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支持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叛乱的(上)

——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

　　记者：前面我们的话题主要围绕西藏和平解放展开，本期请谈谈1959年西藏叛乱的情况。

　　王小彬：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西藏叛乱，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维护旧的制度、反对将要进行的民主改革，图谋实现“西藏独立”的一次重大分裂活动。关于西藏叛乱的前因后果已经有不少著述，我不准备多谈。我想结合一些新的材料介绍一下美国对西藏叛乱的支持。

　　记者：美国的策动和支持，无疑是西藏叛乱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外部原因。这种支持从大的方面看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小彬：两个方面。在政治上是策动达赖喇嘛叛国外逃，并利用这一事件诋毁中国，在舆论上美化叛乱行为，称之为“起义”、“暴动”、“抗争”，污蔑中国政府平息叛乱是“无情镇压”、“毁灭宗教”、“种族灭绝”，并以联合国名义实行“制裁”之类；在军事上空投武器装备，训练叛乱骨干分子，培训和派遣藏人特工，入境刺探军政情报，操控叛乱武装等。西藏的叛乱早已彻底平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企图否认其支援叛乱的事实，直至近十几年来披露的一些资料，才使人们真正明白其中的真相。

　　记者：这些披露的材料主要指哪些？

　　王小彬：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参考最近见到的藏文版《抗暴救国》(作者宗喀·拉莫次仁，王贵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0年出版。作者曾在达赖集团长期主管情报工作，担任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的秘书，后任过达赖“流亡政府”的噶伦)、叛乱武装头目恩珠仓·贡布扎西的回忆录《四水六岗——西藏康巴抗华真相录》、美国人约翰·肯尼思·克瑙斯的《冷战孤儿——美国和西藏为争取生存的抗争》(作者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远东事务处官员，曾亲身经历当年支援西藏叛乱等事)，以及美国人米克·尔敦汉多次采访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所写成的《四水六岗——有关中情局训练的西藏自由战士、中国入侵和西藏的最终陷落的故事》等书籍。这几本书的作者本人亲身经历，或者是对亲历者的访问，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记者:当时美国主要通过什么机构来支持和扩大西藏的武装叛乱？

　　王小彬：西藏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还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过西藏是独立国家。但是美国出自反共和冷战政策的需要，对于西藏地区1956年出现的局部叛乱，即以积极态度进行支持。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完全违背国际法的原则，所以只能以秘密的手段来“帮助”西藏。美国政府躲在幕后，利用中央情报局进行阴谋活动，影响和操纵西藏分裂势力，支持和扩大西藏的武装叛乱。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它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中的重要机构，主要负责给美国联邦政府搜集、提供世界各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资料。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下令将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结合，成立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情局成为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独立机构，有20000多名雇员，每年预算超过80亿美元。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以公开、秘密的手段搜集外国军事、政治、经济与科技情报”；二是“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1953年2月，由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艾伦·杜勒斯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从任命之时“到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策划对付共产主义的秘密行动，一直是中情局的重头戏。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苏联在远东的影子，西藏叛乱为美国制定秘密行动削弱中共提供了良机”(约翰·肯尼思·克瑙斯：《冷战孤儿》，傅小强、胡仕胜译，时事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49页)。

　　1956 年10月，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美国认为这是一次对抗苏联控制下的起义行动，但由于缺乏外部支持而宣告失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还为此而“深深自责”。1956年，在四川康区开始民主改革时发生的农奴主叛乱，美国认为这是藏人反抗中共的“起义”行为，是“飞来的横财”，应该紧紧抓住不放。艾伦·杜勒斯向其上司报告说，他将用秘密援助叛乱分子的办法来“袭扰”中国，从而让美国获得利益。“经过几年摸索，中情局终于找到威胁中共政权的积极介入办法。长江上游的叛乱不断扩大发展，叛军对我国需求也随之增大，这为中情局提供了难得机会。”(克瑙斯《冷战孤儿》第150页)艾伦·杜勒斯的计划，首先得到时任美国国务卿、他的哥哥约翰·杜勒斯的赞同，后又得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批准。

　　1959年3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召开第400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集中讨论西藏的事。艾伦·杜勒斯说：“尽管叛乱不会对北平控制西藏主要城镇形成真正的威胁，但是中共也不得不面对西藏反叛者发动的游击战。由于希望避免在西藏问题上过激的行动而冒犯印度，因此形势对中共来说将会更加棘手。”(《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年·中国》第19卷第751页)达赖外逃刚刚进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占区，杜勒斯就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艾森豪威尔立即批准了中央情报局3月30日制定的秘密支持西藏叛乱的计划。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50年代中期开始，直接插手支持西藏地区的叛乱，一直到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其阴谋活动才有了阶段性的收敛。

