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青年“反中”情绪的根源

　　近年来，岛内社会运动中青年参与的能量不断增大，“反中”色彩日益明显，以至于在2014年掀起了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均产生较大影响的“太阳花学运”。台湾青年热衷参与社运，且“反中”情绪浓厚的根源，与青年成长的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

　　一、“相对剥夺感”增强是青年参与社运的内在动因

　　社会学理论认为，人的“相对剥夺感”越大，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就越强；社会运动是参与者寻求改变以获得较大利益机会的舞台。近年来，岛内经济转型困难、发展缓慢，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升高，使得青年世代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强，成为其参与社运的主要内驱力。

　　2000年以来，在政治因素的桎梏下，台湾产业加速大量外移，导致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最大的服务业，无法发展带动整体经济发展，岛内产业转型升级遭遇结构性困境。在此情况下，台湾社会阶级结构及其流动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小型私营企业和工人阶级减少，服务业人员、技术工人与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比例上升；以往常见的“黑手变头家”(工人成长为老板)的社会流动方式变成极少数，依靠文化(高学历和专业技术)资本积累上升的方式成为主流。

　　台湾社会阶级的变化与经济衰退共同对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青年人成为遭受经济衰退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一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大。台湾的基尼系数1980年为0.278，之后逐渐升高，2001年达到历史新高0.35，之后一直在0.34上下浮动。虽然从全球范围看不算高，甚至还低于国际警戒值0.4，但由于台湾在1960至1980年代一直属于贫富较均等社会，两相比较后就显出较大落差，社会上的贫穷感和失落感升高。

　　二是失业率逐年攀升，青年失业率最高。1990至2000年，台湾年平均失业率只有1%至3%，但2000至2010年升高到4%以上，甚至一度逼近5%。其中，初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最高，即使在近5年来整体失业率最低的2013年(4.18%)，20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仍高达13.75%，为历史第二高。同时，因高学历贬值，欠缺专业技能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失业人数比例从1999年占全体失业人口的10.4%升至2009年的27.8%；失业期不断拉长，从过去的20余周上升到30余周，毕业后找到工作的时间平均需要8、9个月。

　　三是实质薪资停滞甚至出现倒退，“青贫族”增加。1997年后，台湾受雇者的实质工资开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2013年实质月薪倒退到1997年水平，社会上开始出现被称为“工作贫穷者”的“穷忙族”，他们与长期失业者共同构成了台湾的“新贫阶级”。许多年轻人普遍面临“高学历、低薪资”的窘困境况，以及成家立业后购房、生子的巨大压力，“青贫族”现象日益严重。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第一份职业的月薪大约只有26500元新台币，研究所毕业也只有31000元新台币，且从2006年以来呈现下滑趋势。整体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未达到3万元新台币的比例，由2004年的25%上升到2009年的37%。

　　二、“民主化”和“去中国化”是青年社运“反中”的思想因素

　　当前岛内青年人主要是出生于1980年后的新一代，政治社会化过程与台湾“民主化”过程、“台湾主体意识”形塑过程基本重合，是导致其出现“反叛”行为和“反中”思维的思想根源。

　　青年一代成长于岛内政治“民主化”发展最为急速时期，视听感官上充斥的是反对党和媒体所宣扬的无限上纲的“民主、自由”，绝对化的“公平、正义”，以及各种“为反对而反对”声音，缺乏真正的民主养成过程。他们中不少人崇尚各种“反”：“反权威”、“反体制”、“反中”，敢于冲撞和羞辱家长、老师、学校和各级行政官僚，盲目反对祖国大陆。

　　“台湾主体意识”使许多青年人对祖国大陆充满排斥和偏见。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同时强调本土化，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高度膨胀、自我封闭、与祖国大陆对抗的“台湾主体意识”。当前，岛内青年一代在“台湾主体性”塑造的过程中成长，虽然不像他们的长辈有深刻的“仇共”心理，但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新的偏见和敌视，认为祖国大陆“专制”、不“民主”，祖国大陆民众落后、不文明，以及祖国大陆霸权主义，对台武力威胁、国际打压、要并吞台湾等。

　　“去中国化”教育和“台独”思想形塑了部分青年人“两岸两国”的错误认知。1997年，台湾实行“97课纲”后，中学历史教科书改以台湾史为核心，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并列，青年一代在这种将“以台湾为中心”、“中国视同外国”的“同心圆”史观下接受教育，形成他们的历史观。同时，在这一代青年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过程中，正是陈水扁执政8年竭尽全力“去中国化”、疯狂推行“台独”政策的过程，其中一部分青年人自然而然形成的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两岸“两国”认知。

