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空窗期”下的台湾政局

　　根据马英九执政后作出的选举制度调整规划，从第二任期开始，台湾政局第一次进入“宪政改革”20多年来长达近3年的“选举空窗期”。作为“空窗期”的2013年，制约台湾政治和政局演变的相关因素没有改变，政局演变呈现出的不平静和新动向，带有选举休整的特点。

　　一、政局上明的是决策空转，暗的是选举休整

　　“选举空窗期”政局演变和朝野之争的主阵地在立法机构，一方面朝野双方尽量减少重大议题的推出，一方面由于没有选举的压力，行为上更加放得开。

　　一是朝野壁垒分明。与往年一样，民意代表的政治组合情况是，在大陆政策上与国民党具有共识的亲民党，在第一会期结束后“党团”不再存在，仍和前一年一样，与民进党、“台联党”“党团”联手，在“核四案”、“倒阁案”、“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案”等案中进逼国民党，组成事实上的“在野联盟”，对抗国民党当局，严重制约了国民党拥有的立法机构多数席位优势的发挥。

　　二是重大议题拖而不决。由于是“选举休整年”，朝野双方都把重点放在积累力量、探索新政、火力侦察对方等方面，对于公共政策领域内的重大议题和引起朝野对抗的实质议题，都有推迟到2014“选举年”较量的意愿，以期取得进行竞选期间政治动员、巩固基本盘、争取中间选民的正向效应最大化。从具体情况看，立法机构审议“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久拖不决就是典型案例。

　　三是为对抗国民党的执政优势，在野党组成事实上的“在野联盟”。为充分发挥席位不过半的积极作为，在野党继续采取“焦土抗争战略”，利用立法机构的游戏规则，时常以一些极端做法，阻挠执政当局推出的公共政策，造成政局演变和执政决策的空转，“选举空窗期”出现“政局空转期”。

　　四是面对事实上的“在野结盟”，国民党缩手缩脚，难有作为。马英九原来曾提的“部分调整退休年金、征收证券所税和核四运营案”等三大公共政策决战以及“实施《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互设两岸‘两会’办事处、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三大大陆政策决战都未展开，两岸政治关系调整的相关部署都未出台。

　　台湾执政决策空转，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选举休整年”带来的重大议题的“定期性拖延和休克”，马英九的难作为、国民党的执政优势没有发挥和在野党结盟也是重要原因。

　　二、国民党明的是“马王之争”，暗的是内部矛盾没有缓解

　　“选举空窗期”内的国民党内部各种矛盾，不仅没有空转，而且借着“王金平关说案”集中爆发。

　　一是马英九的政治处境改善有限。9月6日“王金平案”发生，马英九为维护法律尊严、遵守党纪党规而撤销王金平党籍一事，一度成为全社会的审判对象，形成“蓝绿齐批马英九”的不正常现象，政治声望再度跌入最低点。由于马英九通过党章修改案，强化党政一把抓，牢固掌握重大选举参选提名权等主要政治和行政资源分配权，再加上马英九正确对待“王金平案”的善后问题，对党政和“立院党团”的控制有所加强，并且取得否决“倒阁案”无人放水的佳绩。但是，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没有明显好转。

　　二是实力派和马英九及团队的矛盾改善有限。党内对“王金平案”的反弹，是党内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由于王金平能够有意约束自己，强调国民党的团结，没有利用政争进行结党营私活动，没有利用善后过程扩大“马王之争”，再加上“选举休整期”的实际利害有限，因而没有加剧原有的实力派和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但也没有缓解双方之间的关系。

　　三是上层和基层的矛盾改善有限。6年多来，马英九推动党务改革，重点之一是改变地方实力派、家族势力操纵选举现状，净化选举环境，提升国民党的形象，但是因为涉及党产和地方实力派问题，在现阶段带来削弱基层组织动员力、战斗力等结果。基层和上层的矛盾在“选举空窗期”表现不突出，但也没有事实上的缓解，在基层时常出现与上层不一致、批评马英九不作为的声音。

　　四是立法和行政的矛盾没有缓解。“王金平案”的背后是立法和行政当局的矛盾，同样也反映出马英九团队和批马派之间的矛盾。此类矛盾，集中体现在立法机构对于行政当局的监督上，这一监督在年内集中反映在对待《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态度上。行政部门着重推出的这一两岸交流重大举措，在立法机构一再遭到推延。显然，立法机构和行政当局的矛盾与冲突，“选举空窗期”要比“选举年”更为激烈。

　　五是泛蓝内部的矛盾没有改善。马英九执政以来，泛蓝内部内斗不断。2012年底，新党提出退出泛蓝军；2013年间，亲民党在立法机构的公共政策和大陆政策审议时，多次与民进党和“台联党”组成“联盟”对付国民党；泛蓝要员经常批评马英九及其决策，成为马英九当局执政空转、国民党立法机构优势席位不能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10月17日，“倒阁惯犯”民进党为主提出的“倒阁案”被否决，虽然执政党渡过“选举休整年”的危机，问题是“选举空窗期”内，泛蓝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没有减少，随着“选举年”的到来，亲民党和国民党的矛盾有所加剧，泛蓝面临严峻的整合任务。

　　三、民进党明的是大陆政策讨论，暗的是“苏蔡之争”