　　记者：请具体谈谈美国是如何支持和扩大西藏的叛乱的？

　　王小彬：下面，我按先后顺序从八个时间段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一、在美国培训藏族特工人员，为支持叛乱作长久打算

　　1956年春，在四川藏区发生的康巴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后，一批康区的土司、头人、寺院僧人等叛乱骨干分子5000余人，逃到了印度边境的噶伦堡等地。他们找到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要求给予支持和帮助。“嘉乐顿珠到美国加尔各答领事馆寻求援助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中情局当年夏天与嘉乐顿珠和当才活佛(达赖的大哥)进行了密谈，同意先训练6名康巴人学习游击战术和使用无线电通讯设备，然后将他们空投回西藏，及时和定期报告西藏东部和中部叛军的活动情况。”(《冷战孤儿》第150页)随后，“华盛顿向其远东局发出的一道命令，要求后者立即挑选几名藏人参加境外培训。……美国的目的就是给予中国制造不稳定因素”(米克尔·敦汉《四水六岗》，罗旦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0年9月出版，第166页)。

　　经过嘉乐顿珠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排，从逃往印度的康巴人中，首批挑选了6人到美国接受训练。选派藏人到美国接受训练，是在十分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11月初，这6个藏人被带离印度边境噶伦堡，换上印度服装。晚上9点，嘉乐顿珠用车将他们送到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边境，由美国中情局的官员迈克斯里特接待安排，换乘5小时的汽车，转乘火车到库米多拉一个军队驻地(肯尼斯·康博依、詹姆斯·莫里森《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任丽荣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年6月出版，第65页)，然后又乘坐美国军用飞机，经泰国曼谷到达日本冲绳，在此受到达赖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当才活佛)的接见，然后再一同乘坐C—118型飞机，向南飞到西太平洋一个小岛上降落。这里就是美国托管的塞班岛，开始了特工训练过程(《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第 74页)。6名康巴人到达这里后，在隔离状态下度日。

　　据担任过教官的麦卡锡记述，训练内容包括对步枪、手枪到60毫米迫击炮、57毫米无后坐力炮等几种武器的使用；手雷和燃烧弹、爆破的运用；徒手搏击，跨越边界的夜间行动；识别和绘制地图；信息搜集，报告书写和分析情报等手段；组织抵抗等战术手段，跳伞等地面训练。特别是在密码通信方面，包括莫尔斯密码、信号设计图；使用美制RS-晶体管发报机和接受器等(米克尔·敦汉：《四水六岗》，第174页)。通常这些课程要在一年内才能完成，而这里要求在4个月学完。由于这些康巴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们对记忆基本概念、测量距离、统计数字很困难，学习通信联络更不容易。土登晋美诺布只能担任主要课程的翻译，后来找到一个在美国任教的、通蒙、藏、汉语的蒙古喇嘛格西旺杰来担当教授，他和土登晋美诺布编写了藏文机要通信密码，使通信训练得以进行下去。

　　此外，美国政治教官在授课时对藏族特工学员进行政治灌输，他们说：“中国很强，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但现在不富裕，要趁他还穷的时候，设法将他分割开来。首先把你们西藏分割出去，然后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内蒙古自治区分割出去，再把满洲也分割出去。中央只剩下汉族的一块地盘，中国的力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胁自由世界了。你们正是担负着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到这里来受训的。(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辩》，第2、3页)”

　　这些藏族人员经过了一年多时间训练后，即派遣入藏区进行特务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嘉乐顿珠等人商妥，决定将这6人空降到西藏地区，所使用4个引擎的B—17型飞机，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的“空中堡垒”。此时机身被涂成黑色，机尾的国家标志被涂掉，安装了消声器，并选用高度灵敏的降落伞，准备好每人携带的物资等。飞机由两名波兰籍飞行员驾驶，载着美国的教官和6名藏籍特务，飞往东巴基斯坦达卡机场降落。因飞机在没有得到印度允许的情况下穿越其领空，途中还要尽可能地躲避雷达跟踪，然后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境内。

　　1957年10月3日，两名特工阿塔罗布(简称阿塔)与洛次被空降到山南桑耶(现桑日县境)地区；紧接着美国飞机又在此地空投一批武器弹药和电台等物资，美国开始实际上的支援叛乱活动。两名特务首先与康巴叛乱头目恩珠仓·贡布扎西取得联系，然后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了西藏叛乱的情况。

