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毒瘤——“三股势力”(二)

　　第三阶段：四处行凶，疯狂作案(1990年至2000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重点指向中国，加紧推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战略，企图在少数民族地区寻找和打开突破口。他们把新疆作为主攻目标，公开支持和操纵针对新疆的分裂破坏活动。在这一背景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简称“东突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简称“东突信息中心”)等恐怖组织纷纷在境外成立。他们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与境内“三股势力”加紧勾结，不断变换策略和手段，开展反动宣传，培植反动骨干，极力挑起事端，暴力倾向和武装对抗趋势明显。在新疆，有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接连发生，骚乱、爆炸、暗杀等暴力恐怖案件急剧增多，反分裂斗争进入了一个尖锐、激烈和复杂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0年间，境内外“三股势力”在新疆制造了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这一时期“三股势力”暴力恐怖犯罪以1990年“巴仁乡武装暴乱”为起点。此后到1995年，分裂活动不断加剧，发生了乌鲁木齐连环爆炸案等恶性事件。1997年前后，分裂分子围绕香港回归策划、制造“断桥赶汉”系列恐怖活动，达到这一时期的高峰。1999年后，分裂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动得到遏制，但其活动方式更加多变。“三股势力”的主要恐怖活动形式有：

　　一是制造爆炸。“三股势力”先后制造了1991年阿克苏地区库车县“2·28”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1992年乌鲁木齐市“2·5”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伤)、1993年喀什市“6·17”系列爆炸案(造成2人死亡、36人受伤)、1994年阿克苏市“7·18”系列爆炸案、1997年乌鲁木齐市“2·25”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68人受伤)、1998年春喀什地区叶城县系列爆炸案(3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发大火)、1998年叶城县“4·7”系列爆炸案(炸伤8人)，给新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是进行暗杀。为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恐怖气氛，“三股势力”先后制造了1993年叶城县“8·24”行刺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案，1996年阿克苏地区新和县“3·22”枪杀县伊斯兰协会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案，库车县“4·29”系列爆炸杀人案(造成基层干部4人死亡、3人受伤)、喀什市“5·12”暗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案，1997年阿克苏市“3·23”杀害金银川垦区负责人艾买尔江夫妇案、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7·3”杀害拜什力克乡村干部吐尔地尼牙孜夫妇案、和田地区墨玉县“6·4”杀害恰其克乡荒地村干部买买提肉孜·买买提案，阿克苏地区拜城县“11·6”枪杀阿克苏伊协主席、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案，1998年叶城县“1·27”枪杀县政协常委、县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案，1999年喀什地区泽普县“8·23”杀害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父子并纵火案。

　　三是袭击警察和政府机关。为制造恐怖气氛、破坏正常社会秩序，“三股势力”将矛头指向了人民警察和政府机关，先后制造了1996年阿克苏地区温宿县“2·10”抢枪杀人案(造成武警官兵2人、报案群众1人死亡)、叶城县“8·27”袭击江格力斯乡政府事件(造成基层干部、公安民警6人死亡，2人受伤)，1999年泽普县“10·24”袭击赛力乡派出所事件(造成１名联防队员和１名留置审查的犯罪嫌疑人死亡，１名警察和１名联防队员受伤)。

　　四是实施投毒、纵火。“三股势力”丧心病狂地制造了1998年２月喀什市系列投毒案(造成４人中毒、１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死亡或中毒)、1998年乌鲁木齐市“５·23”纵火案、1999年和田市“10·11”爆炸纵火案(烧毁棉花约２吨)。

　　五是建立秘密训练基地，筹集、制造武器弹药。“三股势力”为了培训骨干、扩大恐怖组织，在新疆偏僻地区秘密建立训练基地。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了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该基地先后办班3期，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受训者大多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发生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1998年2月，境外“东伊运”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内地一些地方建立了10多处训练基地，培训了15批恐怖分子，共150多人。此外，警方还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莎车县卡琼乡、库车县乌尊乡等地查获制造武器弹药、爆炸物的窝点，收缴大批枪支、手雷及爆炸装置。

