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对“台独国家认同”的误导

　　李登辉在台湾掌权期间，面临国民党专制统治带来的严重后遗症，利用蒋经国生前最后阶段推行的“宪政改革”，全面、强势推行“实质台独”，作为引导“国家认同”变化的政治基础。经过李登辉利用公共权力长达12年的引导，台湾原有的以“一个中国认同”为主体的“国家认同”开始出现多元化。

　　一、推进“实质台独”，为“台独国家认同”打基础

　　李登辉的执政过程，就是逐步抛弃一个中国原则、确立“实质台独”体制的过程，也是引导“台独国家认同”的过程。

　　一是抛弃一个中国原则。经过长达40年的努力、蒋家父子推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成效显著，民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等原生领域的“国家认同”基础扎实，经济、宗教和教育等现实领域的“国家认同”也较为稳定，特别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新闻媒体、社会舆论、民意倾向和思维方式都是以“一个中国”作为基点，蓬勃兴起的两岸交流在台湾取得“一边倒的支持”，社会民意主要构成也是以“一个中国”为取向的简单结构。在李登辉看来，理论上需要创立与一个中国原则相对抗的分裂理论体系，政治上要确立两岸之间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民意上要改变全社会主张和平统一的政治构成，依靠实力上要分裂社会族群形成“台独阵营”。显然，李登辉所为是要去除“一个中国认同”的政治基础。

　　二是利用“宪政改革”推行“实质台独”。面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政治危机，蒋经国推行“革新保台”和“本土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予以应对，1987年7月结束“戒严”、专制统治走向尾声。李登辉在继续推进“宪政改革”和两岸交流过程中，更多的是要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改变原有的“一中宪法”和“中华民国法统”，完成“实质独立”的政治架构，煽动族群分裂，让被他认为是“外来政权”的国民党下台，让在他看来是“代表”台湾人利益的民进党上台执政。正是因为李登辉所为，原本非法的“台独”越趋活跃，族群对立越趋严重，统“独”分歧越趋激烈，“国家认同”越趋混乱，这一切又成为宣扬“台湾主体性”的机会和依据。

　　三是让国民党下野。李登辉利用“民主化”推行“本土化”，完成“台独合法化”，利用民众对专制统治的痛恨和对民主的要求，趁机清理党内反对派。到2000年3月，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被他称为“外来政权”的国民党掌握的统治权“和平转移”到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手中。可以说，李登辉通过“宪政改革”，在党内借社会上要求改革和政治民主的民意来压党意，迫使党内“非主流派(倒李派)”就范，同时在社会上塑造出他的“民主成就”。李登辉的政治逻辑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国民党下野了，表明“一个中国政策”的失败，“中华民国法统”的失效和“台独”在岛内已经拥有相当的民意市场，目的是在引导民众抛弃“一个中国认同”。李登辉和“台独势力”把通过“本土化”和“民主化”让国民党下野，看成是“台湾主体性”的觉悟和诞生。

　　四是为两岸交流制造障碍。两岸交流就是两岸中国人在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进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往来，是在两岸敌对状态尚未正式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李登辉在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大潮的情况下，为两岸交流设置障碍和改变两岸交流的正确方向。面对“汪辜会谈”后两岸交流新高潮，他借助“千岛湖事件”和发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挑拨两岸同胞感情，宣扬“一国两制”是要“吞并台湾”、政治谈判是要“矮化台湾”、两岸人员交流是要“渗透台湾”、文化往来是要“拉拢台湾”、经贸交流是要“套住台湾”、台商投资祖国大陆是要“掏空台湾”等论调，并且制订“戒急用忍”措施，设置障碍阻挠两岸交流和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宣扬“台湾主体性”、撩起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防卫和对抗心理”成为主要手段。

　　五是宣扬“两国论”。为否定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分别提出“分裂分治”、“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两岸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在台湾”、“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等口号，模糊“一个中国定义”。1999年5月19日，抛出《台湾的主张》，公开主张分割中国领土。7月9日，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公开背叛一个中国原则。2000年7月25日，抛出《亚洲的智略》一书，公开宣称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已经成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实现“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李登辉在推行“和平走向分裂”的“独台路线”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纵容“台独”和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动。为了从根本上搞乱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基础，更是把中国国民党说成是“外来政权”，意在号召选民抛弃国民党政权。

　　二、宣扬“台独认同”，全面引导“国家认同”

