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假统真“独”的“台独教父”(一)

　　提起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两岸的中国人都不陌生。他曾是共产党员，后来却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党内斗争中，他一一剔除政敌，最终坐上了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在位12年，他用国民党的奶水养大民进党，将国民党这“百年老店”搞得四分五裂，并最终使成立仅仅13年的民进党上台执政；他从提出“国统纲领”到炮制“两国论”，一步步迈向“独台”的深渊，并最终成为“台独教父”。

　　一、李登辉善于伪装谋得高位

　　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台北县淡水三芝乡，是一个标准的“皇民化”台湾人。其父李金龙是日据时代的警察，其兄李登钦是台籍日本兵，二战期间被日军征到菲律宾战死，灵位至今还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对于李登辉的身世，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曾在《李登辉的真面目》一书中作过考究，怀疑他是日本人，可能性主要有两种：一是李登辉是一个日本警察所生，生下来之后再托付给李金龙抚养；二是李登辉是其母与日本人的私生子。美国著名的“台独”问题研究专家阿修伯就说过，“你看李金龙160厘米的小个子怎么生得出180厘米的李登辉？不但父子身材悬殊，面貌也一点不像，个中原委实在值得探究”。

　　不管李登辉身世的真相如何，一个无须证明的事实是，李登辉具有浓厚的亲日、媚日情结。李登辉自小就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小学、中学读书，18岁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后来便一直企图以京都大学校友的名义访日。日本投降后，李登辉转回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也就是说，李登辉青少年的求学都是在日本人统治下完成的，是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曾有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次郎”、“岩里政男”等等。1994年4月，他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中，便非常直接且明白地声称，他22岁以前曾是日本人。李登辉同日本的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来简单概括，因为他只要和日本人在一起，马上就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兴奋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别人又无法体会的心理变态。在1995年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时，他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立场，竟然妄称日本持续向中国道歉太过分、太软弱。

　　李登辉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背叛了组织。李登辉在台大读书期间思想较为活跃，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兴趣，并参加了中共在台湾学生中的组织“学生读书会”，后又被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吸收为正式党员，其入党介绍人即为现在祖国大陆的台盟中央成员吴克泰。吴克泰后来回忆说，李登辉入党不久即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1950年2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等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破，李登辉受到牵连，但他与特务机关合作，靠出卖朋友和同志获得了“自由”，与他同一宿舍的4个人，2个被杀，1个被国民党长期监禁，而李登辉则摇身一变参加了国民党。

　　李登辉非常善于伪装、欺骗，是一个阴险而刚愎自用的政客。李登辉自1972年6月当上行政部门“政务委员”踏上仕途后，便在官场上韬光养晦，伪装自己，虽然蒋经国对李登辉较为器重，但李登辉知道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分量，对蒋经国和同僚都表现得十分谦逊恭敬，从没有任何野心流露，似乎只是一介书生，不善权谋，实则奸险毒辣。在官场的大小场合，他从不引人注目，即使是每次开会在议事录上签字，每次都签在最后的地方，并且字都写得很小。每次行政部门开会不点名叫他发言，他便一直保持沉默，埋头做事，从不固执己见，因此深获蒋经国的好评。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谈话时透露了埋藏心底的秘密。他说：“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在那种政治情况下，假如经国先生稍露了一点声色的话，说不定我就已经被摧毁了。”因此，为了长远着想，他一直表现出少有的忍耐力，等待时机。

　　1978年6月，蒋经国就职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又把李登辉调任官场最敏感的台北市市长，1981年12月调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作为副领导人的李登辉捡了个便宜，爬上了台湾当局的最高位子。

　　二、李登辉玩弄权术坐稳大位

　　起初两年，由于权力不稳，李登辉仍然不敢过分胡作非为。1990年3月，李登辉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稳固，这位出身农林、身在学府的技术型官僚便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处事风格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使出潜心钻研的十八般武艺投入权力争夺战，通过“分而治之”、“借刀杀人”、“铁腕与怀柔并举”等种种权术全力打压政敌。与此同时，它还通过5次“修宪”，将自己的权力扩大成无人监督的“巨无霸”。由于大权在握，李登辉独断专行、玩弄权谋、排斥异己、刚愎自用的作风日甚一日。

