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国际背景的历史回顾

　　笔者在对西藏事务的长期观察中体会，西藏事务之所以复杂、敏感，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度，核心问题主要是两条，一是这里的民族和宗教因素突出，而境外达赖集团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特别是利用达赖喇嘛历史上形成的影响，对信教群众有相当的影响力；二是西藏事务长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领导人早就指出，西藏工作之所以在国家工作全局中居于重要战略地位，就是因为它始终与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紧密相联。

　　1.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始终觊觎西藏

　　早在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先后有葡萄牙、意大利、英、俄、法等国派人以传教、通商、探险等方式潜入西藏，进行渗透活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藏也从此不得安宁，特别是英国和俄国都想把西藏作为其势力范围。当时英俄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是巴尔干半岛，后来成为世界大战的火药桶，至今这一地区仍然民族、宗教、领土矛盾纷繁复杂。二是在中亚，特别是现在的阿富汗和中国的新疆，而西藏地处南亚与中亚之间，新疆与祖国内地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88年和1903年，英国发动了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西藏人民奋起反击，著名导演冯小宁的电影《红河谷》，反映的就是那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1904年英军打到拉萨前，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出拉萨避乱，结果被清朝中央政府削去“达赖喇嘛”封号，而清政府又无力赶走英国人，只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英国取得了在西藏地方驻兵、赔款、治外法权等利益。此后，由于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不得不转而调整与英国的关系，互相协调双方在亚洲的势力范围，1907年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具有特殊利益，同时根据英国要求，《条约》别有用心地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十分含糊的“宗主权”，这是国际文件中最早出现所谓的“西藏问题”。

　　英国军队虽然打到了拉萨，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认识到仅仅靠武力、通商等手段达不到完全殖民西藏的目的。于是他们改变策略，通过收买、威胁利诱、挑拨离间等方式，逐步在西藏上层培植了一批代理人。清朝中央政府的无能和错误政策，也使西藏上层人物感到失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清军发生内讧。在英国唆使下，西藏亲英上层开始驱赶清朝驻藏官员，史称“第一次驱汉事件”，拉开了公开搞分裂活动的序幕。1913年至1914年，英国又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提出把金沙江、澜沧江以东的藏区划为“内藏”，中国在此区域享有若干主权；以西划为“外藏”，实行“自治”，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被中国政府严词拒绝。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还背着中国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用秘密换文方式，划了一条所谓中印边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将中国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划给英属印度。西姆拉会议后，英国向西藏提供枪支弹药和军事教官，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充部队，并挑动两次藏军侵犯当时的西康、青海等地。

　　此后，英国加紧对西藏的渗透和控制，并对西藏地方政府希望与中央政府恢复联系的活动严加防范，甚至扶持藏军中的亲英少壮派军官组织秘密团体，企图策动政变。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逐步认清了英国人的险恶用心，更加积极地与中央政府建立联系，1929年国民政府派员入藏面见达赖，达赖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由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进藏致祭，1940年又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热振活佛还领导拉萨三大寺诵经，祈祷祖国抗战胜利。这些都引起英国人的恐惧，他们指使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裂势力于1941年迫使热振活佛辞去摄政职务，1942年鼓动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外交局”，1947年3月安排西藏地方政府派人以“独立国家”名义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当年5月又挑动亲英势力杀害了热振活佛，并血腥镇压西藏上层人士中的爱国力量。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地方政府又在英、美势力的唆使下驱逐国民党驻藏机构和在拉萨的内地人员，史称“第二次驱汉事件”。

　　2.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国扮演的角色

　　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染指西藏。有学者认为，美国与英国在对待“西藏问题”上的目的有所不同。近代以来英国极力推动“西藏独立”，更多地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企图把西藏变成中印之间的缓冲国，因为印度是英国当时最大最富庶的殖民地，对英国至关重要，而随着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英国对西藏的兴趣迅速下降。而美国作为当时新兴的世界大国，二战期间英国积极策划“西藏独立”活动时，美国曾公开表示反对。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时，美国政府一开始也采取了观望和谨慎的态度，并拒绝西藏地方政府派人到美国求援。然而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很大改变，转而对中国采取孤立政策，利用“西藏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政策的核心，一是不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二是利用“西藏问题”给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制造麻烦，也就是说，将“西藏问题”作为工具，为其冷战政策服务。实际上这一政策思路一直沿用至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采取秘密战方式来扰乱西藏，进而遏制中国。据近些年解密的美国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披露，美国中情局曾与达赖的代表达成四点协议：一是美国方面负责安排十四世达赖和他的随行人员去他们选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二是美国提供经费开展反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三是美国同意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四是美国还将考虑提供其他军事援助。而美国承担以上义务的前提条件是达赖喇嘛要离开西藏，并公开谴责“十七条协议”(即1951年5月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此，美国开始积极对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培训，分批空投或潜回西藏，并向西藏偷运了大批武器弹药。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并出逃印度，整个行动都有美国中情局训练的特工人员参与和协助。叛乱失败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达赖集团于1960年重组叛乱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长期盘踞在尼泊尔的木斯塘地区，袭扰西藏边境，这支武装由美国中情局提供武器、经费和军事教官，中情局甚至每年专门给达赖本人提供40万美元的特殊经费。仅1961年，这支武装回窜西藏境内68起，劫走牛羊1.6万头只，杀害干部群众几十人，给西藏边境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当时西藏为应对这一情况，将原属阿里的仲巴县划归日喀则专区，在日喀则分工委下设扎东边防委员会，统一领导仲巴、萨噶、吉隆三县三角地区的“反回窜斗争”工作，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基本解除这一威胁。

