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近二十年来的三次课纲修订

　　“太阳花学运”落幕一年多之后的2015年7月25日，以高中生和历史科老师居多的部分一线青年教员为主的“反黑箱课纲微调”抗议活动开始于台北街头，并持续至8月6日才告结束而渐趋平静。规模虽远不及“太阳花学运”，其所引发的社会争议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定程度上，“反课纲”运动中抗议方和声援者所持的论据、理由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去中国化”、“台独”和对殖民主义的美化等倾向不仅已令祖国大陆甚感忧心，而且也促使广大有良知者反思台湾现行教育中的核心价值是否已出现严重偏差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而言之，“反课纲”运动中的各种拙劣言辞事实上已经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公然背离。

　　若将视线拉长，此次“反课纲”运动与之前马英九当局主导下的课纲修订密切相关，特别是其中历史科“拨乱反正”成为整场“反课纲”运动焦点，而这已经是继李登辉、陈水扁之后的第三次课纲修订。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还是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前后三次课纲修订历史背景，看看他们到底改了哪些内容，课纲修订与台湾自“解严”以来近30年的历史脉络有何正反互动？由于历史科始终是三次课纲修订过程中各方关注重点所在，本文主要以历史科为例具体说明。

　　李登辉执政末期的“88课纲”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权力渐趋稳固后，李登辉开始与两蒋时期执行的两岸政策分道扬镳，转向寻求所谓“台湾独立”。为达此目的，李登辉不仅于1999年在政治上抛出“两国论”，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更进一步将黑手伸进教育领域，借鼓吹教育“台湾化”，推动“教育本土化”和“文化台独”等活动，试图透过洗脑塑造年轻一代的“台湾意识”，与早先作为中华意识之下的一种地方意识有着本质区别，培养新一代“台湾人”，为“台独”服务，将他们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结一刀斩断。

　　为适应本土化所需，李登辉当局决定开放审定版教科书，在“一纲多本”政策指导下，修订高中课纲，并于1999年正式推行，因这一年为“民国”88年，俗称“88课纲”，其最大特点为在不脱离中国史范畴的前提下首次将台湾史单独放在一个单元之下，这也意味着原有全盘一律的意识形态开始松动。体现台湾本土意识的、包含历史篇、地理篇和社会篇三本《认识台湾》系列教材也于1997年上路，台湾史首次以课程形式出现于中学课程之列，内容则充斥了错误而卑劣的“台独史观”和“皇民史观”。

　　谈及至此，就不得不提杜正胜，正是他充当了李登辉“台独”路线的“急先锋”与“马前卒”，也是流毒甚深的《认识台湾》一书编写主持人。较之出身农经专业的李登辉，杜正胜乃正牌历史学家，本科和硕士分别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后赴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进修研究两年，学术专长为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先秦时期社会史、医疗史和文化史，其学术代表作《周代城邦》、《编户齐民》也都是各自领域内学者研究时的重要参考文献。杜正胜的学术生涯起步于东吴大学历史学系，随其学术声名鹊起而先后担任“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1992年更是当选第19届“中研院”院士，忝列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并在1995年担任享有盛望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可令人颇难理解的是，以研究中国历史为主业的杜正胜却提出所谓“同心圆”理论作为教科书编撰指导思想。

　　“同心圆”理论的主旨在于将台湾史从中国史框架中剥离出来，独立于中国史，类似于同心圆，第一圈为乡土史，第二圈为台湾史，第三圈为中国史，第四圈为亚洲史，第五圈为世界史，而且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同等对待，杜正胜声称台湾中学历史课应改变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及教育观念，改从台湾出发，先认识台湾，然后了解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按此精神编撰的《认识台湾(历史篇)》公然宣称台湾文化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源头，其地位与荷兰、西班牙、日本和欧美文化等同，“中国是敌国”，“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粗鄙不堪”，必须将其从台湾文化中剔除出去，净化台湾文化的纯度，压缩各级学校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课程比例，提高“台语”和台湾本土文化的地位。

　　自此以后，教科书中台湾史部分即从中国史独立，形成“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论述格局，台湾史的地位也由中国史整体构架下的地方史摇身一变为“国史”。该书将台湾史分为“史前时代”、“国际竞争时期”、“郑氏治台时期”、“清领时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等阶段，一律将荷兰、西班牙、清朝、日本、中国视为压迫台湾人的“外来政权”。同时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不再称之为“日据”，强调日本为台湾带来“工业化”以及“守时”、“卫生”、“文明”等观念，却避谈其中的剥削与民族歧视。极力淡化台湾人前仆后继的抗日与光复运动，以“接收台湾”取代“台湾光复”。全书最后也不忘赞扬“落实民主法治”的“台湾经验”“是中华民国面对中共的威胁却始终屹立不摇的要因”，借此凝聚台湾人民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陈水扁时期的“95暂纲”和

　　“98课纲”