　　(一)代理党主席之争

　　李登辉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行政权掌握在行政部门负责人俞国华手中，党权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军权掌握在“参谋总长”郝柏村手中，“国安会”掌握在“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手中。面对蒋经国留下的“接班四人帮”，李登辉从削弱国民党实力考虑，必须加以摧毁。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之举是出任党主席，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李登辉对时局感到最为担心的是亲蒋势力。亲蒋势力为阻止党内和社会上立即出现政治转向风，有意限制李登辉的权力，阻止其出任党主席，避免党权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准备以历史上党政分开的惯例来实现不让李登辉出任党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部门负责人俞国华代理党主席。

　　李登辉及亲李派非常清醒，其本人资历浅薄、资本不足，没有本钱搞党政分开，如果不任党主席，只是个被架空的“空头”领导人，在没有建立自己团队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无权无势不说，被更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党主席问题上决不退让。双方准备在决定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龄给李焕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借元老级中评委陈立夫建议，应该考虑集体领导模式。26日晚，俞国华本人也接到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推选党主席推迟到预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一封信一通电话，表明蒋家和宋美龄的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俞国华立即与主管党务的李焕进行会商。两人经过与关键的中常委联系后，取得的共识是按原定计划，推选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中常委内出现“拥李风”，并非是李登辉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辉的势力有多大，人们当时只是觉得李登辉没有过大的危害性，选他也无妨。而宋美龄的干涉，实质助长了“拥李风”。党内外不满几十年的蒋家独裁，对蒋家势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颇有你说好我就说坏、你说坏我就说好的对抗心态，宋美龄的活动当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中常会按计划于1月27日召开。其中，严家淦、谷正纲因病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李登辉请假，共有27名中常委与会。上午8点，和往常的中常会一样，会议正常召开，直到9点，会议因为进行其他议程，推举代理党主席案还没有人提出。

　　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突然请求发言，陈述推党主席案如不提出，“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然后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

　　结果拥护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成为一边倒，会议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

　　“代理党主席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是失去蒋经国后的蒋家势力还想卷土重来，控制国民党。但是，蒋经国信任的亲信纷纷背叛而去，无力再战。师出无名、战而无将，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蒋经国所挑选的“接班者”李登辉所击败。李登辉也趁机打击自己上台后的最大威胁——蒋家势力，使得亲蒋势力失去了主要旗帜。“代理党主席之争”，揭开了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内政之争的序幕，也成为李登辉削弱国民党的第一仗。

　　(二)重组权力核心

　　李登辉抓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和代理党主席大权后，开始了巩固权力与政治清算的斗争。一是巩固拥李派的权力，尽快占据权力峰层；二是削弱亲蒋派的权力，消除威胁。在这一场实质是国民党内蒋经国去世后的权力大转移中，李登辉运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见招拆招，斗而有序，争而不败，将亲蒋派为主体的非主流派彻底击溃。

　　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退据台湾近40年来面临重大政治转折和空前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

　　李登辉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权力中心的大转移，把权力中心由蒋家阵地转移到李家阵地。为此，他一是严把党代表关，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必须是切断蒋家脐带、能够支持李登辉的人；二是严把中央委员关，李登辉通过对半数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及操控选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三是严把中常委关，亲蒋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换掉，中常会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组。上述一切，都是在发扬“党内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

　　此时，亲蒋势力出现分化。最为关键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倒向李登辉，蒋经国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当倒蒋与拥李的先锋。而且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本土化”趋势十分明显，首次由本省籍人担任党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员超过半数，首次中央委员中本省籍成员超过1/3、由上届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开始于蒋经国上任之初，当时是为了缓和已经相当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辉的“本土化”，着眼点是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为了改造“外来政权”，必须以本土势力来取代外省籍，巩固权力基础，同时为推行“两岸分裂分治”、建立“台湾中华民国体制”做准备。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李登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打压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势力，国民党内从此不得安宁，台湾政坛从此不得安宁。

