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假统真“独”的“台独教父”(四)

　　(三)“戒急用忍”紧缩两岸经贸

　　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声称，应检讨“以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这一“扭曲的论调”，并要求财经部门重定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规模的限制。之后，有关职能部门纷纷制定限制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的措施。9月14日，李登辉出席台湾“经营者大会”时，又提出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应“戒急、用忍”。台湾当局有关部门也随声附和，声称要对两岸贸易设定“安全区”，计划在2000年以前，两岸贸易增长率以整体贸易增长率的加减5%作为“安全”指标。

　　为限制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领域与规模，制定了台商投资祖国大陆的新规范，增加台商申请赴祖国大陆投资的审批程序。为阻止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台湾当局一直在对大企业集团进行劝导，劝阻无效后，又采取行政强制手段，甚至恫吓、威胁他们。李登辉发表紧缩大陆经贸政策的讲话后，经济部门负责人王志刚立刻要求有关部门延缓审查在技术层面符合现行投资祖国大陆规定的台塑漳州电厂案，并由副负责人张昌邦出面力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自行撤回”申请案。还威胁说，台塑如另案提出，将“再从头审查”。台湾当局还围攻赴祖国大陆访问的“工总理事长”高清愿，诬蔑他赴祖国大陆是“献媚”、“朝谒”。

　　1997年3月18日，“经济部投审会”邀集财政部门、法务部门、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等单位，就台商“违法”赴祖国大陆投资事宜进行讨论。对违规赴祖国大陆投资者给予适当的行政处罚，不排除限其停止对祖国大陆的投资，以达到劝阻的效果。在台湾当局全力控制企业赴祖国大陆投资的同时，还将防止台商经第三地公司对祖国大陆的投资行为。4月18日，立法机构通过所谓台商“自新条款”，要让“违规”的台商“自新认罪”。

　　李登辉紧缩大陆经贸政策是经过长期策划的，企图以紧缩大陆经贸政策，管控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的流量作为两岸“对等”协商的筹码。对台商投资祖国大陆泼冷水，目的是要遏制两岸经贸联系，其实质显然是企图以经济为筹码进行“政治勒索”，对抗祖国大陆，进而掌握两岸谈判的主导权，达到“两岸分裂分治”、双方为“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但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是以台湾当局的意志为转移的，加强两岸经贸文化人员交流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早已是岛内民众和工商界的基本共识，并非是一两个人所能阻止的，“戒急用忍”只能是徒劳的。

　　与对祖国大陆投资实施“戒急用忍”、进而限制两岸关系政策相配合，1997年2月22日，台湾当局以“行政院新闻局”名义公布了精心设计的“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这一说帖的发表，主要是为了应付祖国大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的强大政治压力，为“两个中国”进行辩解。说帖称目前两岸状态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并且诬蔑祖国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隐含了一个语意陷阱”。因此，说帖的核心是提出了“一个分治的中国”概念。说帖声称，中国自1949年以后即处于分治状态，台北和北京两个政权均未统治过对方，只能代表各自有效统辖的一部分，因而“与其说‘一个中国’，不如说‘一个分治的中国’”。

　　“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提出，无疑是为了再次宣示“分裂分治”的主张，再次拒绝一个中国原则，说明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缓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说明李登辉多次反复谈及有意举行“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定谈判”、“两岸领导人见面”等建议的虚伪性。同样也证明，李登辉正在急于推动台湾“实质独立”，加快实施各种“脱中国化”图谋，从形式到内容上摆脱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地位，摆脱“1949年以来中华民国的格局”的“宪政架构”。

　　李登辉上台以来，在岛内推行本土文化，向台湾青少年一代灌输以台湾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认同”意识。在他的授意下，教育部门编撰了一套《认识台湾》教科书，从1997年9月开始在台湾中学试用，1998年9月正式使用。这套教科书歪曲历史，割裂、否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不讲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强调“台湾人意识”；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贬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宣扬“台湾文化观”，向青少年灌输“台湾生命共同体”和“台湾人的台湾”观念，淡化他们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

　　以“戒急用忍”为主的紧缩两岸交流及破坏两岸关系行为，以“透视‘一个中国’说帖”为代表的对违反“一个中国”立场政策宣示，以《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代表的加速意识形态“脱中国化”举动，严重影响两岸关系正常发展。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被英国殖民者侵占百余年的香港从此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统一，完成了第一步。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的统一完成第二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一态势下，李登辉又开始进行新的挑衅与分裂升级活动。