　　与李登辉类似，陈水扁执政期间有关两岸问题的论述同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倒向“台独”的蜕化和变质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他在诸多领域内的进一步“去中国化”行径，争议最为激烈的当属教育和文化两项，而中学教科书课纲的深度“绿化”更是成为各方众矢之的。

　　2000年政党轮替之初，在面对两岸关系发言时，陈水扁尚能说出所谓“四不一没有”，甚至向祖国大陆释放善意。2002年5月16日，陈水扁在接受美国CNN记者采访时则加码：“中国要我们不要呼吸，这是拿着枪对着我们的鼻子、对着我们的脖子，任谁都没有办法忍受，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武力威胁之下，统一是不可能的。” 8月3日，陈水扁在“总统府”以视讯方式向在东京召开的“世台会”第29届年会发表开幕致词，首次明确表态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与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除了政治“宣示”之外，陈水扁也将触角伸至中学教科书的课纲修订，试图以此来达到实质“台独”的目的，而为其出谋划策，不惜出卖专业良心的还是前文已有提及的杜正胜。

　　民进党时代，杜正胜官运亨通，先是担任“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于2004年被拔擢为教育部门负责人。院长任内，推动所谓故宫的“国际化”，弱化故宫文物所承载的中华色彩，而其最臭名昭著的则是当上教育部门负责人后以转型正义之名所做的各项服务于陈水扁当局“台独”意识形态，撕裂台湾社会的“去中国化”和“去蒋化”措施。当然，作为教育部门负责人，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教育领域，上任后即力主推行2003年由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系主任张元教授所编订的“台独”色彩甚为浓厚的课纲。因该课纲于2006年施行，但因其并未完成修订流程，因此也被称为“95暂纲”。该《暂纲》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完全分开，台湾史独立为第一册；将1945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史”列为中国史，1945年之后的部分列入台湾史；同时，也将确立台湾复归中国的《开罗宣言》定位为“新闻公报”，要求《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纳入教材。

　　“95暂纲”上路后，杜正胜授权逢甲大学教授周梁楷在此前基础上继续进行修订工作，最后于2008年通过，这也就是原定于2009年施行的“98课纲”，它沿用了“95暂纲”基本框架，以杜正胜“同心圆”理论为指导思想，并以更大步伐加快历史论述中“去中国化”和“台独”双重步骤，而以此课纲为据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简直不忍卒读。如对孙中山的尊称“国父”改为“先生”，“光复”变为“战后”，“中国第一大岛是海南”(而不再写台湾)，“李白是中国的伟大诗人”，“我国国土面积36000多平方公里”，“中国是外国”，禁用“古今中外”，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则以中性的“日治”来取代“日据”，在谈及慰安妇来源时则说“除了风尘女子外，也有自愿到海外去从事慰安的妇女”，教科书将台湾史与中国史、世界史独立分册，形成两岸“一边一史”，其背后的“一边一国”意涵不言而喻。

　　杜正胜卸任前的2007年，教育部门委托“独”派色彩浓厚的“台湾历史学会”完成《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要求各家教科书书商依此“标准”编写教材。这份报告检核了当时自小学至高中各领域各版本教科书，包含国文、社会、历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体育、艺术与人文、地球科学、美术、音乐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适合用词”“标准”：(一)不客观历史价值标准、刻意褒扬或贬抑的非中性词汇；(二)自我矮化为地区或主体意识不清，例如禁用“台湾地区”、“全省各地”与“两岸”等词；(三)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属不同政权时期的叙述，对中国的地名、历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国名，例如要求将“今山西省新绛县”的叙述改为“今中国山西省新绛县”，又如要求将“春秋战国时代”改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四)叙述日治时期台湾的人、事、物却使用大清帝国、中华民国纪年，例如要求将“中华民国16年”改为“大正5年”；(五)对于特定词汇的使用不够精确，例如规定不可使用“京剧、古典诗词”等词汇，来描述“中国特有的文物、文字、书画、戏剧、诗词等”；又如规定不得使用“历史上、古时候、古代、上古时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词汇，来描述“时间或对象泛指中国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这份以政治力强行推动的“不适合用词检核报告”威力惊人，不过是一两字之差，但已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政治意识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灌输给台湾学生。长此以往，导致当前台湾社会各阶层早已将“一边一国”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如台湾人到祖国大陆参访工作求学一律自称为“出国”，称“陆生”为“中生”等等。台湾中小学近年来主要的新进教师无一不是读着1997年之后的“反中”、“反共”、“台独化”和“皇民史观”教科书成长的一代，“文化台独”思想和理念已经根深蒂固。