　　10月2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将理塘甲多·旺堆、理塘曲布吕、理塘次旺多吉、巴塘江热扎西4名特务分子，空降到四川甘孜西部理塘的莫拉堆岗塘，他们随即加入理塘地区的叛乱武装中。其中江热扎西在机上不敢跳伞，后改由陆路进入理塘在半途被击毙。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在这一地区进行平叛作战，已将大部叛乱分子包括两名空降特务分子消灭，只有甲多·旺堆只身从理塘经西藏山南逃往印度。这一组特工经美国一年的精心培养训练，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就被消灭掉，使嘉乐顿珠等人感到“非常伤心”(宗喀·拉莫次仁：《抗暴救国》第192页)。

　　第一批6名特务空降藏区后，中央情报局与西藏分裂分子把继续挑选叛逃分子派往美国培训作为首要任务。“1958年，嘉乐顿珠同贡布扎西保持着联系，不管是在噶伦堡还是在大吉岭的家，都是和美国人一起工作。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他将精力集中在了为中央情报局即将展开的训练项目挑选队员。”(米克尔·敦汉：《四水六岗》第214页)但由于受训藏人不适应东海岸的低海拔地区生活，不少人生了病。经五角大楼批准，1958年5月，将训练班从塞班岛转移到美国本土的海尔营地进行。海尔营地设在科罗拉多州大峡谷地带，前身是美国第10山地师司令部所在地，海拔3300多米，其地理特征与西藏高原环境近似，所培训的藏族人员更能适应西藏的需要。

　　到1962年海尔营地被关闭时，大约有170名藏人在这里接受过训练。此外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为他们提供语言和行政管理能力训练。这些经过训练的藏人，后来大都被派往西藏区内和边境地区从事秘密特务活动。

　　二、支持康巴叛乱头目贡布扎西，在西藏地区扩大叛乱

　　美国支持西藏的武装叛乱，除大力培养特工人员外，特别注意支持叛乱武装头目，为其出谋划策，提供武器等物资援助。其中叛乱头目恩珠仓·贡布扎西等人，最先获得美国的关注和支持。

　　1958年6月，贡布扎西等人在山南哲古(现属措美县)，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简称“卫教军”)，以贡布扎西为总司令，叛乱分子分别编成18个队(后扩至24个队)，总计4000余人。

　　“卫教军”在山南组成后，中央情报局急于要了解贡布扎西及其“卫教军”的详细情况，对“卫教军”所能起到的作用做出全面评估，决定将阿塔召回到印度听取详细汇报。

　　9月，阿塔到达大吉岭后，在嘉乐顿珠秘书拉莫次仁的陪同下，前往加尔各答，秘密会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霍司金斯、福兰克·郝勒伯，中央情报局人员同嘉乐顿珠等人经过几天时间的讨论(康博伊、莫里森：《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第105页)，在六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一)认定恩珠仓·贡布扎西是个有能力指挥叛乱武装的领导人；

　　(二)如果美国给予武器援助，能够长期坚持斗争；但西藏要承诺不立即进攻汉人，而是只削弱其运输力量，破坏其在西藏境内的文武、经济组织；

　　(三)“四水六岗”所在地哲古，出产丰富，还有一块平地可以空投，附近有隐藏物资的地方，要在此建立基地；

　　(四)目前美国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立场和采取的方针是：“支援西藏不仅限于目前这点援助，要有长远规划”；“美国和藏人反共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美国政府完全同情(西藏)，美国决定支持西藏，这是毫无怀疑的”；但援助要秘密进行。

　　(五)“要向西藏各边境派出工作人员调查，详细了解边境情况，在边境专门制造麻烦和纠纷，引起中印之间的矛盾、不和，设法从根本上破坏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好。”

　　(六)美国支援西藏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在下列事项出现疑虑和顾忌，就会犹豫(即暂停援助)：一是不清楚西藏境内情况，需要什么武器？什么地方需要？秘密武装组成情况？二是空投要借用另一国家的领空和飞机场，如果国际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就会终止使用其领空和机场。三是经过空中向西藏境内援助时，很可能要使用印度的领空，如果有一天印度政府发现，将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四是美国不愿意正面应对西藏秘密武装的抗暴斗争，不打算支持发起冒险的勉强行动。(以上“共识”见宗喀·拉莫次仁：《抗暴救国》第152—153页)

　　阿塔返回山南哲古后与另外三个叛乱分子一道，从锡金甘托克动身，当进入西藏境内亚东时，亚东边防检查站按规定要查验证件和物品。这几人中只有一人有证件，他们还拒绝打开箱子接受检查。其中一人用刀刺伤检查站工作人员，被当场击毙。阿塔等3人立即向山上逃跑并开枪射击；边防站查获收缴其两匹骡子并4箱货物。逃跑的阿塔等3人回到了噶伦堡，然后由嘉乐顿珠另给办理了通行证，一个月后又经不丹入境潜回西藏。(《抗暴救国》第153页)

