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贸”学运的“台独”暗影带给人们的深思

　　岛内长达20余天的“反服贸”学运虽然收场多日，但这场以“反黑箱服贸”为幌子的闹剧的种种诉求和表演，至今仍余波荡漾，许多现象值得深思。

　　一、“反服贸”背后“台独”色彩浓烈

　　这场“反服贸”学运，并不是一场纯粹、自发的学生运动，而是由民进党煽动、策应、支持，并由该党青年军主导、组织的带有浓厚“台独”色彩的运动，是“台独”势力借“学运”之名“上市”。

　　从表面看，学运的矛头是对准服贸协议的审查问题，深层次看，是民进党激进分子和“独”派分子推动下的一场反祖国大陆、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事件。学运的参加者尽管不少，但相当多的人是被误导而跟风参加，学运的组织人物大部分是民进党党员。其中，有的是民进党外围组织的头目，有的是民进党青年党部的党工，有的是民进党青年军、青年后援会的成员。

　　这次“反服贸”学运参与者形形色色，诉求也是五花八门，有反对程序不公者，有反对服贸本身者，也有反对自由贸易者，但是，总体来看，其政治诉求与主张同民进党有惊人的相似，甚至表现手段都得到民进党“真传”。不仅运动组织者公开宣布支持“台独”，而且在学运退场声明中，指责马英九当局“卖台”，宣称“台湾人才是岛屿的主人”，“不接受中国的摆布”，“想做台湾人，不想做中国人！”等。在学运认同的所谓民间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中，则直接塞进了“两国论”的政治诉求。学运中，苏贞昌、蔡英文、谢长廷、游锡堃、吕秀莲等民进党要角多次到现场打气，提供各种物质支持。同时，辜宽敏、史明等老牌“台独”大佬也现身现场，鼓吹“台独”，“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农村阵线联盟”、“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等活跃在岛内的“台独”组织，也深度介入其中，“反服贸”学运笼罩在“台独”的阴霾之下。所谓“反服贸”学运已经完全为极端“台独”势力所控制和影响，被“极独”政治势力所利用。

　　上述种种足以证明“反服贸”真正反对的是“一个中国”、反对祖国大陆，本质上是通过学运来包装“台独”政治运动。

　　二、“反服贸”学运是李登辉、陈水扁“台独”教育结出的恶果

　　“反服贸”学运的主体是学生，这些学生绝大部分是在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教育中经历了小学和中学阶段，而中小学阶段是人生观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形成时期，深受李登辉、陈水扁“去中国化” “台独”教育之荼毒，国家认同严重错失。

　　“台独”教育是从李登辉主政时期开始的。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强调“台湾主体性”而宣扬“台独意识”。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台湾教育部门以“经世致用”为说辞，竭力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将重点放在“原住民的文化与族源”及“日据时期历史”的研究与教学上。他们对于“原住民文化与族源”的研究，侧重点是要得出台湾原住民不是祖国大陆移民后裔的结论，来达到塑造新“台湾民族”的目的；而对于“日据时期历史”的研究，则侧重于将台湾的经济成就归因于“日据时代的经验”，强调台湾现代化始于日本统治时期，今天台湾的经济成就主要依赖日本人当年的建设，借以贬低清朝统治以及光复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治理，鼓吹和宣扬脱离中国的“台湾认同”。

　　二是“教育内容台湾化”。李登辉上台不久，台湾就成立“教科书改造联盟”，制定突出台湾特点的“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台独”教育从此开始上路。在李登辉主政后期和整个陈水扁主政期间，台湾岛内在中小学教材编写中尽力删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人文的内容，强行对台湾中小学生进行“台湾主体意识”、“台独意识”的灌输。为了配合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台湾当局将各高校原有的“中文系”归并至“外国文学系”。在历史教学中，把所谓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单独各自编制成册，把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充塞其中，并要求“本国史地”考试的命题范围仅限“台澎金马”，不含祖国大陆。

　　三是推动“乡土教育”。为了割断台湾政治、文化、历史、地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台湾教育部门决定在中学开设《认识台湾》新课程，并编辑出版《认识台湾》教科书——《地理篇》《历史篇》《社会篇》。该教科书从头到尾不见“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等字样，却大谈葡萄牙人“发现”台湾，鼓吹台湾自古就是“无主之岛”的谬论。民进党上台后，立即公布了“本土化教育”政策，规定将《认识台湾》作为“乡土教学”范本，使用范围从中学扩大至小学，强化旨在脱离中国的台湾本土历史、地理、社会及人文的教学。为了强调“台湾主体性”，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本土化”的大棒，在3年半内做了10次课纲调整。与此同时，台湾教育部门决定将“乡土文学”改为“台湾文学”，将通称的“汉字”改称中性的“文字”，将中小学课程中“台湾史”的教学从小学延伸到中学阶段。

