政坛，1976年开始当选增额民意代表起，至今连任长达30余年，其中1993年起担任立法机构副负责人，1998年起任立法机构负责人，成为立法机构的常青树，也成为立法机构的“怪兽”，称霸立法机构20年。他处事圆滑，广结人脉，三教九流无所不及，与不少有黑道背景者关系密切，政商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使他得以在立法机构呼风唤雨，蓝绿通吃，将立法机构变为“王氏帝国”，堪称台湾民主政治另一奇迹。

　　立法机构成为“乔家大院”

　　在台湾，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社会政治地位很高，影响力大，又有免责权等诸多特权。在种种利益交织与诱使下，立法机构的游说、关说、“乔事”非常流行与普遍，也并非始自今日，而是由来已久，甚至成为一种“关说文化”，人们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故有台湾学者将立法机构称为“乔家(事)大院”。

　　今年6月，台湾检察院“特侦组”在侦破与监听民进党民意代表柯建铭的一起弊案中发现，蓝营的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竟然为了政治对手、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的司法案件，向司法部门负责人曾勇夫、台北高检检察长陈守煌进行“司法关说”，因上司司法部门负责人也涉案，只好上报台湾最高领导人马英九。马英九认识到这一“关说案”事关重大，才迅速出手，决定以党纪处分王金平。王金平“司法关说”丑闻曝光，进而又演变为一场所谓的“马王政争”。这起横跨蓝绿的“关说案”，为逃避法律追究，王金平有意回避“司法关说”，而认为是一般通案关说，而且强调没有“对价关系”，但核心是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向司法部门负责人曾勇夫进行柯建铭的司法案件关说，而且直接影响了检察官的上诉与审判结果。这是一起严重的“司法关说弊案”，而台湾民众不是指责王金平的司法关说与干预司法，反而批评马英九要“搞掉王金平”，显见在台湾民众的意识中，“关说”是一种被认知的政治文化，是可容忍的，而不认为是民主政治的重大弊端，看来台湾的“关说文化”并不会因王金平的“司法关说案”而消失。于是有台湾评论指出，“台湾是一个容许关说的宝岛乐园”。

　　这一“关说案”只是冰山一角，台湾立法机构的“关说”事件非常普遍，再次证明台湾立法机构已成为各种“关说”的“乔家大院”，成为权钱与利益交易的场所。民意代表是民选，受民所托，为民请愿，为民办事，难免“不关说”、“不乔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关说”的层次与程度，是否涉及违法，是否涉及“司法关说”。尤其是“关说”是否涉及“对价”关系非常重要，即“关说者”是否从“被关说者”那里取得好处或利益，一旦存在“对价关系”，问题就严重了，就违法了。过去曾有多起民意代表及其助理“关说”或“乔事”案件因存在“对价关系”被起诉。如今民意代表为避免违法，经常通过助理处理“关说”、“乔事”。

　　台湾立法机构是“无事不乔”，“无事不关说”，但也有“四不乔”之说，即“官司、罚单、刑案、考试”“不乔”，其他一般事务则“无所不乔”。如今的怪现象是，王金平涉及的是“司法关说”是犯忌，也是触法，但令人意外的是，外界不问王金平“关说”是否违法有责，却大批马英九大搞政治斗争，要消灭王金平，已无是非标准。似乎今日之台湾，“关说”无罪，“关说者”王金平成为英雄，民调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反关说者”马英九反成罪人，成为全民“公敌”，人人攻之，民调支持率降到最低百分之十以下。这样一来，未来立法机构可人人“关说”，“关说”有理，“关说”正当，民主台湾成为“关说”天堂。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最大悲哀。

　　“议场”变“战场”

　　台湾立法机构作为最高立法权力机关，包括对当局财政总预算在内的各种重大法案进行审议，争议在所难免，在复杂的利益与权益交织下，各党派与各政治势力在立法机构的较量与利益博弈是必然的。早期，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席次甚少，无法与国民党竞争，议案与法案在国民党的主导下当然容易通过，因此民进党批国民党是“多数暴力”，这是对民主政治的扭曲。民主政治就是数票数，算席次，否则不成规则，这也是选举中各政党争取多数席位的关键。然而，民进党因席次少，不能主导法案的审议，于是经常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甚至经常会事先扬言，若国民党不妥协，就会“血溅议场”。事实上，多年来，民进党因在立法机构席次不足，无法通过正常民主程序阻挠法案通过，就会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霸占主席台，夜宿议场，锁大门，备武器，扔杯子，砸鞋子，不断上演无所不有的议场暴力事件。在西方或其他第三世界的议会，也会出现暴力与打架事件，但只是偶然现象，不会经常发生。但在台湾，立法机构的暴力、打架事件则司空见惯，成为家常便饭，见怪不怪，成为世界一大奇观，经常登上世界诸多媒体版面，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反面教材。尤其是祖国大陆民众通过电视镜头，对台湾议会暴力画面叹为观止。

　　作为立法机构负责人的王金平，面对民进党的暴力违法行为，就是坚持不动用警察权，不愿将使用暴力的民进党民意代表请出议场，以维护立法机构的正常运行秩序，美其名说是“护民主”。这哪是维护民主，完全是在纵容民进党的少数暴力，是在侵犯他人合法正当权益。如果王金平能够依法行事，动用警察权，对付议会暴力，杀一儆百，就不会有议场暴力事件的不断上演，不会成为台湾民主的伤疤。这也是为何马英九在严肃处理王金平“关说案”之时，民进党是非不分，全力“护王打马”的关键原因所在。