　　经过加尔各答秘密协商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即开始向山南的叛乱武装空投武器等物资。嘉乐顿珠提前向在山南的“卫教军”总部发来电报，说是准备向哲古塘空投，希望派出40匹骡马前往接应，收到空投物资后放置在一个牢靠稳妥的地方。

　　10月上旬，一天夜晚22时左右，一架美国C—118型军用飞机飞往山南哲古塘上空，按照地面的牛粪火堆信号，投下9个降落伞，总计有如下武器物资：英303式步枪100支、半自动步枪100支、子弹3000发，萨布型轻机枪20挺、子弹3000发，其他各种子弹2万发，手榴弹60枚，望远镜3具，医疗器械和药品30套，印度卢比10万盾等。

　　中央情报局对选择什么样的武器给西藏叛乱分子使用，也是颇费心机的。因为所投下的“两百支303李·埃菲尔德式步枪和子弹，这种步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重大战役。它有两个优点：首先，1914年以来西藏军队一直使用这种步枪，可以断定藏人已经掌握了使用和维修方法。其次，枪的原产地也是英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军队供应量很大，(如果被中国军队缴获)，美国可以借口采取否认态度”(康博伊、莫里森：《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第108页)。

　　一个月后，嘉乐顿珠又向叛乱武装总部发来电报，要求立即准备50～60匹骡马到哲古塘接受空投物资。11月4日，美国用同一架飞机投下第二批武器等物资，除损坏的以外，计无后坐力炮2门、炮弹210发，冲锋枪20支、子弹3300发，手榴弹两包共61枚，手枪15支，英式步枪100支，子弹15192发，其它枪子弹28820发；药品40袋，印度卢比20万盾，帐篷19顶等。(拉莫次仁：《抗暴救国》第156页)另在美国记者克利斯·穆林的调查报告中称：“这次空投了100支英国制造的步枪，20挺手提机枪，2门55毫米迫击炮，60颗手榴弹，以及为每件武器配备的300发子弹。”(见《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显然前者资料较为具体准确)这些武器和物资仍然根据各队任务和人数进行了分配。

　　美国中情局开始全面履行支持西藏叛乱活动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完全支持这项行动，国防部也进行了充分配合。他们觉得既然“向西藏提供援助的水龙头已被打开，只要有可靠情报，美国为抵抗力量训练的承诺就不会终止。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美国共空投30多次”；从1959年开始，使用了运输力更强大的C—130运输机。“从1957年到1961年，中情局总共向西藏空投了50万磅(250吨)装备，包括武器、军火、无线电、医疗设备、还有手动打印机。”(克瑙斯：《冷战孤儿》第168、169页)这种援助不仅直接支援了西藏叛乱，也满足了美国的扩张愿望，双方都从中获得很大利益。

　　此外，美国还通过陆路运送了部分武器、粮食等物资。他们将武器伪装成普通货物，分小批运往达卡，经东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后分两路运进西藏：一路由加德满都经木斯塘线；另一路经锡金甘托克直接运入西藏。

　　贡布扎西等人获得这一大批武器弹药后，遂纠集数千叛乱武装人员，于1958年底、1959年初，分别在山南的泽当、波密的扎木以及昌都的丁青等地，对当地的中共党委机关和解放军小分队进行包围和进攻。1959年3月，“卫教军”全力投入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全面叛乱。

　　三、策动达赖喇嘛叛国外逃，用其诋毁中国形象

　　美国支持西藏叛乱阴谋之一，就是策动达赖喇嘛叛国外逃，以便利用达赖在国际上进行反华活动。“美国希望通过达赖流亡国外的事实，使达赖成为一个象征，提醒亚洲佛教国家注意北京和平面孔背后隐藏着危险。”(克瑙斯：《冷战孤儿》第197页)

　　西藏即将和平解放前夕，美国就离间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1951年初达赖到达西藏亚东后，美国千方百计诱使达赖脱离西藏，答应提供经费资助，并为其在锡兰(斯里兰卡)、美国本土找到落脚之地。但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的谈判，于5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赖喇嘛从亚东回到拉萨，美国的阴谋遭到挫败。

　　1956年冬，达赖应邀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前往印度。11月25日，达赖一行进入印度境内，即陷入与美国有密切联系的嘉乐顿珠、土登晋美诺布等人的包围中。他们向达赖大肆渲染四川藏区改革的“偏差”，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挑拨藏汉关系，要求达赖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运动。由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对达赖喇嘛与其周围人员的工作，终于促使达赖离开印度返回西藏。

