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假统真“独”的“台独教父”(三)

　　六、利用“千岛湖事件”恶化两岸关系 推行“务实外交”制造“两个中国”

　　李登辉无视台湾同胞要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无视两岸交流给台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效益，一再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利用“千岛湖事件”恶化两岸关系，推行“务实外交”，拓展其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实质是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谋求“台独”。

　　(一)将“千岛湖事件”“政治化”

　　1994年4月1日清晨8时5分，载有24名台胞游客、2名导游、6名船员的“海瑞号”游轮，在浙江千岛湖被烧毁，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海峡两岸的“千岛湖事件”。

　　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台湾岛内一些高官和政治人物，自４月２日开始便纷纷发表措辞强烈的指责，并以所谓“草菅人命”、“土匪”等词语进行恶毒攻击，将此变为政治事件。4月12日，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宣布“即日起暂时停止两岸文教交流活动”、“自5月1日起停止民众赴大陆旅游”。岛内“台独”势力也借机叫嚣，煽动“台湾独立”。

　　台湾当局的举动为两岸关系和两岸交流蒙上了阴影，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千岛湖事件”纯属一起重大刑事案。然而事件发生后，在台湾当局的错误导向下，岛内媒体大炒特炒。一些高级官员和政治人物，借题发挥。李登辉更是以“中共是一堆恶势力，是土匪”进行谩骂和攻击；“台独”势力趁机煽风点火，煽动“台湾独立”。台湾有关部门还做出停止两岸旅游、文教、经贸交流等活动的决定。李登辉和台湾当局对“千岛湖事件”加以“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自开放两岸交流以来一直正常发展的两岸关系。自此以后，李登辉开始全面、公开推行分裂路线。

　　(二)推行“务实外交”制造“两个中国”

　　蒋氏父子时代，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和“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凡是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一概与之“断交”；凡是中国大陆加入的国际组织，台湾必退出，不允许在国际社会搞“双重承认”和“双重代表”、形成“两个中国”。于是出现了许多国家与中国大陆建交而与台湾“断交”的情况。当时，台湾的涉外部门曾被讥讽为“断交部”、“黑人俱乐部”。到了蒋经国时代，为摆脱涉外困境，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政策，注重发展民间交往形式的“实质外交”，但在国际上仍坚持“一个中国”不变。李登辉主政以后，对蒋经国的“实质外交”大加利用和延伸，推出了“务实外交”、“银弹外交”、“经贸外交”、“政党外交”、“度假外交”等等，并强调“务实外交要重里子不要重面子”。从而在国际舞台上以“你来我也来，你走我不走，你不来我来”的“务实”姿态，变“汉贼不两立”为“汉贼可两立”，与许多国家发展了“官方”或“半官方”的实质关系。

　　“务实外交”也称“弹性外交”，是台湾当局在国际政治多元化、国际经济战成为国际关系重点的新时期，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积极进取，努力维持与有“邦交”国家的“外交关系”，主动发展与无“邦交”国家的“外交关系”，主动发展与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对发展中的微型小国，利用其急需技术与资金发展经济的机会，全力促成高层官员互访，逐步寻求建立“官方”与“半官方”的关系；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尽量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采取先经贸、后政治的手法，促进民间关系向经贸关系甚至政治关系发展；在国际组织中，重实轻名，采取“一国两队”的“奥运模式”和“一国两席”的“亚银模式”(亚洲银行)参与国际组织，并把此看作是“重返国际社会”的外交重点之一。

　　李登辉推行“务实外交”的目的，在于打破涉外孤立局面，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质关系，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谋求“独立的国际人格”，最后在国际上造成“双重承认”的事实，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1988年1月29日，李登辉刚继任台湾领导人不久，就向“集思会”头面人物黄主文表示，他将“尽力促进”台湾“重返国际社会”。在国民党十三大开幕词中，则进一步表示：“要以更坚定的信心，采取更实际、更灵活、更具前瞻性的作为，以升高并突破目前以实质外交为主的对外关系”，使台湾成为“国际间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88年初，李登辉即派行政部门负责人俞国华率团访问了美洲三国，实现了同巴哈马“建交”。随后，3月6日至9日，李登辉亲自出马，以“台湾来的总统”的身份访问了新加坡，名义是“度假”。这是国民党退台以后，台湾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无“邦交”的国家，事后李登辉对记者说：(“台湾来的总统”)“这样称呼虽差强人意，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表示，不管哪个国家，以什么名义邀请，他都愿意前往访问。他还说：“本人以为双重承认的问题，如果在可以的情况下，我当然很高兴”，“对双方而言，非承认不足以对两国有帮助的话，那自然就会承认”。3月底，李登辉授意法务部门、内务部门、涉外部门等研究“一国两府”的可行性，接着派财政部门负责人郭婉容率团到北京参加亚洲银行年会，凸显“两个对等政府”的含义，以投石问路。

