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选举政治迷思看从台湾选举政治迷思看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变与不变

　　2014年11月29日，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于民进党，不仅让民进党夺得了台湾六都中五席行政首长宝座，丢掉了连续执政十多年的台北市市长，原本较有把握的桃园市市长及嘉义市市长也失利，新北市市长惨胜。国民党“九合一”选举惨败的同时，使国民党在2016年两项大选能否可以赢得胜利在台湾继续执政，也蒙上一层重重的阴影。毕竟当局长期执政合法性在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人民对当局认同，而这些都是目前马英九当局和国民党所不具备的。

　　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取得了大胜，一扫选举颓势，这其中自然有蔡英文对于民进党改造的功劳，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手国民党实在是表现太差了，民众只能以选票来宣泄过去几年对马英九当局执政的不满。民进党的力量能够在以往挫败中持续发展壮大，以及所谓的柯文哲效应发酵，包含有年轻参与力量、网络传播力量、时政不满力量、选举宣传力量、社会资本力量，民进党起家就是体制内遇到问题，用社会运动、街头运动去倒逼体制变革，这些都是手段；最重要的一点是愿意长期深耕，比如林佳龙在台中、陈光复在澎湖这种深耕，国民党就好像还做不到。从长期来看，随着老一代的不断凋零，年轻一代会更加倾向绿营这边。如果2016年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民进党与蔡英文将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是考验其政治智慧的大问题。

　　整体来看，民进党处于攻势，国民党处于守势。这种“集合选举”产生的“乱势”使民进党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使得国民党的优势得以很大程度的遏制。国民党善于按部就班地工作，民进党善于灵活机动地工作，国民党整体上是老气横秋的，民进党整体上是精神饱满的，国民党更多是按理论和理念的，民进党更多是接地气和心理的，国民党按照规范和规则办事，民进党根据态势和形势办事，这些决定了在群体情绪激荡的情形下谁会用情绪的资源更好一些。如果国民党要想扭转这种群体式选举的态势，就必须在整体上做好对自己掌握的资源的整合工作，整合到一个可以发挥整体作用和效应的地步，这需要国民党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给选举灌输一些理性要素，使选民不要被情感和情绪所裹挟。从资源角度看，民进党是无法与国民党同日而语的，但国民党所掌握的资源虽多但很分散，而民进党所掌握的资源虽少但很集中，这也是老党和“青”党、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区别所在。这是民进党可以乱中取胜的环境和氛围因素，而执政党要取胜的环境条件却是利益和秩序。

　　所以说，这种合起来的选举方式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论是谁提出这个选举方案的，它对执政党来说都有很大的挑战性；其中，合起来的成分越多，群体的可变性就会越浓，其结局也就会更难预料。由此可说，民主本身也是对人类智力和智慧的挑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人的情感和情绪对其理性和理智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重。面对这样的挑战，应该有一套完整系统的应对和解决方案，只有把群体分割为个体，人才会被理性和理智所主宰，这就需要心理学层面的设想和设计。所以，民进党要比国民党更会利用选举的集合性和群体性，因为理性并不总是政治的基本逻辑。

　　从长期看，2016年未必国民党一定会输，关键取决于后面民进党新任县市长的施政表现和国民党在内部跟施政上的调整改革。不过，普遍认为民进党这些年的两岸政策表述相比其建党初期的激进缓和了些，呈现向中间道路靠近的趋势。在两岸军力失衡和美国维持亚太总体稳定的现实情形下，民进党以主打“台独”变天的可能性比陈水扁时期更小，会慢慢变得务实而不那么激进碰撞大陆底线。所以，2016年大选后不论是何党执政，“不独不统”不会有重大变化，因为国民党不愿“独”不敢统，民进党不愿统不敢“独”。这几年来，民进党更加务实，在两岸关系上更圆滑，感觉民进党在给自己留余地和沟通空间。

　　民进党的问题在于，不放弃独立，大陆的压力让他们在国际社会上受制严重；而放弃独立，与国民党有何区别？民进党的所谓“台独”主张，其实是在顺应一种台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本土化意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台湾主体意识”，能够了解这并不等于“台独”，但也认为这是“台独”主张的根源。毕竟有了思想认同才有信仰，有了信仰才有实践参与的力量。这种“主体意识”引发“台独”理念或不想统一的倾向，确实陈水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对台湾年轻人的中国观念和统一意识已经形成很难扭转的影响；但在要兼顾维持现状的广大中间选民与和缓两岸关系正面发展的大前提下，如果贸然修掉“台独党纲”，恐怕会改变其基本盘、导致基层支持群众流失，所以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会把“台独党纲”给“供起来”，毕竟只要民进党不当真强硬落实“法理台独”，那大陆就没有动武的理由，而善于选举操作、从基层草根出身的民进党不会这么傻。民进党也许会在未来想尽办法，消除台湾中间选民对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紧张的担心。

　　对于台湾民主的真假认识，有所谓的“民主政治未来”，有所谓的“选举操作乱象”。对于“台湾的民意是自己真实声音的体现还是异化的表现，是真实的民众基于正确的信息基础上的对于自己团体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吗”等问题，有人指出选举的很多操作会引导与改变年轻人投票意向，所以认为是一种对于选举与民意的异化取向、以及对于意识形态上的迷思，所谓人民当家做主也只有在选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迷思包含有认为有选举(特别是领导人普选)就是等于高度民主政治的迷思，有民意与舆论支持就是有政治社会资本去对抗政府官员施压的迷思，认为有选举(特别是领导人普选)就是等于台湾人民的民主素质与发达程度高的迷思。

　　无法避免的事实是，在今天这个高科技和娱乐致死的社会里，选举政治也多多少少带着娱乐的色彩，而这种色彩在情感丰富的东亚社会里比冷峻的西方文化中更为明显，两党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鲜明。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下的竞争型政党，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刚性政党，而成为一种选举机器，或者松散柔性的政治俱乐部，民众在选举实践中，并不注重党派意识形态，而更看中候选人的政绩、表现、个人魅力，以及其提出的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候选人的实际政策常常会让位于个人魅力。一方面，所有候选人都会作出一些美好但未必能真正兑现的政策承诺以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很多年轻选民未必有耐心去认真研究和比较候选人提出的具体政策，如此一来，投票者对于个人魅力这一变量的倾斜就会压过对于执政经验和理念的关注。虽然以柯文哲现象来说，一个没有行政经验的人，无论多么有吸引人的特质，都不能担保其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行政长官，会造势并不等于会做事，但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假如柯文哲最终不能胜任市长一职，自然不可能连任；因此可以说，民主制度的初衷原本就不是要选出在绝对意义上最优秀的人才，而在于给与民众一个选择和被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以及给与民众一个循正常合法途径更换不合格的领导人的程序。

　　任何政治系统都会受到内外社会环境的包围与影响，所以政治系统必须具有对环境的变动反应、并适应种种形势的能力才能生存，也就是说政治系统应该有能力处理来自环境的种种影响才是，且任何政治系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政治系统。“和平与发展”战略观可以说是海峡两岸各界在两岸关系上所共同向往的愿景，和平稳定为发展提供了相对必需的具体环境、而有了发展也为和平稳定提供了基础共识。希望未来民进党与蔡英文可以寻找、认清并发展出一个适合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两岸政策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