　　达赖返回路经国外反华势力以及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活动的中心印度边境小镇噶伦堡时，其“最亲近他的人嘉乐顿珠、土登晋美诺布和大管家帕拉都劝达赖留在印度”。“嘉乐顿珠向他保证，他与美国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美国答应全面支持抵抗运动直至西藏获得独立。”(克瑙斯：《冷战孤儿》第152页)嘉乐顿珠等人在噶伦堡所建立的“西藏福利事业会”、“西藏自由同盟”等组织，专门从事搜集西藏情报，向西藏进行分裂主义宣传，扩大反动势力等。其活动经费均由美国“自由亚洲协会”提供。

　　1957年，达赖从印度返回后，私下的活动明显增多。他通过土登晋美诺布、嘉乐顿珠等多方联络，使武器运量有所增加。(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90年版，第229页)他还私自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西藏(后因中央未同意而取消)；调整西藏行政区划，安插反动分子；扩大藏军人数，增发武器弹药；接见康巴叛乱武装头目，派政府重要官员(孜本朗赛林)到其队伍中担任要职等。这一切都与达赖在噶伦堡受国内外反华势力的影响与蛊惑有密切关系。

　　1958年5月，美国首批空降到西藏的特工阿塔和洛次，除与贡布扎西联系，了解所需武器的供应等问题，调查了解当地驻军情况外，还要同帕拉会面，对拉萨的局势做出评估。阿塔、洛次从山南到达拉萨后等待了两个月时间，才在贡布扎西的引荐下，见到了帕拉。此前，贡布扎西曾通过阿塔向美国提出，要求进一步提供武器等援助，但美国答复说，只有达赖喇嘛直接提出要求时，才有可能同意。阿塔见到帕拉后，即向其转告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希望达赖喇嘛主动提出援助的要求，并希望直接见到达赖喇嘛。但帕拉没有直接明确表态，担心噶厦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而泄露其同美国勾结的阴谋活动。后来阿塔二人随贡布扎西从拉萨转移到山南，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十分恼怒，因为美国是希望两特务留在拉萨、经常保持与噶厦政府官员的联系，随时了解达赖等人动向。

　　1959年达赖喇嘛的出逃，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他们通过嘉乐顿珠与达赖身边的索康噶伦、赤江活佛、帕拉副官长等人预先设计了一整套把达赖弄出西藏的计划，然后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如说军区要毒害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遭到炮击等)，使这个计划实现。为了让达赖离开西藏后能够住在印度，美国与印度进行了一桩秘密交易。艾森豪威尔曾答应尼赫鲁，如果印度接纳达赖喇嘛，美国可以帮助印度培训核研究人员。当得知中国将在1959年春平定西藏叛乱时，美国总统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让达赖喇嘛在这个日子之前逃出拉萨。”(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威廉卡森向记者提供的情况，见1999年10月11日的法国《青年周刊》)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后，从拉萨出走的达赖一行人马，于3月24日到达山南地区，随即带上阿塔、洛次两名空降特务同行，并用他的电台每天直接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络。阿塔二人原想会见帕拉副官长都不容易，此次却破例地获准至达赖卧室拜见。达赖问道：“我们有去印度的办法吗？”阿塔回答说：“关于去印度的办法，有关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正通过嘉乐顿珠在设法中，情况良好。”当时中央情报局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约翰·肯尼思·克瑙斯回忆说：“在达赖出逃的那几天里，华盛顿的少数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密切关注中情局前一年空投的两名发报员发回的电报。这两名发报员一直与中情局保持单线联络，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当阿塔二人发回电报，“要求美国就达赖申请避难一事提前与印度正式交涉”(克瑙斯：《冷战孤儿》第184页)时，美国立即与印度政府交涉，要求尼赫鲁接待达赖，并且在6小时内就得到了尼赫鲁完全的同意。

　　美国还在电报中表示：“达赖需要什么服务和帮助，美国都可以做。”按照当时达赖一行的急需，阿塔二人将美国空投在山南的武器，包括50支长枪和1门炮等分给达赖警卫团使用；还将美国空投的30万印度卢比，经帕拉交给索康噶伦的“藏政府”。因此，阿塔二人再次得到同达赖直接见面的机会，达赖赐予了摸顶、护身符等加以鼓励。

　　然而，达赖出逃印度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他本人却一直否认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说“1959年3月以前与美国并没有直接联系”，还说在他出逃时美机空投是“无稽之谈”，只有一个负责无线电收发的康巴人陪伴在他身边。达赖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此事，1993年11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对其采访时，达赖终于公开承认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支持了西藏武装叛乱和他的出逃(见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美国获知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情报后，在4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上，美国国务院还指示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团设法通过一项决议，来“强烈谴责中共在西藏的行动”，妄图鼓动国际反华反共势力都来支持西藏的叛乱活动。