　　1989年，李登辉趁欧美反共反华的机会，对“弹性务实外交”更加狂热。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学者时称：必须承认现阶段台湾当局“治权无法有效在大陆行使的事实，承认这项事实及寻求突破在外交上的限制，将有助于台湾重返国际社会”。于是便频频出击，仅从1989年7月至1990年5月，即利用优惠贷款、经济合作、技术输出等手段，先后同与中国大陆有邦交的格林纳达、利比里亚、莱索托和几内亚(比绍)等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使“邦交国”由原来的22个增加到28个。同时，在提升与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和参与国际组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英国在台湾设立了“教育中心”和“签证服务处”；法国在台湾机构的名称改为“法国在台协会”；爱尔兰、挪威、意大利、智利、比利时、联邦德国、匈牙利、荷兰等国先后与台湾互设办事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驻台机构和台湾驻希腊等国的机构提高了层次；与苏联、阿尔巴尼亚及东欧的直接贸易和与古巴、越南的经贸关系有了重大发展；还参加了亚洲银行家协会和统计协会、东南亚资讯联盟等一些民间的国际组织。

　　“参与联合国”是李登辉“弹性务实外交”重头戏。早在1989年春，时任台湾涉外部门负责人的连战，就依照李登辉“弹性务实外交”的旨意提出，“弹性外交的最终目的，是要重新加入联合国”。1991年夏，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由黄主文等86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提出的“加入联合国建议案”，建议“在适当时机以中华民国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此时，“台独联盟”的蔡同荣发动了“公民自决参加联合国”的群众游行。李登辉立即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作了接见。同时，指示涉外部门加以研究，并扩大编制，将涉外部门第一科改为“联合国科”，处理相关事宜。涉外部门还遵照李登辉的旨意，对当时台湾的26个“邦交国”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有9个国家表示支持。李登辉发现有人支持，示意虽然数目不多，但只要大量投资，数目是会逐步增加的。从此，涉外部门便在这一目标下，开始向有关国家撒钞票。钱果然能“通神”，到1993年初再次调查时，在29个“邦交国”中，同意给以支持的增加到20国。至此，李登辉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自上阵，在2月6日会见各党派民意代表时宣称：“重返联合国是国人的希望，也是政府努力的目标。”2月9日接见民进党的部分民意代表时则说：“将在二、三年内以‘中华民国’名称提出重返联合国的申请案。”李登辉明知不可能而为之，要“向不可能之事物挑战”，“打破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正式运作”方式。

　　李登辉的旨意下达后，涉外部门立即照办。时任涉外部门负责人的钱复于1993年3月6日举行记者会宣称：“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已日益引起国际社会重视，应在国际上担负起一份责任，“中华民国”有权利参与联合国，并表示“参与联合国”将是今后台湾“外交”工作的首要重点。

　　为配合此一政策的实施，李登辉还指示相关部门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成立专门机构，行政部门下设立“参与联合国策划小组”，具体负责“参与”活动的筹划与运作。同时，在涉外部门下设立“策划小组”，由涉外部门政务副负责人房金炎任召集人。二是在国际间大力开展游说，争取支持力量。5月17日，涉外部门发表了“中华民国参与联合国”说贴，并规定：教育、宣导、洽助是现阶段游说的三个主要方向。三是增加人员配置与经费预算，充实参与联合国的第一线战斗力，经费则比1993年度预算增加60亿元新台币，仅参与联合国组织活动的经费就增加了29亿元新台币。同时，从1993年开始，每到9月联合国开会期间，都要花大钱收买几个微型小国提出让“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在国际上掀起一阵“重返联合国”的鼓噪，仅第一年即花去200亿元新台币。

　　1995年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又是台湾“参与联合国三年成案”的第三年，因此，台湾当局提前展开了攻势。6月26日，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发表专文，其主要诉求是：1、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大陆地区人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却剥夺了台湾地区人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2、目前两岸分裂分治，大陆的统治权并未及于台湾地区；3、台湾经济强大，政治民主；4、台湾如能重返联合国，可以其丰厚的资金援助联合国各项发展计划。同日，涉外部门负责人钱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和除中国、蒙古以外的联合国各成员国外交部长。据台湾涉外部门政务副负责人房金炎在立法机构答询时透露，钱复的信函除表明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外，还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愿提供10亿美元作为基金，以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困难；二是只要能参与联合国，不计较名称。同时要求加利把该函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散发给各会员国。台湾涉外部门还发表了“参与联合国政策白皮书”。联合国开会期间，李登辉专派“新闻局长”胡志强率代表团赴联合国开展文宣活动。尼加拉瓜等国又在会上提出把“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际体系中的特殊情况”提案列入大会议程。9月20日，第50届联大总务委员会在审议本届联大议程时，以3票赞成，25票反对的悬殊比数，断然作了否决。至此，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连续第三年遭到失败。但台湾当局仍不甘心，以后每年联合国开会时，都要鼓励有限的几个“邦交国”提“议案”，但连提连败。