　　六是策划组织骚乱暴乱事件。“三股势力”为了达到制造恐怖气氛、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先后策划、组织了1990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武装暴乱”(造成武警官兵6人死亡)，1995年和田市“7·7”打砸抢骚乱事件，1997年伊宁市“2·5”打砸抢骚乱事件(造成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大肆打、砸、抢、烧、杀，对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三股势力”还在境外制造暴力恐怖事件。1997年3月，暴恐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1998年3月，用炸弹袭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2000年3月，枪杀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2000年5月，绑架一新疆商人并杀害该商人侄子，纵火焚烧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袭击新疆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火、绑架案的工作组(造成１人死亡、２人受伤)。2000年９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杀害２名当地警察。

　　第四阶段：伪装转向，内外勾结(2001年至2007年)

　　“9·11”事件发生后，以“东伊运”、“东突解放组织”为代表的“三股势力”遭到国际反恐联盟的沉重打击。2001年10月至11月，在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中，“东伊运”等在阿富汗的训练基地被摧毁，22名“东突”分子被美军俘获，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直接支持“东突”的证据也被曝光。此后,“东伊运”等被联合国以及中国、美国等世界大多数国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纷纷将“东突”恐怖分子引渡回中国。2003年底，“东伊运”一号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东伊运”等组织的残部不得不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流窜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一些中亚国家。在此背景下，“三股势力”被迫转入“蛰伏期”，尝试调整策略，加紧内外勾结。这一阶段“三股势力”动向主要表现为：

　　第一，实行策略调整，提出“渐进独立”战略。在全球反恐的大背景以及中国政府的严打攻势下，“三股势力”意识到，“在一定时期内，独立是一个几乎不能实现的梦想”，被迫降低目标。“世维会”等提出了所谓“五十年战略计划”的“渐进独立”方针。该计划把“疆独”看作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长期推行的过程，强调第一步要以“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为诉求，在国际上广泛宣传所谓维吾尔人遭打压的虚假事实，博取国际舆论同情。有的分裂组织表面上与“东伊运”等恐怖组织拉开距离，“呼吁”放弃暴力，“以和平方式开展斗争”。

　　第二，加强力量整合，炮制“精神领袖”。“三股势力”一直寻求整合分裂组织，企图形成一股“统一力量”来对抗中国政府。“9·11”事件发生后，“三股势力”某些头面人物认为，“面对新的形势，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协调功能的统一组织”。2004年4月，境外“三股势力”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选举艾尔肯·阿尔普提金为“主席”，在形式上实现了境外分裂组织的“统一”。9月，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暗中支持下，又成立了以艾尼瓦尔·玉素甫为首的“东突流亡政府”,进一步整合了境外分裂势力。2006年，由“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发起成立“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为了壮大声势，“世维会”将热比娅吹捧为“维吾尔之母”，努力将其塑造成“三股势力”的“精神领袖”，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在“新疆问题”上制造更大麻烦。

　　第三，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三股势力”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会见西方政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及网络宣传等方式，攻击中国政府，散布“疆独”主张，寻求扩大分裂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世维会”等在国际上的窜访活动取得了一些混淆视听的效果。比如，个别国际人权组织大肆指责中国政府“利用‘9·11’后的气氛，使对维吾尔人的认同以及公民权的压制正当化”。另一个途径是与海外反华势力加紧勾结，特别是与“藏独”、“台独”势力同流合污。热比娅多次会见达赖，在《华盛顿邮报》等外国媒体撰文支持达赖集团分裂势力，表示“维吾尔人将坚定地支持西藏人民的事业”。热比娅与“台独”势力暗中勾结，就有关问题联合向中国政府发难，在国际上掀起攻击中国、污蔑中国的浊流。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三股势力”继续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鼓动分裂情绪，煽动宗教狂热。他们藏身中亚国家，对新疆进行“贴近”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造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千方百计推销“藏独”理论。开展对重点人群的策反工作，拉拢、收买中国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

　　第五，接受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的思想和组织发展形式。“伊扎布特”是阿拉伯语的音译,直译为“真主的团体”,其政治含义为“伊斯兰解放党”或“伊斯兰拯救党”。“伊扎布特”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亚地区出现，宗旨是通过“圣战”将伊斯兰教义推向世界，推翻世俗政权和“异教徒”政府，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组织纲领是以《古兰经》为指导，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为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家而献身。虽然“伊扎布特”组织与境内外“三股势力”的远期政治目标有一定差异，但在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其严密的组织体系、高效的发展方式，成为“三股势力”的效仿对象。“东伊运”、“东突解放组织”都推崇“伊扎布特”思想，提出要借鉴、利用“伊扎布特”组织的传播发展方式，以“培训班”或所谓“讲经”的方式秘密发展成员和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其成员往往改名换姓，隐瞒真实身份，采取单线垂直联系，多以出租房和偏远农村为活动据点，行为十分诡秘。他们在新疆和田、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频繁活动，散布、张贴反动传单和标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街游行，成为威胁新疆地方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不安定因素。