　　达赖喇嘛刚进入印度不久，即明确要求美国给予支持，并让嘉乐顿珠给美国传递口信，向美国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承认其即将组成的流亡政府，二是继续提供武器等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并建议将西藏独立作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条件。美国对此比较慎重，说是让他不要公开提出要承认流亡政府，但美国认为应当给予适当的援助。

　　1959年5月26日，嘉乐顿珠将达赖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的信件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美国国务院提出，可向达赖表示，美国把达赖作为西藏反抗斗争的合法领袖，支持达赖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呼吁，美国也将继续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如果达赖被迫离开印度，美国决定帮助他寻求避难地等。艾森豪威尔依此建议两次向达赖传递口信，并暗示他避免与尼赫鲁分裂。并决定支持达赖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

　　8月30日，达赖发表声明，把西藏问题提到联合国，并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与印度、英国、法国接触，希望获得支持。9月9日，美国国务院告诉达赖，希望他自己向联合国提出而不是通过其他人。于是达赖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诬蔑中国“侵略”西藏，要求“联合国立即对西藏问题给予考虑和辩论”，并要求国际势力进行干预。9月10日，第14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召开。10月5日，达赖派嘉乐顿珠等人到联合国进行活动。他们聘请了美国人、前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格罗斯为法律顾问，拜访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等人。10月20、21日，联合国大会就西藏问题举行辩论，通过了爱尔兰和马来西亚的提案和所谓“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

　　美国的政策是不公开承认西藏独立，不支持西藏宣布独立，不停止支持西藏上层的分裂活动，不停止支持西藏叛乱。这些都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甚至不认为西藏叛乱能够成功。中央情报局“非常了解西藏叛乱绝不会成功，也不可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严重的分裂，但他们的行动却继续不断地挑逗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为了让北京东猜西猜，担忧苦恼的同时，又能在西藏自治区内牵制住成千上万的军队，花一笔钱是算不了什么的”(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 246页)。

　　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大力支持有关西藏问题的许多事务机构，如1959年3月成立的“美国西藏难民救急委员会”，其经费来源主要是中央情报局，他的创始人都是著名的反共分子，如马文·利希曼，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马文与美国远东司的公共事务顾问进行了磋商，成立了这个“难民救急委员会”，资助逃亡藏人。到1961年，它已经向印度流亡藏人提供了70.75万美元的现金和物资(骆威：《世界屋脊的秘密战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4年9月版，第336页)。

　　还有“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是由50多个国家的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组成的。虽然美国称它是“一个非官方和非政治的组织”，但事实上它是由美国情报机构在1949年创立的。其任务主要是收集证据，提供证明文件，揭露苏联“铁幕”后面的共产主义许多不公正的现象。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不久，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就对西藏情况进行调查，单方面采访了达赖和那些叛逃分子、分裂分子后写成的一篇长达208页充满谎言的报告，认为西藏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特别是从1912年到1950年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共在西藏实行“文化上的灭绝政策”，试图毁灭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西藏官员在法律上完全有权取消“十七条协议”，等等。这个报告于7月25日提交联合国秘书处和各代表团，为当年秋天召开的14届联大议程打下了基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赞扬说：“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对达赖所说的任何一件事表示怀疑。”(康博伊、莫里森：《世界屋脊的秘密战争》第334、335页)

　　1960年春，达赖喇嘛前往纽约，出席了美国国家基督教和犹太人委员会会议，并做主要发言。会后参加了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举行的非官方招待会。

　　1960年8月19日，泰国和马来西亚在第15届联大提出，要求再次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达赖于9月13、16日两次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赫脱，请求美国再次支持，但此次联大并未讨论和表决。10月27日，嘉乐顿珠拜访赫脱，赫脱保证再次与泰国、马来西亚“密切协商，尽可能通过一切办法来帮助西藏”，并欢迎达赖“作为宗教领袖”访问美国，还建议达赖尽可能地访问更多的国家，他希望在联合国决议中包括西藏“民族自决原则”，因为这样才会“赢得更广泛的支持”。1961年第16届联合国大会上，在美国的支持下，“西藏问题”再次被列入会议日程，并以56票赞成、11票反对、29票弃权通过了“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包括自决权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

　　四、在边坝地区空投人员物资，妄图建立“游击根据地”