　　开展“度假外交”、“银弹外交”(台湾媒体也有称“凯子外交”)和“校友外交”、“过境外交”等，是李登辉亲自出马推行“弹性务实外交”、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主要手段。李登辉登上台湾领导人宝座后，先后进行过5次“破冰之旅”、“跨洲之旅”。第一次是1989年3月，以“度假”的名义访问新加坡；第2次是1994年2月，仍以“度假”为名访问了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第3次是1994年5月，以参加哥斯达黎加和南非总统就职典礼的名义，访问了中南美洲和非洲4个国家；第4次是1995年4月，又以“度假”的名义访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第5次是1995年6月以“校友”身份访问了美国，参加康乃尔大学的校庆活动。

　　李登辉频频出访，其目的是多元的。第一，他要让世界知道“中华民国在台湾”。他出访过程中不止一次讲，“存在才有希望”，“爱拼才会赢”，“走出来与外国政要握握手比在家晒太阳好”，“在这里我与各国总统平起平坐，就凸显了台湾的存在”。第二，用金钱稳住“邦交”。李登辉每次出访大多带着台湾“中央银行”总裁，台湾媒体形容李登辉的出访是“送钱之旅”。据台湾公开的资料：除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外，李登辉每到一个国家都要给几千万美元的贷款或援助、捐助，有的国家只有几十万人口，伸手就要3500万美元，若不给马上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仅1994年5月中南美洲和非洲的4国之行，就累计花去1亿1千3百万美元。而且这只是公开的部分，李登辉私下送给政要的以及其夫人曾文惠赠给儿童福利院等机构的还不计在内，因为如果公开了，内怕民意代表或舆论追问，外怕相关国家争相索要。到1994年止，台湾为了稳住与一些小国“邦交”，已承诺贷款11亿美元，其中，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就占60%，非洲50多个国家中只有7国与台湾有“邦交”，也花去3亿多美元。第三，为“参与联合国”筹划、拉票。1993年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等7国曾联合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讨论台湾入会问题。为使尼加拉瓜在1994年能再度领头拉相关国家搞联合提案，李登辉访问中南美洲时，第一站就到尼加拉瓜，除提供大额贷款以外，还宣布取消尼加拉瓜以前所欠的2200万美元债务中的75%。同时，李登辉还趁参加哥斯达黎加新总统就职典礼等机会，向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拉圭5国领导人当面拜托，请他们参加联合提案。当然，花钱是少不了的。第四、拓展新的“外交”关系。非洲有一些小国想从台湾得到一些经济利益，台湾便积极利用，有关的人员经常与他们保持接触，一旦条件成熟就买过来。李登辉访问非洲时，原打算亲自与7个小国的领导人面谈，争取与一、二个国家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以壮行色。但最后一个也没有拉住，使李登辉有些扫兴，心情不大好。于是他借机发泄，用仇恨的字眼大骂中共。第五、借机开展“过境外交”。李登辉原打算借“出访”之机，从美国、日本、墨西哥、巴西4国“过境”，以象征国际关系的突破。但是，墨西哥、巴西立即表示拒绝；美国只准在夏威夷过境加油，停留一个半小时，并不准下飞机；日本则不愿担与中国大陆搞坏关系的责任，也加以拒绝。李登辉的“过境外交”未能如愿。

　　实现访美、访日是李登辉的最大心愿。1995年6月，终于用重金敲开了访美的大门。李登辉为了打通访美的关节，从1994年起就花巨资雇佣美国著名的游说公司——卡西迪公关公司，从事美国国会山庄的政治游说。原定年酬金150万美元，后来因成效显著，增加到350万美元。在巨额金钱的诱惑下，卡西迪公司说服了美国参、众两院中大多数反共、反华的议员，通过了联署邀请李登辉进行“私人访问”的决议。开始，人们不明真相，以为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基于某种观念而主张李登辉访美，内幕曝光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完全是由台湾涉外部门、台湾“综合研究院”与卡西迪公司合伙运作的一次金钱交易。据香港媒体透露，李登辉为了访美，仅1995年就花了28亿1千万元新台币，约合1亿多美元。卡西迪公司在攻下国会议员的同时，还把政治游说直指关键人物克林顿。卡西迪公司通过华盛顿的重要关系人物向克林顿保证：只要同意李登辉访美，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总统时，台湾将给予巨额捐献，作为其竞选经费。至于具体数额，不会少于5000万美元。李登辉还向康奈尔大学捐赠250万美元，条件是该校要颁给他杰出校友奖，并在欧林讲座中，邀请他担任主讲人。李登辉达成访美，应了中国的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李登辉访美，主要目的是宣扬“台湾存在的事实”，动摇美国“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特别是6月9日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16次提到“中华民国”，呼吁世界各国要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对待台湾，不要忽视“中华民国”存在所代表的意义、价值与功能。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意思就是‘中华民国’还存在着，而且已经存在84年了。”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麟徵曾对李登辉此行的表现评价说：就国际宣传效果而言，他无疑是一位“两个中国”的“超级推销员”。美国则称他是“麻烦制造者”。