　　七、鼓吹“两国论”，“台独”之心昭然若揭

　　1999年5月19日，李登辉发表了《台湾的主张》一书。书中除了把他个人的政治主张强加在台湾人民头上，将其定位为“台湾的主张”这一明显的错误外，还公然附和日本右翼学者提出的主张，把中国分成7块，分解中国之心昭然若揭。7月9日，距离退出政坛只有10个月的李登辉，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公然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李登辉抛出的旨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

　　李登辉会见日本客人时继续宣扬“两国论”。“两国论”是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推行的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理念、路线的集中体现。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主要是实现以下“三个定位”：一是为两岸关系进行政治定位。从以前的“模糊”、“否定”一个中国原则质变为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在国际上将台湾定位为“主权国家”。配合西方打“台湾牌”，为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活动提供“理论、政治武器”，以便扩大被国际潮流所压缩了的“两个中国”的空间。三是为政治现实完成定位。在他即将下台之际，完成从“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层次确定“两个中国”，扩大分裂的社会基础，为“两个中国”制造社会氛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一面黑色的分裂旗帜。

　　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是他上台以来对两岸关系定位的一次突破性调整。他已不再遮遮掩掩，直截了当地将海峡两岸定位于“国与国关系”。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台湾当局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所谓“主权国家地位与空间”似乎正在国际间逐渐流失，两岸政治谈判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早在一年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赴祖国大陆访问之前，李登辉就授意他最信赖的新生代幕僚、“国安会”咨询委员蔡英文与张荣丰、“总统府”副秘书长林碧炤，和台大、政大、台经院等多位法政学者，组成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如何突破目前对两岸关系的定位，提出重新定位两岸关系的构想。在研究期间，蔡英文曾远赴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地与知名国际法学者访谈，征询意见。李登辉也多次与研拟人员交换意见，还在官邸宴请小组成员。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研究，1999年5月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其结论是：必须将两岸定位为国家对国家的关系，才能走出中共“一个中国”的框架。该报告还规划，要以低调、渐进的方式，分阶段落实“两国论”的步骤，包括了修宪、修法、废除“国统纲领”等。报告还建议，以后不要再讲“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就是‘一中各表’”，也不要再说“一个分治的中国”、“一国两府”、“中华民国自1912年以来即存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还要少提波茨坦宣言及开罗宣言。

　　按照蔡英文等幕僚的计划，“修宪”、“修法”和废除“国统纲领”要一步一步分阶段实施。“修宪”，先要冻结现行“宪法”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另订增修条文：“中华民国领土为本宪法有效实施地区，宪法第四条不适用”代之。“修法”则是要将所有法律中之“自由地区”、“台湾地区”、“大陆地区”等名词改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修条文亦依同样原则修正。对于以“统一”为目标的“国统纲领”，则是要先弱化，再废除。研究报告中建议，以后不再用“统一”两字，改用“终局解决”四字。并提出“统一不是唯一选项”。做法是分成几个阶段：先“少提”，然后“不提”，再慢慢公开“新思维”，最后废除“国统纲领”，另以“两岸纲领”取代。这样一步一步地做下去，每一步都小到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日积月累下来，就使“两国”成了既成事实，到那时，做不做政策宣示都不那么重要了。

　　李登辉对这个研究报告相当认同。他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就透露希望与国际法学者好好讨论“中华民国”的地位，想谈的便是“两国论”的主张。不过，研究报告中的“修宪”、“修法”、废“国统纲领”等建议，觉得牵动的面太广，得好几年才能完成，他等不及了。于是，他决定原则接受这个研究报告的论点，在7月9日接受“德国之声”电台的两位记者采访时，公然向世人做了宣示：“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非一个中国的关系。”7月27日，他又跑出来解释说：由于“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定位过于模糊”，所以他要把两岸关系的“实质内涵”定为“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两国论”是李登辉临时起意匆匆抛出的，直到7月8日，还只有李登辉和几个幕僚知情，“国安会”不曾正式讨论过其研究结论，相关“部会”更不曾交换过意见，就连“国安会”秘书长殷宗文也没有看过整个研究报告。只有大陆事务部门主管苏起，因要去美国参加“国建联谊会”，蔡英文和张荣丰在他行前做了很简略的汇报。因此，当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连“新闻局”、“外交部”等领导人都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更不明白大陆政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外界开始质疑决策过程。于是，在李登辉的授意下，“总统府”宣布，这是由“加强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研究小组”审慎研究一年的结果。而且为了壮声势，把“总统府”秘书长黄玉昆、“资政”丁懋时及“国安会”秘书长殷宗文都列为“研究小组”成员，以掩饰其实只是几个新生代幕僚和李登辉之间的决定。而由于事先未经协调，各“部会”仍搞不清楚政策，“新闻局”为外籍记者准备的说帖被临时撤回，甚至连“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英译也乱成一团。