　　1959年4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收到从西藏传来的情报后，决定加快对西藏叛乱武装的支持步伐。这份情报上附有西藏叛乱分子的一项请求：“你们必须尽快帮助我们，用飞机送来供3万人使用的武器。”在4月23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供了一份长达13页的中央情报局关于西藏局势的秘密报告、一封报告达赖喇嘛观点的文件以及国务卿艾仑·杜勒斯写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供会议进行讨论。

　　美国“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抵抗活动失败，联合国支持西藏的外交努力便会显得空洞乏力。向游击队提供援助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克瑙斯：《冷战孤儿》第245页)。但是美国中情局从1957年8月在山南的哲古地区空降2名特务以来，除继续在美国本土训练藏籍特务分子外，随后一年多时间未再空降，主要原因是“西藏境内抵抗力量的近况不明”，空降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1959年9月，美国在藏北纳木湖区空降特工的无功往返，他们还引为教训。

　　当时，嘉乐顿珠获悉在西藏西北部的纳木湖、申扎等地有一部叛乱武装在活动后，便决定派出一个特务小组，空降纳木湖地区进行支援。9月20日凌晨3时，一架美国飞机将芒康丹巴赤列、芒康普巴仓·益西旺杰、巴塘列协、理塘阿旺沛穹、理塘卓里沛穹、理塘阿错、理塘卓玛顿珠、理塘洛桑格列、山南曲尼益西9人，并随身带着武器和电台等物，空降到达纳木湖以西的空旷地域。降落时组长丹巴赤列摔伤了膝盖，还损坏了一门无后坐力炮。这些人降落后，立即遇到此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而带来的身体不适应问题。加之由于纳木湖地区已经过平息叛乱，牧民群众有了初步觉悟。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使特务们觉得难以生存下去，他们遂将一整套电台器具、两门无后坐力炮和100发炮弹，藏入一个隐蔽的岩洞中，然后向西南方向逃窜至11月初，这批特工从日喀则仲巴县南面的科里山口窜出国境，经尼泊尔的木斯塘回到了噶伦堡。后来嘉乐顿珠承认，在“未能了解确实情况”和“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冒着危险实施空降，“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据拉莫次仁《抗暴救国》第184～192页材料综合整理)。

　　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贡布扎西率部分叛乱武装退入印度，及时向嘉乐顿珠提供了在边坝地区集中叛乱武装较多，可以在边坝等地开展游击活动的新信息。1959年6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藏工作组组长罗杰·麦卡锡专程来到印度大吉岭，在拉莫次仁的陪同下，用三天时间同贡布扎西讨论这个问题。贡布扎西“承认(抵抗运动)损失的代价太高，没有现成的兵力补充，因为解放军有空中战斗力，除了进行偷袭和阻挠运输队及可能的破坏外，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但是，当贡布扎西提到边坝的康巴居民支持抵抗，使中国人没能进入这个地区时，美国人立即大感兴趣，“虽然这个信息过时了，这个位置对中情局还是有吸引力的”(康博伊、莫里森：《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第165页)。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人无力控制这片处在川藏公路南北支线间的山区。抵抗力量成功地袭击了那里的中国军事设施。通过建立小块抵抗据点，游击队建立了根据地，骚扰和截击中国军队的人员调动与物资运输，以切断其连接西藏中部的供应线。”(克瑙斯：《冷战孤儿》第247页)此外还获悉：“最大的抵抗组织聚集在安多(即青海西南部的通称)地区西南部的索德，一些康巴抵抗力量因逃避中国军队的打击也来到这里，归入安多领导人的麾下”(克瑙斯：冷战孤儿》第249页)。还有桑昂曲宗(现察隅)地区有秘密武装1201人，只有300多支枪等情况。(拉莫次仁：《抗暴救国》第203页)

　　于是，嘉乐顿珠与罗杰·麦卡锡商议，确定两个空投的地点，一个是边坝地区，一个是安多南部。随即从美国海尔训练营挑选“经过特殊训练的秘密武装领导人和电台小组”，分别进入这两个地区。美国下决心把赌注投在此地，在中国西藏建成“游击根据地”，以长期袭扰中国的后方。

　　美国方面为了核实上述地区的叛乱武装状况，避免再犯向纳木湖地区空投特务徒劳而返的错误，以便准确地实施空投支援，并寻找合适的空投场所。中央情报局“还同意用U—2型(一种高空侦察飞机)在11月4日到中国西藏、缅甸边境做了一次跨越中国领空的飞行”(康博依、莫里森：《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第166页)。他们一改过去偷偷摸摸半夜入境的做法，公然在大白天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西藏境内边坝和青海西南部地区进行侦察活动。当其从空中侦察到边坝地区集结大批叛乱武装，又未发现中国军队的活动，以及边坝附近有平坦的坝子时，认为此地是个理想的空投场地。并将原定三个小组分别空降三个地方的计划，改为一齐空降在边坝地区。