　　这一时期，新疆迎来多年持续稳定，大局总体平静，但“三股势力”仍伺机制造暴力恐怖事件。2001年2月3日，暴恐分子残忍杀害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2002年5月17日，暴恐分子在和田地区皮山县一乡村小学制造了凶杀案件，当场用铡刀砍死该学校维吾尔族校长，砍伤2名教师、2名农经站干部和1名派出所司机。2002年6月29日，残暴枪杀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领事王建平及司机。2003年3月26日，“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

　　第五阶段：变本加厉，猖狂作乱(2008年至今)

　　2008年以来，在民族分离思潮的刺激和影响下，国内外“三股势力”加紧勾结，秘密发展组织，基本形成了“以西亚为大本营、以中亚为桥头堡、以南亚为训练基地、以欧美为协调指挥中心、以新疆为主战场”的态势。“三股势力”分裂破坏活动日益猖獗，将袭击目标从平民扩展到政府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恐怖手段不断升级，暴力倾向和武装对抗趋势明显，新疆的反分裂斗争进入了更加尖锐、激烈和复杂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第一，暴力恐怖活动计划性、针对性越来越强。为最大限度地制造恐怖气氛和社会混乱，“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策略性，精心选择时机，针对重大活动、重要人物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进行攻击，挑衅意味浓厚，行径非常恶劣。

　　北京奥运会前后，“三股势力”在新疆连续制造了喀什“8·4”驾车袭击公安边防支队官兵、库车“8·10”向公安机关和工商管理所投掷爆炸物、疏勒“8·15”袭击治安卡点等数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16人死亡、10人受伤，2辆警车被炸毁。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东伊运”策划了“10·28”吉普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暴力恐怖事件，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三股势力”策划了“3·1”昆明火车站砍杀事件，造成29人遇难，143人受伤。2014年4月，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后不久，“东伊运”策划了“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2014年5月，在上海亚信峰会对反恐发出一致声音、顺利闭幕后数日，“三股势力”策划了“5·22”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冲撞群众暴力恐怖事件，造成39名无辜群众遇难，94人受伤。2014年7月30日，3名暴徒残忍杀害了著名爱国宗教人士、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

　　第二，暴力恐怖袭击地域扩大，不断向外扩展。“三股势力”制造暴力恐怖袭击，之前大都限于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南疆地州，这一时期开始向东疆蔓延，并外溢到内地。2013年6月26日清晨，吐鲁番地区鄯善县连木沁镇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持刀暴徒先后袭击当地派出所、政府办公楼，挥刀砍人并放火焚烧警车。导致27人死亡，包括9名警察和保安、8名平民，另有3人在送往当地医院后死亡。2013年，北京“10·28”吉普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暴力恐怖事件，标志着“三股势力”的黑手伸进了祖国的心脏。2014年，“3·1”昆明火车站砍杀事件则拉响了“三股势力”从新疆扩展到其他地区的警讯。

　　第三，暴力恐怖活动强度、烈度越来越大。2008年以来，“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强度和烈度都明显超过前期，暴力性、对抗性进一步升级。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了2009年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被毁车辆达260部，其中190部公交车，50多部民用车辆；2栋楼房被烧毁，受损门面房203间，民房14间，总过火面积达5.685万平方米。“7·5”事件是新疆解放以来发生的性质最恶劣、死伤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破坏程度最大、影响最坏的暴力犯罪事件。2013年4月23日，喀什地区巴楚县发生暴恐分子残忍杀害社区工作人员、设伏袭击民警的恶性事件，导致15名民警、社区工作人员被害，警方击毙了6名暴徒，并抓获8人。2014年7月28日，一伙暴徒持刀斧袭击喀什地区莎车县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并有部分暴徒窜至该县荒地镇，打砸焚烧过往车辆，砍杀无辜群众，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

