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交流红利应更多惠及民众

　　一、两岸开放交流的历史考察

　　1987年，台湾“解严”并开放赴大陆探亲，两岸恢复民间往来，同时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随之发展起来，两岸不再处于完全封锁状态。1990年，碍于两岸交流所衍生的种种问题，台湾调整原来“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并成立大陆事务主管部门授权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而大陆为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亦于1991年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海基会与海协会成立后，台湾与大陆有了半官方交流，并于1992年在香港的一次会谈中达成初步共识，即“九二共识”。意旨两岸双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也就是在“一中原则”的基础上，双方可以进行来往互动。虽然当时两岸之间对“一个中国”的涵义不同，但基本上都认同“一中原则”，因此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中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暂时先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因为如果要说清楚的话，会引起双方争议并阻碍两岸事务性协商谈判。这就是所谓“战略性模糊”或“创造性模糊”，这种模糊是将一个中国内涵模糊化的“主动性规避”。而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立后，两岸排除事务商谈中主要障碍，开始广泛正式的交流。

　　在此之后，国民党解释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之间以“九二共识”来模糊双方矛盾，终究无法永远掩盖双方对“中国”涵义的不同。1999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提出两岸乃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表示“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7月15日，李登辉表示，“两岸间的国家与国家关系，事实上已存在数十年，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统一纲领”中有“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表述。强调“两岸的对等地位”，“倘若对岸是政权，我们也是政权；对岸是国家，我们就也是国家，但都不脱离一个中国的框架，不过这一个中国也并非现在，而是未来以民主、自由为前提的中国统一”。李登辉明确指出两岸对“中国”涵义的不同，违背了海基会与海协会所达成的“九二共识”，造成两岸关系的损害。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陈水扁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出“四不一没有”的两岸政策，表示政党轮替不会破坏既有成果。但是，2002年，陈水扁在视频会议上明确提出“一边一国”的政治立场，严重挑战既已达成的“一个中国”原则，大陆遂中断过去的“两会”协商模式，两岸民间社会交流改由政府委托民间专业团体进行协商，虽然之后又有所好转，却已造成两岸关系的实质倒退。

　　2008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在秉持“九二共识”的互信基础上，依循“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及“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原则下，推动两岸交流互动，开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阶段。2008年，胡锦涛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就两岸关系提到：“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而马英九在2010年吴伯雄与胡锦涛再次会谈时，就两岸关系转达“正视现实、建立互信、搁置争议、共创双赢”。端看马英九的政治术语，其中便回应胡锦涛12个字，唯一留下“正视现实”，意旨中国大陆必须正视历史所遗留的现实问题。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搁置争议并签署多项协议，两岸关系融冰并进入和平发展期，交流有了大幅度提升。

　　二、两岸经贸往来与红利

　　两岸开放商务经贸以来，台商前往大陆投资的比例不断攀升，时至今日已成为台湾对外投资比重之大宗，也是台湾经贸来往的主要对象。据统计，自1991年起至2015年4月，台湾赴大陆投资核准金额1.473亿美元，占台湾对外投资比例62.2%。可以看出大陆对台湾经济的重要性日渐增强。

　　两岸之间的商务与经贸来往，是台湾近年经济成长的主要基础，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大陆本身也同样获得了红利。根据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殷存毅的计算，台商在大陆直接创造的就业数达680万个，若再算入企业设立后伴随而来的间接影响，台商创造的就业数将会更高。而台湾学者洪家科及童振源的计算，2008年底台商在大陆提供的劳动就业人数为1443.41万人。这些明确的数字，说明台商大陆投资对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换句话说，两岸商务经贸的来往与投资，不仅是台湾近年经济成长的基础，也提供大陆更多的就业岗位，是双向互利的结果。然而两岸商务经贸的来往，在信息不对等与结构性因素的原因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问题，也就是两岸交流的红利，被台湾少数人垄断，存在一定比例的“政－商模式”，也就是商人透过与政府之间的良好情谊，从而通过某种形式或方法，获得一些政策上的优惠或垄断。

　　事实上，台湾经济主体更多的是中小企业，而非韩国及日本式的大型企业，因此虽然大陆给予台商的整体优惠确实对于台商的大陆投资有相当帮助，但在细节的具体推动上，台湾的大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从而造成近年台商中小企业“苦撑待变”以及大企业“滚雪球式成长”的现状。而这些获得大陆更多政策支持的台资大型企业，与台湾当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希望两岸交流红利更多惠及台湾民众

　　2008年政党轮替以来，当局采取先经后政方式，与大陆签署了基本上属于经贸属性的22个协议，在两岸关系史上的地位无法抹杀。简单来说，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正确，不仅免除了两岸封闭与战争的可能，也让台湾取得和其他国家或经济体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机会。两岸经贸交流确实为台湾企业带来巨大红利，但就像所有的经济问题一样，当饼做大后就会产生分配问题，而目前两岸红利由少数人所垄断，多数民众与中小企业无法分享。在这样先天性的结构限制下，两岸交流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台湾百姓，更多的是被少数特定人士垄断，间接造成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从而形成台湾对于两岸交流的担忧，以及对两岸间紧密“政商关系”的不满。

　　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失误，是让两岸交流及成果向少数阶层、少数群体倾斜，出现严重利益垄断与包办现象，民众基本上非但对两岸交流无感，甚至还产生严重的阶层分化感，以及贫富差距扩大问题，进而出现对“政商关系”的痛斥，以及对两岸红利垄断者“买办”的挞伐。比如2014年“九合一”选举，平时不太具备鲜明党派色彩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台北市的选举中为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站台，后来的舆论反而是对连胜文扣分的。这是因为，台湾民众对国民党与特定企业接触过密，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不满已久，认为国民党不知民间疾苦，并在两岸商务经贸上图利少数族群，没有将两岸交流的红利惠及广大民众。

　　2015年5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表示希望两岸关系应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持续发展，强调除了要传承过去，也要强化两岸交流，而且必须将两岸交流的红利让全民共享。希望和平红利属于更多民众、全民分享，这是人民的心声，也是人民的权利。朱立伦表示，“我们应该让两岸和平红利、两岸交流成果，让更多民众能够享用、能够感受”。俞正声表示，“继续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聚焦增进两岸共同福祉、注意两岸青年实现人生梦想及继续推动两岸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等建议”。由此来看，在经过2014年“九合一”选举的教训之后，两岸均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亦即两岸交流红利应惠及百姓，不应被特定的少数人士所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