　　此外，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印度不甘心失败，组建了一支由流亡藏人组成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人数最多时达到近万人，还曾经参加过多次印巴战争充当炮灰，目前这支部队仍然存在。

　　3.达赖集团一度沦为“冷战孤儿”

　　整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中美关系改善，达赖集团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1972年后，美国中情局逐步停止了对“四水六岗卫教军”的支持，1974年尼泊尔政府采取行动，将这支非法武装缴械和解散。“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的基层士兵虽然一直以藏人为主，达赖集团名义上派“藏人总监”负责监管，但其实际指挥权也逐步由印度完全掌控。至此，达赖集团武装暴力的一手已经没有了本钱。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开始以宗教身份在国际上活动，1972年才第一次到斯里兰卡出席宗教会议。七十年代中后期，苏联出于制衡中国的目的，邀请达赖去过苏联和蒙古等国家，但苏联对达赖的兴趣不大，也没有给予达赖集团任何实质性的支持。直到1979年，达赖才第一次以宗教身份到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活动，但没有多少人关注，在国际社会的反响很小。

　　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开始推行人权外交。1987年9月，美国国会人权小组邀请达赖第一次到国会进行公开演讲，达赖在这次演讲中提出了“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即所谓“中间道路”的基本内容，核心是宣称1949年以前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西藏，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迁出西藏，召开国际会议把西藏变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国际和平区。但当时的美国政府似乎对国会和达赖的行为并不买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上出来澄清，称美国国会邀请达赖去做演讲的做法是“不合适宜的”，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当年10月，美国参议院又通过谴责中国平息拉萨骚乱的决议案，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又再次公开表示，参议院对西藏问题的描述是不准确的、不完全的、令人误解的，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是“一个隐蔽的独立计划”，“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国会支持西藏独立就是向更凶暴的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只能导致更多流血事件”。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达赖还不具备很大的利用价值，并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大局，其表态对达赖“中间道路”的“藏独”实质、对拉萨骚乱的性质都有着比较“客观”的认识。然而一旦形势发生变化，美国的“双重标准”立马显现。

　　4.90年代以来的涉藏国际斗争更加复杂

　　随着中国发生“六四”风波以及此后的苏东剧变，美国对中国加强遏制的一手迅速上升。1989年12月，在美国的实际主导下，达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在致词中直言不讳地宣称，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就是要表达对北京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的强烈抗议。1991年4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其私人住所会见了到访的达赖，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会见达赖，为西方首脑会见达赖首开先例。有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和西方一些势力的支持，达赖在国际社会上声名鹊起，被描述为慈悲、非暴力和智慧化身，吹捧为藏传佛教乃至世界的精神领袖，成为各国政要争先会见的宠儿。此外，西方一些人以“东方主义”还普遍把过去的西藏想象为一个和平、自由、没有阶级、不分贵贱、非物质的人间净土，而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的各种建设和发展进步被歪曲为对西藏独特文化传统、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对西藏的政策，改善所谓“西藏人权状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社会迅速膨胀，西方一些势力加大了利用达赖集团对中国发展进行牵制的力度。当前的突出表现，一是政治上美化、抬高达赖，扩大其影响。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其一份报告中给达赖戴了四顶高帽，称他是“世界的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藏人民的代言人，中国处理地区冲突和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人物”。美国于2007年授予达赖“国会金奖”。2012年又授予达赖坦普尔顿奖，奖金达110万英镑。二是经济上支持。美国通过所谓每年度的《对外关系授权法》对世界上各种反政府组织、所谓人权斗士、异见人士进行公开的经费支持，其中每年就涉藏问题拨款从90年代的200万美元增加到了近几年的1780万美元。三是压中国政府与达赖进行“实质性谈判”。1997年美国任命了第一位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其主要职责是：推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促进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对话，以及协助保存西藏独特的文化。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提升了“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地位，由副国务卿担任。从2004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西藏谈判问题报告》。

　　2008年3月14日，少数不法分子在西藏拉萨制造了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烧死或杀死藏汉群众18人，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后，西方一些势力不惜歪曲事实，将事件称为“和平抗议”，极力渲染“中共严厉镇压”，一些国家政要威胁抵制北京奥运会。当时美国 CNN对暴徒袭击警察图片进行“裁剪”，德国RTC电视台将尼泊尔警察驱赶示威者图片说成是西藏镇压示威者，这一系列严重违背新闻媒体客观公正原则的事件，引起了国内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极大愤慨。去年以来藏区个别地方出现自焚事件后，国际上一些人又进行炒作，对达赖集团煽动策划自焚的反人道行径视而不见，反而攻击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高压政策是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源，要求派独立的调查团到西藏了解真相，要求中国政府保持“克制”，与达赖展开“对话”。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西藏问题”是历史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如今国际上一些势力又将达赖集团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同时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西方公众、媒体、政界对于“西藏问题”的偏见根深蒂固，这种偏见不会轻易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而迅速消失，这些都决定了西藏事务的处理将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不时有曲折的过程。回顾百余年的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得到一个结论，西藏各族人民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缔造者，我们的前人在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艰难情况下仍然有效行使对西藏的主权管辖，当前我们的国家蒸蒸日上，我们完全有信心使西藏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更富裕、更和谐、更有尊严地生活，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