　　(三)耍弄权谋三换行政部门负责人

　　李登辉需要冲破的第一层扩权障碍，是打破“接班四人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完，配合中央党部换届，于7月20日完成行政部门改组。行政部门负责人俞国华留任。李登辉留用俞国华的用意非常明确，利用不强势的俞国华的“空头”行政部门负责人以减少对自己权力的牵制，把行政部门成员尽可能换成亲李派，一是实现对行政部门的控制；二是向“本土化”转化，在新行政部门中，有行政部门副负责人施启扬等9位本省籍成员。并且以此为基础，加快了党务、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全面“本土化”的步伐。

　　一年后，李登辉以李焕换下俞国华，出任行政部门负责人，中央党部秘书长由“挺李大将”宋楚瑜接任。

　　李登辉登上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宝座后，面对台湾派系庞杂、倾轧激烈的局面，一时难于驾驭全局，统领各方。当时在国民党内影响最大的实力人物俞国华，虽然已被扳倒，挤出权力核心，但在党内仍有一定影响。李焕、蒋纬国、郝柏村等仍各占要津，分别执掌着政、军、特大权。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基本上维持着蒋经国生前的安排，仍然是一人挂帅，各实力派人物联合掌权的格局。李登辉上台以后，一直在寻求打破这种格局的机会和办法，而李焕等实力人物，为保住自己的权位，制约李登辉的专横，也在秣马厉兵待机寻衅，两派势力都在较劲。

　　被蒋经国当作“镇岛大将军”的郝柏村，已成为李登辉不得不防的人物。在蒋经国去世后，蒋家成员、特别是宋美龄对郝柏村分外信任，来往甚多，颇有把郝柏村当成减缓“非蒋化”进程保护神的涵义。郝柏村成为李登辉整治的重点对象。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参谋总长”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辉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名义决定郝柏村出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遗缺由“空军总司令”陈龄接任。李登辉把郝柏村从具有调动、指挥军队权力的最高军令长官“参谋总长”的职位上拉了下来。

　　李登辉全方位、多层次的清理异己、巩固权力行为，激化了党内矛盾，逼得一再遭到排挤的亲蒋势力起身反扑。1990年2月21日，又是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提名新一届台湾正、副领导人的日子。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成为亲蒋势力反扑的极好时机，当然会以“民主选举”、“参选竞争”为名进行拼死一搏。

　　在整个提名选举过程中，李登辉很有章法，步步为营，将亲蒋势力的进攻一一击溃。李登辉先是在1990年1月2日放风要让李焕出任副领导人，在遭到痛恨李焕投靠李登辉的亲蒋派的激烈反对后立即终止。再是阻止蒋纬国竞选副领导人。亲蒋派利用此次机会准备把蒋纬国扶上台，以限制李登辉的权力，在拥蒋一方为蒋纬国大造声势、广泛活动的喧闹声中，李登辉宣布将与“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搭档参选正、副领导人。

　　对此，亲蒋派决定公开抗争，这就是在国民党演变史上影响深远的权力斗争——“二月政争”。在政争热潮中，亲蒋派被称为非主流派，李登辉的亲信势力被称为“主流派”。在2月11日举行的国民党第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上，非主流派提出要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候选人，主流派提出依照惯例“起立、举手方式”决定候选人，最后主流派的意见获得通过，“双李配”获得党内通过。这次会议是国民党逃台40年来党内爆发的一场最大的公开权力斗争。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国民党内部分裂成“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两大政治派别。

　　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李元簇在大选中分别以高票当选。这是台湾在结束蒋氏父子“强人政治”后第一次地区领导人选举。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投票中高票当选，标志着祖国大陆籍“法统”势力主政时代的结束，以李登辉为首的“本省台独”势力主政时代的正式确立。

　　李登辉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立即改组任期还不到1年的李焕行政架构，要李焕退出政治中心。非主流派为了保住本派的利益，为了防止本派地盘再度缩小，所以不能再让出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职位。在整体利益面前，非主流派只有一致对付主流派。李焕及其支持他的人马，采取一连串行政部门负责人“保卫战”。4月28日，立法机构负责人梁肃戎出面邀约李焕、林洋港、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大佬餐叙，以迂回手法向李登辉表态支持李焕。以中生代增额民意代表为主体的“新国民党连线”，也频频展开造势活动，发动100多名资深和增额民意代表连署，向李登辉展示李焕在政坛的影响和实力，声援李焕连任。林洋港也三度公开表示支持李焕留任，向李登辉挑战。