　　马英九上任后的“拨乱反正”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就职台湾地区领导人。作为“根正苗蓝”的国民党“官二代”，马英九对于历史课纲的编纂自有其一套想法，总体而言以“中华民国宪法”和“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准绳，遵循国民党传统历史论述，同时兼顾台湾本土民意，试图将已走偏的台湾重新拉回中国坐标。为此，马英九努力把中国因素更多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试图证明国民党政权非民进党人眼中的外来殖民者，同时认为陈水扁误用台湾历史情节，希望为本土论述寻找一个新方向，重建中国人意识。这也就可以理解马英九在理念上很难认同此前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对历史课纲所做的“修正”。

　　为此，马英九时代的教育部门先是对此前的历史和国文课纲重新修订后定于2012年8月1日起实施，这也就是“101课纲”。该课纲虽是在国民党执政背景下所做的修订，但其主要内容和“98课纲”相去不远，甚至很多表述违背“一中”原则。2014年年初，教育部门以“错字勘误、内容补正及宪法之检核”为由，邀请具有泛蓝和统派背景的学者对“101课纲”进行修订，但在最后阶段临时动议进行课纲微调，强化大中国史观、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的联结，突出日本殖民，这也就是“反课纲”运动中备受争议的“104课纲”，定于2015年8月新学期开学之际上路。微调小组总召集人学术地位和杜正胜类似，是在学界立场鲜明的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王晓波系殷海光弟子，虽处哲学系，但其主要专长还是台湾史，特别是“二二八”研究。

　　这部课纲中，“中国”改为“中国大陆”，“荷西治台”改为“荷西入台”，“明郑”代替“郑氏”，“清代”改为“清廷”，“日本统治时期”变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慰安妇前增加了“被迫”二字，“光复”取代中性的“接收”，强调清朝统治之下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如电报、学校、铁路等设施的兴修。新增内容最大宗者旨在强调政府作为的主观能动性，如在经济发展上强调“国府”迁台初期的“土地改革、汇率改革、加工出口区、十大建设、科学园区”等；政治民主化部分也比现行课纲更强调“地方自治、开放党禁、解严、改选国会”等内容，甚至连社会文化部分也在“语言”后面加上“政策”二字。次大宗者则是对台湾地位与两岸关系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104课纲”也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提升至课纲“重点”，前者更予以专节介绍，要求说明“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与影响。总体而言，“104课纲”不啻为马英九当局对“台独史观”和“皇民史观”的拨乱反正，如同王晓波自己所言的那样，“台湾高中课纲微调是正本清源”——在于“正中华之本，清两岸血脉渊源”，但就其更动规模来说其实还是远不如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课纲修订。

　　较之课纲的修订规模，马英九本人及其教育部门的乡愿做法则更令人失望。面对来自“反课纲”运动学生抗议层级的升高，教育部门不仅未能做好各方意见的协调沟通，反而一味妥协，最后只得针对“104课纲”的去留存废表示三点意见：新旧版教科书并行，以尊重教师专业自主选书权；新旧版教科书争议部分不列入大学入学考试命题；即刻启动课纲检讨程序，同步推动大家一起写教材计划。以高雄、台南、台中和桃园为首的民进党执政县市首长更是公开表态继续沿用旧课纲，对于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则完全置若罔闻，实质为旧纲照行。蔡英文也适时为学生的“反课纲”行动背书，姑息养奸，以求坐收渔人之利，这些具体操作手法上的拙劣也不得不说是再次体现了马英九个人政治手腕的不足和岛内整体民粹氛围的愈发浓厚。

　　思虑和隐忧

　　7月30日晚，一对父母来到“反课纲”现场，原本希望带儿子回家，可儿子不但不领情，还狠推父母多下，并当众呛声道：“我在为台湾未来努力！你做了什么贡献！”其事后竟在网上发文称“这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此事一经报道，舆论一片哗然，台湾社会原本在华人圈中引以为傲的人情义理和父慈子孝竟在政治冲击下被荡涤殆尽，而“反课纲”学生在运动过程中所表现的如“连张飞和岳飞都无法分清”诸多常识性错误，如地上喷涂“‘中华民国’滚回中国”这样的字眼强烈的“台独”倾向，更让人无比忧虑，而其中又隐藏着深刻的隐患！

　　用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郑振清的话来说，愈演愈烈的“反课纲”风波背后是相当一部分台湾青年历史观的扭曲与混乱，而它源自陈水扁执政期间对狭隘本土化的渲染、教育以及对历史观、国家观的误导。台湾作家陈映真也说：“我在这里着重要说出的台湾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惨虐，绝对不仅仅是说国民党的残暴、蒋介石的没有人性、我们要反对国民党——不是这样的逻辑，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镜头从台湾往后拉来看全世界的话，你就知道战后世界的形成，特别是战后冷战世界的形成，到处都充满了这种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为羞耻的集体的屠杀、集体的摧毁、集体的虐待。”然而，与两位所说正相反的是，当下台湾青年为运动而运动，为反而反，充斥着“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极端情愫，不明就里地盲目肯定“日治”功绩，践踏先人血泪，历史在台湾已经沦为政治操作的“婢女”，试问台湾的未来在哪？台湾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