　　第四，暴力恐怖犯罪手段不断升级。“三股势力”在使用爆炸、袭击、投毒和制造骚乱等传统手段的基础上，为了引起更多关注、制造更大恐慌，还采用了各种新型暴力犯罪手段：

　　(1)阴谋炸毁客机及图谋劫机。2008年3月7日，长期在国外接受恐怖活动训练、年仅19岁的维吾尔族女性古扎丽努尔·吐尔地携带两个注入汽油的易拉罐，骗过机场安检人员，登上由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南航CZ6901客机，在客机卫生间企图点燃汽油引爆飞机，被空乘人员发现并制服。2012年6月29日，由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GS7554客机起飞后不久，6名歹徒突然暴力冲击驾驶舱，持械袭击乘客，图谋劫持飞机，后被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飞机随即返航和田机场并安全着陆，6名歹徒被公安机关抓获。

　　(2)自杀式袭击。在2008年“3·7”阴谋炸毁客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试图以自杀方式炸毁客机。在2008年库车县爆炸案中，2名恐怖分子采用自杀式爆炸方式袭击县公安局。2013年“10·28”吉普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暴力恐怖事件也是典型的自杀式袭击。

　　(3)连环袭击。2011年7月，暴徒连续制造了和田市“7·18”打砸焚烧纳尔巴格派出所案、喀什“7·30”美食街路口砍杀案、喀什市“7·31”香榭街餐厅砍杀纵火案等3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名联防队员和12名无辜群众遇难，40余名群众受伤。2013年夏，“三股势力”连续制造了巴楚县“4·23”事件、鄯善县鲁克沁镇“6·26”事件、和田县罕尔日克镇“6·28”持械聚集闹事事件。2013年底，“三股势力”连续制造了三起袭警案：巴楚县“11·16”袭击色力布亚镇派出所事件(造成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疏附县“12·15”袭警事件(造成2名民警牺牲)、莎车县“12·30”袭击县公安局事件。

　　(4)“针刺”。2009年8、9月间，就在乌鲁木齐逐渐走出“7·5”事件阴霾时，一些分裂分子在公共场所通过挤、拍、碰等方式“针刺”市民，有预谋、有组织地扰乱社会秩序、制造恐怖气氛。新疆公安部门迅速行动，仅9月间就打掉“针刺”团伙7个，破获“针刺”案件3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5名。

　　第五，运用互联网开展恐怖活动。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招募人员，传播暴恐思想，传授暴恐技术，筹集恐怖活动资金，策划恐怖袭击活动。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恐怖主义的网上推手——“东伊运”恐怖音视频》电视专题片披露，近年来，“东伊运”制作的恐怖音视频数量呈明显增长态势，2013年，“东伊运”共制作发布暴恐音视频107部，超历年总和。这些暴恐音视频煽动性极强，通过互联网迅速传入境内。恐怖分子意识到，相对于此前派人潜伏入境实施恐怖活动、进行恐怖主义宣传的传统方法，通过互联网发布恐怖音视频进行恐怖主义宣传和煽动成本低、风险小、效果明显。据报道，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涉案人员几乎无一例外观看、收听过宣扬、煽动暴力恐怖的音视频。

　　第六，新的恐怖组织“伊吉拉特”危害越来越大。“伊吉拉特”又称“迁徙圣战组织”。与“伊扎布特”不同，“伊吉拉特”是一群职业暴力恐怖分子。该组织宣称为了真主而背井离乡，抛弃所有财产，集中迁徙到一个地方发动暴力活动，进行“圣战”。虽然没有类似“东伊运”的完整统一组织，但“伊吉拉特”成员都是职业恐怖分子，赤裸裸地宣扬暴力，极端凶残。该组织于2005年在新疆喀什制造恐怖事件后被关注，目前已发展成为新疆暴力恐怖活动的主要制造者。“伊吉拉特”还是2012年6月和田劫机事件的幕后黑手。

　　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恐怖袭击事件还有2010年阿克苏市依干其乡“8·19”袭警案(造成7人死亡、14人受伤)，2012年叶城县“2·28”幸福路步行街恐怖袭击案(造成15人死亡，14人受伤)，2014年轮台县“9·21”爆炸案(造成6人死亡、54人受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