　　李登辉一年前调升李焕到行政部门，并非是重用李焕，主要目标是为了先除掉“接班四人帮”中的俞国华，再把李焕调出党务系统予以架空，为最终撤换李焕埋下伏笔。李登辉见非主流派反对情绪过强，只有利用非主流派来打击非主流派这一用过多次但十分有效的手法，接受元老陈立夫提议，任命内心极为反感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部门负责人。

　　郝柏村出马，让绝大部分媒体和关心政治的人士跌破眼镜，民进党和一些舆论都抨击这是“军人干政”、“恢复军事统治”。但是人们马上从李登辉的决策中觉察到了李登辉的用意：堵住非主流人士的嘴，拔出眼中钉李焕，封杀林洋港，可谓是一石三鸟之计，这正是李登辉政治手腕高明之处。他不顾民进党和社会上的反对，在5月20日宣誓就职时，提名郝柏村为行政部门负责人。自此，李焕离开决策中心，如俞国华那样，开始过起“政坛闲人”的日子。

　　郝柏村上台后，针对台湾社会治安持续恶化、民众普遍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情况，以“强势治安内阁”为口号，实施铁腕统治。一时间，治安状况有所改善，社会秩序渐入正常，“台独”气焰有所收敛。“李郝体制”在这一时期的合作，正如李登辉早先对民意代表所说的达到“肝胆相照”的境界，“总统府”与行政部门度过一年多的“蜜月期”。但是，对于郝柏村，李登辉并没有就此住手，还是要彻底清除。

　　李登辉为实现“一石三鸟”，把郝柏村扶上台，并违心地对其大加赞扬，现在要其下台，想尽办法。1991年8月以后，因为李登辉不让郝柏村参加军事简报会议，两人开始起矛盾。1991年下半年，立法机构总质询时，立法机构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明显支持郝柏村，主流派的“集思会”若干民意代表则以猛烈炮火攻击郝柏村。台湾政坛上特有的“代理人战争”打响了。在关于蒋仲苓授衔“一级上将”和刘和谦出任“参谋总长”问题上，两人发生直接冲突。1991年6月，就职刚满1年的行政部门爆发“华隆案”，李登辉信任的交通部门负责人张建邦因与翁大铭有财务纠葛被传讯而辞职，新任交通部门负责人简又新上任不过半年，又因“荣工处承包十八标工程案”，所属8人被法院提起公诉，主流派趁机大做文章。

　　李登辉和郝柏村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1992年3月，两人终于在关于“修宪”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问题上，是用民进党主张的“直选方式”，还是用国民党主张的“委任投票直选方式”问题发生严重对立。李登辉站在民进党意见一边，郝柏村站在国民党意见一边，这让李登辉十分不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方式之争，是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自1990年“二月政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斗，郝柏村的转变深深激怒了李登辉。12月，李登辉准备把防务部门负责人陈履安调任监察部门负责人，直到3个星期后才由“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通知郝柏村，此事深深激怒了郝柏村。至此，双方的误解和对立已经很深，到了摊牌的地步。李登辉暗中部署，筹划逼郝柏村下台方案。1月18日至28日，李登辉和郝柏村10天见面3次，屡屡正面交锋。李登辉逼郝柏村下台，郝柏村当面抵制。

　　然而，李登辉运用手中的大权，结合民进党势力，还是击败了“军事强人”郝柏村。1993年1月29日晚，一败涂地的郝柏村只得发表辞职声明。2月4日，郝柏村率行政部门总辞，同时出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小组召集人。2月1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连战出任行政部门负责人的决议，连战在李登辉5年间主导的第4次行政部门改组中成为新的负责人。李登辉与郝柏村由“肝胆相照”到“肝胆相裂”，是一场活生生的权力斗争，其结果，以郝柏村被迫缴械而告终。

　　郝柏村的下台，是李登辉策划、推行的“非蒋化运动”的结果，是非主流派的重大挫折。自此，非主流派全面退出国民党决策圈，国民党内失去了有效制约“国民党台湾化”、“李登辉独裁化”的力量，失去了避免国民党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路上越滑越远的刹车功能。自此以后，李登辉利用国民党，放手推行“本土化”和“台独”政策，也埋下了日后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根源。这才是国民党的悲哀，这才是台湾人的悲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