　　李登辉宣扬的“台独认同”的重点是改变台湾的“国家认同”，变“一个中国认同”为“台独国家认同”。

　　一是从民族、文化和族群方面误导。

　　在李登辉看来，要从中国分裂出去，就要与祖国大陆对抗。他声称，台澎金马人民历经50年的共同生活已经荣辱与共、密不可分，全民必须取得共识，有助于推动“国家”建设总体发展凝聚“生命共同体”共识。“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是“台湾主体性”的形象说法，是“台湾国族主义比较隐晦的说法”，是要内部团结，一致对付祖国大陆。

　　图谋改变台湾人的中华民族属性。他在宣扬“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时，声称“所谓的‘新中原’，是指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由于台湾岛内存在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使得认同更显困难。不过正因如此，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与祖国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才是‘大中华’与‘新中原’的真义所在”。把“台湾主体性”与“中华民族主体性”对立起来。

　　策划改变族群结构。李登辉为了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在1992年6月实施的“户籍法”，规定身份证上的祖籍地登记改为出生地，一方面因为最基本的身份证件上不再有是否外省籍或本省籍的文字纪录，固然有利于减少省籍矛盾；一方面则是没有身份证上最常见的祖籍地提醒，可以减少外省籍后代的“故乡和中国意识”，从族群角度增加“台湾民族”的认同，改变台湾人原有的中华民族属性。

　　强行脱离中华文化制约。1993年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国民中小学乡土教育实施要点”，规定各级政府机构持续推动乡土教育目标并加强编纂乡土教育教材。同时，将大学必修的“中国通史”改为选修的“本国史”，目的是淡化“中国概念”。1997年，推出《认识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宣扬日本殖民统治，把台湾史与中国史相区别，否认中华历史文化主体性，强化“台湾主体性”。

　　二是从政治制度、两岸关系上误导。

　　李登辉在从民族、文化、历史和族群等形成“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下手的同时，还从政治、制度和两岸关系方面进行引导，以改变“戒严”时期形成和延续下来的“一个中国认同”。

　　在政治领域，一方面先后提出“分裂分治”、两岸为“对等的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等主张，否定“一中原则”；一方面宣扬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制造党内纷争，国民党终于在2000年3月败选下野。

　　编织“台独国家认同”的体制保障。对于长期形成的与体现大中国的“五权分立体制”和台湾省行政区划设置，通过连续六次“修宪”，冻结“一中宪法”相关条文和台湾省行政区划设置，全面冲击“中华民国法统”，完成与“实质独立”相配套的政治架构。“修宪”的“台独”因素，使得民进党势力有所增长，统“独”分歧日趋激烈，“国家认同”日趋混乱。

　　显然，李登辉主政重点是在“民族和文化认同”层面上把“本土认同”提升为“台湾认同”，将台湾“国家认同”中的以“一个中国认同”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认同”转变为“台独民族、文化和历史认同”，使台湾民众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相疏离，使“台湾意识”与“台湾认同”成为主流论述。

　　三是台湾“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

　　李登辉执政12年，改变了国民党“长期独大局面”，以图让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改变了存在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图台湾政治定位的调整；改变了两岸交流原有的正确方向，以图扩大两岸的疏离感；改变了“一个中国认同”，以图让“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在“身份确认”上原本的“我是中国人”认同，变为“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多种选择；在“政治归属”上，原本的“一个中国认同”，变为对“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多种认同。李登辉在2001年10月28日抛出《慈悲与宽容》一书时声称，台湾没那么多的时间，须赶快建立“国家认同”，要在(2008年以前的)短短6年内，好好加强推广台湾认同，要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都认同台湾，落实认同“国家”。

　　从民意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李登辉利用公共权力制订、推动政策配合，宣扬和编造“台湾主体性”，加速台湾“国家认同”的多元化。从他具体实施“宪政改革”的1992年到他下台时，“我是台湾人”的认同从17.6%上升到39.6%；“我是中国人”的认同从25.5%下降为12.5%。甚至有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两国论”获得高达48.9%到81%民意支持。应该说，在李登辉的“引导”下，存在40多年的“一个中国政策”大部被抛弃，民众心中的“一个中国认同”被误导，对于祖国大陆的负面印象在扩大，“台湾人、台湾民族、台湾主体性”等观念开始流行，“一个中国认同”遭到挑战。

　　李登辉抛弃一个中国原则、引导“国家认同”多元化，是在“民主化、本土化、多元化、台湾主体和台湾优先”的名义下进行，并且得到继任者陈水扁的强势贯彻，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煽动性，广大台湾民众认清其本质和与其划清界限需要时间和努力。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