　　“选举空窗期”内的国民党不平静和无作为，民进党也没有抓住这一时机发展和提升自身，苏贞昌在没有政绩的情况下迎接2014年进行的民进党主席换届选举。

　　一是苏蔡之争为主的权力之争没有减少。下野以来，民进党班子的调整一直不理想，或者说找不到为全党所认可的领导人，斗争的焦点是谁担任2016年大选候选人，斗争的方式是现职党主席和下台党主席之争。蔡英文利用现职优势，2011年5月压住苏贞昌；而苏贞昌在担任党主席后也利用现职优势在休整期内积极部署，以“同态复仇法”对付蔡英文。苏蔡之争直接影响到党内的权力、派系之争，只是还没有到白热化程度。

　　二是谢长廷争夺大陆政策话语权和主导权为主的大陆政策讨论没有结果。谢长廷继2012年10月的大陆之行和年底的香港之行，多次主导大陆政策讨论，在“华山论剑”等党内讨论大陆政策场合也多次发言，宣讲“宪法一中”，借此扩大自己在党内的影响、提升其在党内地位和务实调整大陆政策。虽然谢长廷的目标都未实现，但也客观上引发了党内对于大陆政策的关注，引发了社会上对于民进党的关注和期待。应该说苏贞昌任党主席，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在公共政策和大陆政策上都没有什么建树。但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要民进党调整大陆政策的巨大压力，同时在谢长廷关于大陆政策上的作为的进逼下，苏贞昌既为争夺主导权和话语权，也为厘清政治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界限，在5月9日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在党内举行以“华山论剑”为主的大陆政策研讨；蔡英文也邀请祖国大陆学者参加其负责的研讨会；党内智库多次与祖国大陆智库举行交流，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讨论不会停止，但近期内不会有实质性的转变。

　　三是以“新潮流系”全线布局为主的派系和权力重组有所进展。“新潮流系”明消实存，在党内一直发挥着积极且特殊的作用。在存在陈水扁势力控制的“一边一国连线”、谢长廷的“福利国连线”、“旧天王”、中生代、学运世代等多种政治派系的现实中，“新潮流系”不仅是党内的稳定力量，更有新的政治布局，“休整期内不休整”。台湾媒体报道，该系在实际控制南部“两都”的基础上，部署多人在深绿占优势的选区参选，迎接“七合一选举”。作为“党内实力派”，同样也成为苏贞昌、蔡英文必须分化、引导和依靠的力量。

　　四、社会上明的是“公民运动”，暗的是社情民意在改变

　　台湾社情民意处在变化过程中，“选举空窗期”表现较为突出。

　　一是“公民运动”兴起。8月5日，因为台军下士洪仲丘非正常死亡，为抗议不合理的军队管理制度和当局不配合的处理方式，网友自发参与的“万人送仲丘”活动掀起高潮。再加上“洪石城事件”对当局作为不够的怨气，25万“白衫军”在台北市中心采取静坐和高歌方式抗议四小时，最后以当局接受民众要求而结束。公民运动是公民意识强化的必然结果，公民意识是公民权利提升的必然反映。长期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压力下，台湾经济低迷不起，社会和民众感受到的是“紧日子”，再加上部分政治势力和舆论的恶搞，社会上对于执政当局的失望情绪不断累积。此外，“宪政改革”以来，台湾的公民意识不断强化，街头抗争、游行示威、诉诸民意、诉诸媒体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影响不一般的“二洪事件”，当然成为公民运动兴起和升级的导火索。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多达25万人参加，目标明确、秩序井然、效果明显的静坐抗议活动，没有以往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出面组织和指挥，都是通过互联网完成；静坐活动迫使行政部门负责人江宜桦立刻出面表态，接受民众意见，民间“申冤”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性质、组织、过程和结果的不同点，被台湾社会学界和舆论界认为是“公民运动的分水岭”。

　　二是祖国大陆形象正面化。如何处理两岸政治关系成为共同关注的热点。过去一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如政治互信基础越来越扎实。与祖国大陆强调的“一中框架、两岸一国”相配合，马英九在多次重申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是“国与国关系”的基础上，4月29日强调“我们都不会去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6月13日吴伯雄代表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时强调“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10月10日马英九表示“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与政治共识一起，两岸领导人定期会面，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确定方向和纲领。以上两点反映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夯实。两岸机制化建设卓有成效。6月21日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与《早收清单》和《投资保障协议》一起，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系统建设又取得重大成果。《货物贸易》、《避免双重征税》、《气象合作》、《文化交流与合作》等重要协议都在筹划之中。在会谈机制中，10月6日，作为两岸事务负责人的张志军和王郁琦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年会见面时，商谈国台办和“陆委会”建立两地互访的常态性沟通机制，在“两会”商谈、专业专项商谈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商平台。

　　祖国大陆形象正面化，使得岛内社情民意发生重大变化，如继“九二共识”在2012年大选中成为蓝营竞选主张以来，台湾各界与祖国大陆的关系、祖国大陆形象、发展两岸关系的主张，开始成为台湾社会的正面话题。又如一些政治势力在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时，已经很难找到合适和有说服力的理由与依据。如民进党对于两岸关系和交流，也由过去的极端反对走向务实探讨。

　　随着“七合一选举年”的到来，一方面在大陆政策方面，各候选人和朝野政党的大陆政策如何，决定着选民的选择，因而将出现各方争说如何扩大和深化两岸关系和交流的新局面。一方面一切为了选举，一切服从选举，将成为朝野政党的主要方针，国民党内接班体制矛盾将更加突出，民进党的党主席换届和地方选举候选人之争的激烈程度和特殊意义，将超过选举本身。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