　　四是教学语言的“去中国化”。基于“台独”立场，李登辉上台后即开始推行以闽南语等方言为主的教学政策。陈水扁主政后，通令各级学校废止已实施数十年的“国语推行办法”，更加紧推行闽南话“母语教学”，规定台湾中小学必须开设用闽南话等方言授课的“乡土语言课”，并推出他们新研制的“能体现台湾本土化特点”的“通用拼音”，又抛出“语言平等法草案”，将“国语”与其他13种方言并列，通过对“国语”地位的弱化实现在政治上与祖国大陆“划清界线”。

　　青少年时期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的阶段，他们从小读什么样的书，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将形成相应的历史观和“国家认同”。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长期的“台独”教育，在不断弱化、侵蚀岛内青少年“中国认同”的同时，不断强化着他们的“台湾意识”和“台湾情结”，进而形成“台湾人不等同于中国人”，“台湾的民主化就是要建立台湾人自己的新国家”的观念。这次的“反服贸”学运就是20年“台独”教育的产物。

　　三、拨乱反正，强化交流，增进台湾青少年的中国认同

　　为改变“台独”教育对于青年一代在国家认同上带来的严重影响，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各方普遍希望马英九当局能够在教育领域实行拨乱反正，台湾教育部门曾把陈水扁主政时期颁布的、备受社会质疑的“九八课纲”强行拦下，并组成新的教科书课纲修订委员会修订课纲，但在绿营的干扰下，新课纲仅在较低层次进行了技术性的修正，并未从根本上对“台独史观”进行拨乱反正，因此，摒弃“台独史观”，全面检视与清除台湾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台独”论述，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两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马英九当局应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顶住“台独”分裂势力的压力，尽快完成对“台独”教科书和课纲的拨乱反正。依循“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的精神对中小学课纲与历史等教科书进行全面修订，不仅要修改教科书中“去中国化”的用语，更要彻底修订课纲，调整教科书的结构，删除教科书内一切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台独”论述以及“去中国化”、“皇民化”的内容，给青年学子一个正确的还原历史真相的教科书。

　　二是两岸学术界、教育界在坚定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中努力排除干扰，加强合作，开展对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共同研究，凝聚共识，为两岸共同编写教科书创造条件。防止“台独”意识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教科书的重新编撰至关重要。但是，新的教科书的编撰，既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当前两岸政治互信不足、意识形态领域尚存诸多歧见的情况下，两岸合作编写确有困难。因此，现阶段两岸学者可采取合作研究的方式，共同就台湾史和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开展专题研究，化解歧见，并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所以，两岸可以选取一些争议性较小的历史专题开展合作研究，积累经验，凝聚共识，增加互信。这样做，有利于两岸史观的对接，更可为未来两岸共同编写教科书创造条件。

　　三是加强两岸青少年的交流与接触，增进台湾青少年的中国认同感。为增进台湾青年一代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认同，加强、扩大两岸青少年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两岸青少年交流是两岸人员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岸关系“向下扎根”和“向前迈进”的重要步骤。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目前绝大部分祖国大陆青年都没有机会到台湾交流。与之相似，多数台湾青年也没有踏足过祖国大陆。就目前的现实情境而言，海峡两岸的青年，很多人内心都充满着一种渴望，希望能够到对岸去学习、旅行或者工作。根据近期一份民调显示，大约有40%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祖国大陆工作，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停摆和两岸货物贸易协议的延宕，让很多台湾青年感到无奈与受挫。在祖国大陆，目前颇为流行的赴台自由行，青年人占据了绝大部分。可见，两岸青少年之间都是愿意与对方进行互动交流的。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谈到强化两岸青少年交流时专门强调：“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笔者认为，这里的“办法、条件”其意义所指是不能以以往所组织的青少年旅行团或夏令营之类的活动为满足，而是针对着更深层次的岛内的制度性障碍，要打破那些人为的限制，早日推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顺利过关，早日完成其他一些与两岸青少年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议程，面对面沟通，心与心交流，不断增进理解，增进双方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拉近彼此情感和心灵的距离。这样，两岸青少年的交流才会更趋密切，台湾青少年的身份认同才能早日回归正途，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