　　所制定出的三个组空降特务计划，分别编为第四、五、六组(前段空投在山南桑耶、理塘、纳木湖的为一、二、三组)，其成员是：

　　第四组有德格·顿约(头目)、芒康日雪仓·益西坚赞(秘密武装的教官)等7人，其任务是在边坝地区“训练游击战术，准备接受空投”。

　　第五组有德格吾杂普杰(头目)、理塘阿培(电台负责人)等6人，其任务是“协助接受空投”，并准备前往察隅地区，支持那里的叛乱活动。

　　第六组有阿拉桑桑活佛(头目)、拉萨噶钦(电台负责人)等5人，其任务是“前往青海南部，了解抵抗力量状况”( 拉莫次仁：《抗暴救国》第204、205页)。

　　时间定在藏历九月十六日夜(公历11月16日)，地点在边坝以西的登卡村附近。

　　1959年11月16日凌晨，一架美国飞机飞到边坝地区上空盘旋。当这些特工携带着大量武器物资从空中降落下来时，正是“藏历九月十六日早晨，当地放哨民兵200多人包围了他们，打算杀掉他们”(拉莫次仁：《抗暴救国》第205页)，幸好包围他们的人中有许多是他们的同乡，特工们才保住了生命。

　　与他们同时空投下来一批武器和物资，计有电台器具6套，西藏地图3套，长枪16支，手榴弹16枚，轻机枪2挺，信号机(联络空投物资和人员用的)3套，指北针19个，望远镜3具，照相机3具，背囊32个，人民币3300元。同时每人还有长枪子弹328发、手枪1把和子弹113发、1套西藏地图、5000盾印度卢比、365个金币，够每人吃40天的食物等。他们将电台器具及信号机、地图等埋藏起来，藏在登卡村附近的一个岩洞里，然后将降落伞和无用的东西烧掉，以消除痕迹。

　　空降特工们初步了解了当地情况后，请边坝宗本普登都到登卡村相见，三天后又会见边坝寺活佛阿旺洛桑。特工头目德格·顿约要求尽快把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召集起来开会，以便尽快转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意图。五天后，得到通知的各路头面人物汇集在边坝寺的经堂里，德格·顿约向他们提出了四条要求：第一，各队要报实有人数；第二，要守住各自的阵地，阵地丢失了就无法空投武器；第三，建立军队司令部；第四，如果能守住一个月或十五天以上，就肯定会得到支援等。会后，顿约带着电台，并在数十骑兵的护卫下，住在离边坝寺较远的小山上，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每天两次的无线电联系。

　　1959年12月16日，美国一架A-130飞机深夜从东巴基斯坦机场起飞，17日凌晨7时到达边坝上空，见到地面的6点成T字型的牛粪火堆后，陆续投下降落伞126个，计有M-1步枪370支(每支192发子弹)、轻机枪4挺(每挺1000发子弹)、美国A30型长枪303支、电台器具2套等各种武器装备232件。随后三天，又连续来了美国飞机3架次，至边坝空投各种武器物资，包括800支步枪、20箱手榴弹、炸药以及各种子弹等，到1960年1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空前加大空投武器的数量，除步枪1680支、子弹36.88万发、轻机枪150挺、手榴弹1440枚等武器外，还有M-4型高射机关枪1挺、无后坐力炮3门、无线电台4部、发电机以及食品、药品、宣传品、油印机等物资(关于空投武器数量，几种材料记载不完全一致，此处以《抗暴救国》第80～82页具体记载为准)。

　　在接收到第三次空投物资后，特工头目扎西次科(有的译作扎西才登)带着第六特工小组5人，以及电台和60支步枪等武器离开边坝，前往西藏、青海边境地区，指挥那里的叛乱武装分子。

　　这些空投下来的武器，由特工们主持向各队叛乱武装分发，有的还存放在边坝寺里。随着各地18岁至60岁的男子被迫参加叛乱，队伍迅速扩大，按连为单位编队，配发空投的武器，平均约两人有一支钢枪，并由空投特务负责进行训练。“从每个大队伍的秘密武装中各挑选20人，每个小队伍中各挑出5人，集中起来，训练使用各种武器和保管、爱护，遵守游击战术和纪律、秘密工作方法等。”(拉莫次仁：《抗暴救国》第210页)

　　特工们对各地叛乱骨干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武器使用和游击战术的简单训练。人民解放军于1960年3月发起了对这一地区的平叛作战，歼灭了聚集在边坝为中心地区的上万名叛乱武装，粉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目的。这就是西藏军区1960年的“一号地区”平叛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