　　新媒体时代片面和错误资讯快速散播，促使青年人盲目参与社会运动。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日益发达，岛内青年人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于新媒体，热衷于利用移动新媒体如Line、Facebook等，传播大量碎片化、片面化甚至是错误不实的信息，对于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及其他平面媒体资讯基本“视而不见”，这导致其难以获得系统、全面、正确的信息。新媒体中的文字搭配图片、视频起到了煽动人心的视觉效果。

　　三、两岸政经发展失衡是台湾青年“反中”的重要外部因素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两岸经贸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但两岸政治对立依旧的矛盾，使岛内民众对祖国大陆的疑虑与恐惧有增无减。

　　两岸正常的经贸合作被绿营污名化。两岸经贸过程中，台湾获利巨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同群体民众有不同程度的感受，整体社会“有感”不仅有待两岸经贸交流全面深化，更需岛内经济的再分配过程才能显现。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绿营政客和学者却刻意扭曲，将原本属于其内部分a配、治理所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就业问题等，归咎为两岸经贸所带来的负面冲击。通过正常渠道所产生的两岸经贸合作，在岛内被污名化为“跨海峡政商联盟”的“权力与商业利益(资本)的交易”，获利者是“国共合作模式下获得特殊利益的权贵政客”。2012年以来，这些似是而非、极具煽动性的说法，在岛内甚嚣尘上，加大了民众的疑虑，造成了社会恐慌，严重误导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态度。

　　两岸政治互信基础脆弱，结构性的敌对状态没有改变。经过近年来的互动，两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强，但依旧脆弱。

　　一方面，在两岸关系逐渐向深水区发展的过程中，两岸政治上的敌对状态、两岸定位问题等结构性矛盾和分歧日益凸显，不仅使得两岸在台湾国际空间、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仍难以取得共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加深了民众对祖国大陆“霸权扩张”、“打压台湾”的错误认知。另一方面，岛内蓝绿对立严重，以民进党为首的绿营不承认“九二共识”，没有与祖国大陆建立正常的沟通联系机制，使得两岸在政治互动上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同时，祖国大陆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国际上“一个中国”框架的稳固，极大地压缩了“台独”的发展空间。岛内“台独基本教义派”深感焦虑，伺机而动，并利用两岸敌对状态的矛盾，扭曲、放大两岸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破坏、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不安与敌意不降反升。相关民调显示，因种种因素，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认知与态度，对两岸关系的感受和期盼，不仅未随两岸关系的密切而朝正向发展，相反却出现诸多反向发展，青年人的表现尤为明显。

　　一是民众认知到祖国大陆的重要性，但对祖国大陆的疑虑和恐惧也逐渐加深。2014年9月，《联合报》所进行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与2012年相比，多数民众对陆企、陆资和陆生的防范与不安上升：62.2%民众认为应对陆企赴台投资给予更严格限制，增加13.8个百分点，支持更加开放的则由32.1%降为21.1%；认为对祖国大陆人赴台投资房地产应予更严格限制的民众增加7.9个百分点，达76.1%；认为对陆生赴台就学应采取更加严格限制的民众达49.7%，增加5.3个百分点。

　　二是民众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度、好感度不升反降，青年人尤为突出。2014年，《旺报》调查发现，62.8%的民众对祖国大陆观光客没有好感，比2011年前的52.6%增加10.2个百分点，有好感则从20.6%降为15.6%，下降5个百分点；64.5%受访者对祖国大陆政府没有好感，比2011年的61.8%增加2.7个百分点，对祖国大陆政府有好感则只有14.9%，较2013年下降4个百分点，但较2011年增加1.6个百分点。

　　三是民众国家认同趋势呈现“统降独升”，青年人“偏独”倾向明显。“二十一世纪基金会”2014年4月公布调查显示：若给予民众祖国大陆发展的正向因素，均可加强壮年世代(36至50岁)、年长世代(51岁以上)对祖国大陆的认同，其中尤以“经济情境”影响最为显著，但青年世代(20至35岁)对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却抱持着“拒斥”的心态，反而刺激、升高了他们对两岸是“一边一国”(比例为77.0%，比起对照组高出了15.2%)的认同。

　　综上，近年来台湾青年不断参与社会运动、表现出“反中”情绪的根源在于岛内社会的艰难转型和两岸政经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是在这样一个综合矛盾体系中生长的台湾年轻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宣泄，也是岛内社会“恐中”心理与“反中”情绪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