　　“密室协商”取代正常民主机制

　　立法机构选举就是政党积极争取选举席次，希望成为立法机构的最大党或多数党，以便能够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运作机制下，取得法案审议的主动权与主导权，能够影响或决定议案或法案的通过。这是民主政治的普遍法则，但在台湾却完全变调。“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机制失灵，而是由负责人王金平通过非正式的或私下的政党协商，决定议案的审议或通过。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立法机构全面改选，但民进党的席次少，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民进党便采取了激烈的问政方式，即以暴力与冲突的抗争方式杯葛议事，影响法案审议效率。为避免政争，国民党采取妥协与让步做法，开始积极与民进党等在野势力进行沟通与妥协，逐渐发展出非正式的朝野协商关系，但也发展了民进党“冲突、妥协、突破”的成功经验模式，让民进党得以延续此一问政模式，使得暴力问政事件持续发生。

　　1999年，台湾立法机构推动包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等改革，建立党团协商制度，希望朝野关系正常化，让立法机构法案审议顺利进行，提高效率。王金平出任立法机构负责人后，继续推动这一改革，取得一定进展。但这一改革未能实现朝野关系正常化，随着王金平在立法机构的影响力上升，逐渐变为王金平一手主导的“密室协商规则”，成为蓝绿或朝野利益交换、政治妥协的平台，正常的党团协商制度被破坏。王金平主导下的密室或私下协商，虽有一定的正向功能，但却破坏了正常民主机制，阻碍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机制，让少数的民进党绑架了立法机构，诸多法案的最后通过大多以国民党的最大妥协为结果，让立法机构多数党沦为配角，完全失去了民主政治的功能。以王金平个人主导的政党协商过程不公开、不透明，效率不彰，积压大量法案，经常赶在本会期休会前连夜速审法案，经常出现严重弊端。不久前“会计法”修正案就是典型，蓝绿均有政治考虑，民进党希望为涉及弊案的台大医院医生柯为哲(亲绿)解套，国民党则希望为喝花酒的一位民意代表解套，迅速通过“会计法”修正案，出现漏掉关键字的乌龙法案，舆论哗然，蓝绿政党向社会道歉，为补救这一缺失，行政部门被迫向立法机构提出覆议案，“台联党”一个不分区民意代表还被取消资格。这是台湾立法机构“假朝野协商之名，行密室政治之实”的典型写照。

　　同时，在王金平的私下协商运作下，立法机构专业委员会的功能被弱化，被朝野协商架空，专业委员会初审通过的议案在密室协商中被推翻或被改变。国民党民意代表吴育升批评，全世界找不到像台湾一样的协商制度。尤其是民进党、“台联党”，经常以关闭协商大门进行要挟，结果变为少数绑架多数，只有三席民意代表的党团就可推翻其他一百多位多数民意代表达成共识法案的现象，小党动不动威胁撤销两岸商签的协议，让掌握立法机构绝对多数的国民党坐困愁城，立法品质江河日下。改革已迫在眉捷。

　　未来的立法机构何去何从?

　　目前涉及“司法关说弊案”的王金平，在民粹政治环境下通过法律手段暂时保住了国民党党籍与立法机构负责人宝座，但已是一个有“关说弊案”在身、被国民党撤消党籍的“阳春院长”，国民党不会再信任他，甚至排挤他。日前“总统府”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召集人林鸿池取代王金平代表参加，让王金平这个“弊案在身的院长”当得不是滋味，也成为台湾最大的“宪政危机”。

　　在当前政治危机形势下，国民党开始积极推动立法机构改革。国民党党团召开党团大会，初步提出五大改革共识：一是未来法案超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后，即应交付表决处理，避免法案进度延宕。二是为避免少数党绑架法案，将修正“立法院组织法”等相关规定，将设立党团门槛由现行三人改为四人；三是朝野协商过程应公开透明，应比照“委员会”全程录影录音，实况转播。四是尊重专业委员会的专业，委员会初审通过的条文或预算，再协商不得“重新归零”。五是不得霸占主席台，违者送“立法院纪律委员会”惩处。然而，任何改革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能否实现并不乐观，而且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在立法机构改革之前，在国民党与立法机构王金平司法诉讼案件解决之前这一特殊过渡时期，立法机构如何正常运作?诸多重大法案如何审理?国民党党团如何与仍是负责人的王金平互动?则是一个重大挑战。立法机构会不会共同处理涉及“司法关说案”的王金平与柯建铭?如何处理?仍然是未知数。新一届会期开始，依惯例，行政部门负责人江宜桦到立法机构报告，接受质询。但民进党认为江宜桦在王金平的“关说”案件上发言不当，侵犯立法权，再度霸占主席台，不让江宜桦上台发表施政报告，软弱的国民党民意代表也不能相助，让立法机构变为政治对质场，继续陷入空耗。

　　长远看，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民党中央不会再提名王金平为下届党的“不分区立委”，王金平也就不会有立法机构负责人可做，预示着王金平的政治生命即将宣告结束，王金平主导与操控的“立院帝国”也将宣告崩塌，一个没有王金平的立法机构时代即将到来。而未来的立法机构是否会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以改变王金平时代的密室政党协商机制，建立公开、公平、透明的协商与表决机制，则是外界最为关切的重大问题。未来如何发展，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