　　美国政府对此事也极为不满，既然台湾要寻求和依赖美国的保护，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竟然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当时台海局势骤变，真有山雨欲来之势。于是美国打破常规，公开向海峡两岸发出照会，呼吁克制。美国政府还叫停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以示惩罚，同时建议撤换大陆事务部门主管苏起。

　　李登辉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匆匆忙忙抛出“两国论”，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精心选择的。因为9月是联合国开会期，这时台湾将策动一些国家提出重返联合国案，两岸关系绷紧，于是在此前后不断提出新的主张。10月，汪道涵将可能访问台湾，到时将展开两岸政治谈判。近些年来，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的气氛有所改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往有较大发展，特别是民间团体的交流和对话势头强劲，早日进行政治谈判的呼声日益强烈。李登辉不愿看到两岸关系的这种势头，尤其不愿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即使要谈，也得将对话机制置于他划定的“国与国关系”的框架之中，所以必须及早为两岸关系定位。同时，1999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悍然发动了对南联盟的武装侵略，使国际上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受到了鼓舞。他们还公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关系处于对峙状态，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又出现一股新的反华浪潮。李登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便急不可待地向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发难，企图混水摸鱼，以求一逞。

　　更为重要的是，李登辉离下台仅剩半年多一点时间，岛内大选的热身赛已经开始，他要在卸任前，进一步提出“实质的、长期的政治构想”，因此，他要匆忙地赶在大选前抛出“两国论”，选战打响后，他就没有精力、也不适宜再提两岸问题了。他这样做，除了“完成心愿”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乃是蓄意要把他台湾独立的政治设计延续到“后李登辉时代”，造成分裂的既成事实，使台湾未来的当权者能够将他的分裂路线延续下去。“两国论”抛出不久的8月10日，李登辉在行政部门“国家策略研究班”致词时，除了说“国与国关系”愈闹愈好以外，还得意地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已不是‘总统’了，现在我把‘国家’的定位问题说出来，以后谁来做‘总统’，都非常好做事情。”一语道破他的动机。

　　李登辉公然赤裸裸地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彻底扯去了伪装，将他的本来面目暴露天下。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和平统一，彻底分裂中国领土和主权，以走上台湾独立的道路，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地分裂出去。

　　“两国论”抛出后，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两国论”有违岛内民意。一种政治行为符不符合民意，不能简单地从带有特定导向的民意调查和当局的短期行为来看，而要看这一政治行为是否伤害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在台湾前途问题上，李登辉以“两国论”为赌注，摆开豪赌的架势，由“暗独”走向“明独”，公开分裂祖国，已经严重破坏了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三项基本条件，当然损害了岛内民众的根本利益，进而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

　　首先，“两国论”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两国论”的要害很清楚，就是要在两岸关系刚现转机之际，以直接抽掉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方式来关闭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截断两岸交流的渠道，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濒临破裂。只要对两岸关系有所了解的人，无不认识到李登辉已经成为破坏两岸关系的元凶，“两国论”造成两岸关系全面倒退。“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之间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这一场斗争既是李登辉长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祖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能力的集中体现。

　　其次，“两国论”造成台湾在国际上更加被动。“两国论”提出后，尽管台湾当局一再声称要以此为基调在国际上大力宣传，事实上它已成为国际上一次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再次确认。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两国论”不仅没有得逞，而且遭到严厉批评，克林顿总统更是把“赞成一个中国的政策、赞成两岸对话、台湾和大陆的分歧应和平解决”列为对台政策的三个支柱，不久以后又将这三个支柱明确定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两国论”在国际间被认为是“刺刀边缘政策”，同样也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了威胁。不过，李登辉戴着“两国论”牌的“麻烦制造者”帽子，不仅未有所收敛，反而上蹿下跳，还咬牙切齿地叫嚣“愈闹愈好”，分明是对岛内民众顺应世界潮流、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民意的最大嘲弄。