　　李登辉访美后，两岸关系严重恶化。李登辉从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上的倒退，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对外的具体表现就是极力推行“务实外交”。李登辉出任台湾领导人后，在6年任期内，前3年的施政重点放在内政“修宪”，完成所谓“宁静的革命”；后3年的重点则开始放在“务实外交”、“拓展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方面。对于台湾正常地同其他国家发展经贸文化等非官方关系，祖国大陆向来不持异议。但李登辉不是这样，而是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行分裂祖国、谋取“台湾实质独立”之实，因而其做法已经危及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危及台湾社会的稳定。

　　李登辉之所以能够到美国活动，是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长期活动的结果。在国会两院中，亲台势力活动猖獗，一些亲台反华干将占据了参众两院和委员会要职，使得国会大刮“亲台风”。台湾当局也长期竭力为此活动，花重金聘用美国几十家公关公司，向美国国会议员展开游说攻势。同时，也以美元开道，对美国民意、媒体展开公关活动。在重金之下，不少美国的媒体也成为亲台势力的宣传阵地，支持李登辉访美和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文章充斥美国主要报纸的版面。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同意李登辉赴美的前4个月，美国各地主要报刊，就发表数十篇支持李登辉访美的文章。　　

　　台湾当局推行的“务实外交”，经过长期“量”的演变，最终发生“质”的变化。李登辉公开进入美国去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由蒋介石、蒋经国任台湾领导人期间为在国际上维护“一个中国”形象而坚持不到台湾以外的地区去活动，演变为李登辉等人频繁走出去甘心充当反华势力手中的牌，由去一般性国家发展到去世界头号大国，由“度假”、“典礼”上升到完全有着特定目标的政治性访问，由非公开活动过渡到公开发表以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煽动性演讲，与对两岸形成分离状态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搞在一起，企图将两岸分离固定化、永久化。这一演变说明李登辉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在国际上谋取“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已是急不可待，异常嚣张。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制止“台独”分裂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警告李登辉不要走得太远，于1995年6月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深刻揭露李登辉的“台独”真面目，批判李登辉挟洋自重、分裂祖国的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先后举行了导弹发射演习训练、导弹火炮实弹演习、陆海空三军登陆作战等大规模军事演习，表明中国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惜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制止分裂祖国行为的决心和能力。同时，鉴于李登辉访美严重毒化了两岸关系的和缓气氛，导致两岸关系出现紧张局势的现实，海协会宣布暂停原定于７月进行的“汪辜会谈”，“两会”其他层次的事务性商谈也一律停止。这样，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不断趋于缓和的两岸关系开始发生了逆转，不但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1月30日发表的讲话所带来的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契机被台湾当局断送，而且两岸在国际上和军事上的对立明显升级，两岸人民经过十几年努力培植起来的互信基础也因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而几乎丧失殆尽。

　　在两岸关系低迷气氛下，两岸各种交流依然进行，台湾当局却一直在极力降温。李登辉在1996年3月23日举行的大选获胜后，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他极力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绝口不提“一个中国”，有的只是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同时，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也一如既往。在两岸关系和“三通”问题上，一再提出祖国大陆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价来设置障碍。

　　对于访日，李登辉朝思暮想，先后密谋了10年，有6次大的动作。第一次是1991年，李登辉与日本自民党大老金丸信密谋，企图在8月赴拉美“访问”后“顺道”经日本进行“私人”活动，后因被日本媒体披露而取消。第二次是1994年，想趁日本举行亚运会之机赴日，亦告破产。第三次是1995年，台湾鼓励日本亲台势力邀李登辉赴大阪出席亚太经合会议(APEC)最后不得不以辜振甫代之。第四次是1997年，企图借其母校京都大学百年校庆之机赴日。在位时的这四次，都未能如愿，但他仍不甘心，2000年他下台了，仍想借出席“亚洲展望研讨会”之名赴日又告失败。直到2001年终于在第6次以“看病”的名义去了日本，圆了“访日”梦。其实他去看病是假，去为“台独”做广告是真。

　　亲日附美是李登辉“务实外交”的主轴。亲日是“台独”势力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李登辉“亲日情结”的本能体现；附美则是“台独”势力所依赖的靠山。为此，李登辉积极配合美国和日本的亚太战略，鼓吹建立“亚太安全体系”，并为日本政府官员将台湾划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地域范畴而叫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