　　面对“两国论”引起的巨大政治风波，国民党内并不平静。在李登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只要想留在党内的人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看着李登辉为所欲为。在1999年8月2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把“两国论”纳入《政治任务提示案》，声称要把“两国论”作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纲领之一。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在台湾前途上是为了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岸关系上是为了阻挠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外关系上是为了图谋“国际法人资格”，在个人理想上是为了表明他的分裂心迹。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最后击垮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以触发和推动国民党最大最关键的一次分裂。这从李登辉下台后发表的几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

　　在2000年台湾大选的关键时刻，面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内的反“台独”力量希望能够在李登辉退休的同时，由国民党继续掌握政权。他们认为当时的实际政治态势是，只要国民党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尤其是已经游离于党外的宋楚瑜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副领导人连战携手合作，绝对能够战胜陈水扁。

　　李登辉的小算盘很清楚，他看到了这种威胁。他的既定方针是要让国民党下野，让位于既是“本省”出生、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让位于虽说善变善骗但主张“台独”没有改变的陈水扁。要达到这一目标，要让国民党彻底烂下去，削弱国民党的实力，保证陈水扁当选。

　　如何削弱国民党？李登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使用组织手段。面对党内出现的组成“连宋配”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坚持连战和行政部门负责人萧万长组合参选，彻底逼走宋楚瑜。二是提出赤裸裸的“两国论”，引发党内政治理念上的大混乱，把一大批本来对李登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不满、但留在党内准备借大选趁机支持连战的党员和支持群体，逼向反对“两国论”的宋楚瑜阵营，以减少连战可能得到的选票，减少对陈水扁的威胁。在李登辉的一手策划下，国民党在选举中出现分裂，并最终失去执政权。

　　由于李登辉分裂国民党，导致国民党大选失败，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国民党也从执政变成下野。连战临危受命，挑起国民党中兴之重任。

　　李登辉被迫离开国民党，但他没有停止宣扬“两国论”、打压反“台独”力量的活动，“台独”成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成为他的生存基本要素。2001年8月12日，台湾又一个“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成立，李登辉成为“台联党”的“精神领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他本人和“台联党”在岛内兴风作浪，胡作非为，推出一个又一个“台独”提案，极力配合“顽固台独”的分裂活动。

　　李登辉顽固坚持“两国论”，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全力推动“台湾正名运动”，图谋“废除中华民国国号”，使用“台湾共和国国号”，这是继续推动“台独”的新着力点。在陈水扁公开抛出“一边一国”时，李登辉站在为之辩护的前列。

　　民进党和陈水扁为了扩大支持阵营，拉拢和分化泛蓝阵营，对“台独”进行伪装，推进“渐进式台独”。李登辉惟恐“台独”被人遗忘，高举“急独”旗帜和充当“急独”打手。这样既可以让“急独”不断发声，又能因其“急独”言行而减轻对“渐进式台独”的压力，创造出“渐进式台独”的“独味”似乎已经减少的环境，掩护“淡化、伪装台独”向前推展。

　　李登辉继续反对两岸“三通”，反对松绑“戒急用忍”。他声称开放“三通”会危害到“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威胁到台湾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他危言耸听地称，台商投资祖国大陆是“掏空了台湾经济”，造成台湾的“经济黑洞”，投资祖国大陆的台商到时“哭哭啼啼回台湾”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李登辉还策动“台联党”上街示威，反对开放高端半导体产业项目投资祖国大陆。可以说，李登辉和“台联党”已经成为两岸“三通”的直接阻力。

　　李登辉还与“台联党”不断挑起族群矛盾和统“独”冲突。为扩大“台联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李登辉故伎重演，利用岛内存在的统“独”和族群矛盾，制造祖国大陆“欺负”台湾、“外来政权”勾结祖国大陆“联共卖台”、“外省人”欺负“本省人”的假象，煽动对祖国大陆的敌意，煽动本省人联合起来反对外省人。

　　李登辉下台后的“台独”言行与作为，实质也是在向国民党内的追随者招手，从理论和思想层面继续分化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在台几十年经营从中兴走向分裂、衰落甚至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