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的“草根性格”及其影响

　　草根文化是相对于庙堂文化而言的一种社会文化存在方式，主要指涉内容为中下层民众所构成的社会生态及文化特征。相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在一个社会中草根阶层永远是人口占大多数的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中草根社会往往与被统治的人群基本重叠，这一人群由于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缺失，所以难以留下什么痕迹。但是同时可以看到，草根社会生命力非常强韧，在长期历史变迁中展示了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运作规范、价值观及伦理观。就政治地位来说，草根社会的价值观虽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漠视，但是其对政治生态的塑造作用却是相当强大的，它往往决定了“民意”的基本形态。从传统社会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政治信条中，大致可以看出草根社会对政治生态的强大影响力。及至现代社会，在竞争性选举下形成的政治生态更是到处凸显草根社会的强大影响，无论哪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在政治动员中获得草根社会的支持，很快就会出现生存危机。从政治分析的层次上说，“草根”进入政治分析的时间并不长，该概念作为中文词汇最先在港台地区使用，如“草根性”、“草根阶层”、“草根民众”、“草根议员”等，80年代末台湾民主化运动中“草根政治”作为一种扎根基层的民主实践逐渐受到重视。台湾自1945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草根社会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民进党作为带“有外造政党”特征的政党，草根性格是其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对其内部政治生态及台湾政党政治生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台湾社会草根文化与

　　民进党的“草根性格”基因

　　随着政治的剧烈变迁，台湾的社会结构以及利益聚合和表达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草根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对草根社会及草根文化的研究日益增多，近来在台湾社会形成的“社会力”概念及围绕着这一概念展开的相关研究大都是在草根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一般来说，草根文化与底层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的概念在内涵上有诸多重叠之处，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在内涵上是对立的，后者是一种由政治知识精英创造的、蕴涵着人文理想、体现着形而上价值文化的诉求系统；而前者则是生于底层，长于民间，被主流意识形态涵化、规训与型塑的烙印不明显，且立足于乡土、有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文化诉求形式，它反映了一般民众的集体心理和生活关切，是一定时期内一般民众利益诉求的晴雨表。显然，在台湾社会草根社会影响力的凸显及草根文化受到相应的重视是政治结构变迁的结果，民进党正是在这种结构变迁的背景下产生，因此其政治行为中自然带有鲜明的社会结构变迁烙印。

　　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形式下，草根社会因其对政治结构以及政治制度重大的影响力而在整个制度结构中具有关键性地位，同时在信息高度流通的现代社会，草根社会的自主性也在不断加强。在谈到台湾民主制度时，殷海光曾说，“人的言论和行动趋向，说到究极处，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总都是取决于内心深处所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念和基本情感”。自由民主实现与否，要看民众的道德实践。因为，“货真价实的民主是长在草根儿上的”。从政治发展和变迁的意义上讲，这里的“草根社会”与政治学上所说的“民间社会”其实有很大相似性，在概念内涵上事实上可以互相通用。在现代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联结主要通过利益综合和表达以及政策制定、实施与反馈的循环过程来完成，这种回馈模式与以前自上而下的社会统合模式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在现代模式下，民间社会可以快速地将其诉求传递到政治系统上层，同时围绕着选举展开的长时期持续政治动员也在客观上增强了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民间组织的扩大使草根社会获得了若干制度化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草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与以前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草根社会在文化形式上或者说在心态上可能是易变的，但是其文化结构却相当稳定，这种文化结构的核心就是其传统性，当然这里的“传统性”和传统文化中精致文化的“传统性”有所差别，这种“传统性”其实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规范草根社会行为的规则系统，重乡情、重义气是其重要特征。现在台湾研究学界一般的看法都是台湾南部地区的草根性更强，“在中南部地区，一过嘉义，草根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明显”。“草根文化的特色是重乡情，重义气。中南部的台湾人，在这点上表现得比号称忠义堂所在地的山东人不遑多让。”此处的“草根文化”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中农村地区的“俗文化”，与都市地区的“雅文化”是相对而言的。有学者认为台湾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在历史与文化等方面就有这种明显的“雅”、“俗”差异。“南部是典型的草根文化，北部是典型的都市文化。北部都市化程度高，文化多元，现代性强。南部文化相对单一，即以闽南文化为主，传统性更强。特别是彰化县、嘉义与云林地区，民众颇具开拓性格与斗争精神。”不过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随着都市化的展开，这种草根文化是否变得日益消沉并最终会趋于消失？如果按照上面的分类去讨论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果。然而事实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台湾社会的草根文化仍有强大生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草根社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秩序再生和理念结构调整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对外来冲击及内部结构调整的改造与适应能力，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存在，使草根社会的发展保持了连续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要了解草根社会是如何“融贯”不同的知识、信念并切实践行之，从而消除“从外部引入的、更多反映现代生活方式和压力的正义观之间的紧张”。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了草根社会对外来理念的强大改造能力，而其用来改造的武器则是长期存在于草根社会的基本认知和理念。易言之，无论多么高深和神圣的理念及诉求，在草根社会中往往会被翻译成能为草根社会接受的、和草根文化内涵一致和相符的概念，也就是说理念本身会有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念的内涵被改造以后才能纳入到草根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草根社会的社会文化结构其实是相当稳定并单一的，遇到不同的文化及理念会主动去改造，如果改造不成则会进行抵制。

　　其次，是在台湾社会的语境中，草根性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专指台湾南部为代表的传统俗文化，但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只要是底层社会、与政治系统上层联系比较少的政治组织以及群体都可以称为“草根社会”，或者说其具有一定的草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草根性其实在都市地区和乡村地区都存在，不过双方的具体表现形式稍有不同而已。许纪霖在谈到台湾社会草根文化的时候甚至认为，在某一时期的整个中产阶级都有草根化倾向。“草根化的文化培育了整整一代草根化的中产阶级。他们大都出身底层，与社会小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拥有和管理下的台湾中小企业，经历了世界经济几十年的惊涛骇浪，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竟然撑过来了。即使面临愈见严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他们也不无自信和乐观。”许纪霖认为生生不灭的草根文化对这些自信和乐观的信念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以此言之，草根社会其实是政治系统二分法中的一端而已，这种意义上的草根社会已经不再单纯指涉台湾南部地区为典型的俗文化了。

　　这两种草根社会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有其外化的符号系统。都市区的草根社会对时尚和潮流的追求以及对自身和生存环境的调适往往成为身份认同的标志，因为这些事物具有较强的可变性，故而草根社会缺乏可以标示的稳定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草根社会往往稳定性不如乡村地区的草根社会强。在乡村地区外化的符号是比较成系统并长期存在的，如与乡村地区普通民众比较一致的衣着、特定乡村地区的方言等，类似符号很多，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往往成为标示草根社会身份的重要外化形式。台湾有一些特有的草根文化标志，如嚼食槟榔等。台湾学者潘美玲描述说，在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槟榔的主要消费群体除了广大基层劳工大众外，就是处于台湾社会弱势族群的原住民，因此参与社运或同情弱势团体的大学生与社会精英人士也尝试嚼食槟榔，以此作为和弱势团体同一阵线的表现。嚼食槟榔的习惯长期沿袭下来，逐渐变成了草根性的标志，政治人物将槟榔作为与其选民拉近距离的桥梁，在婚丧喜庆、选举拜票、会见选民的交际场合，递上香烟与槟榔都是基本礼数。特别是在地方议会里，经常可见黑牙红唇“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槟榔成为台湾选举与草莽文化的呈现。能否嚼食槟榔，在台湾某些地方成为判断政治人物是否具有“草根性”的标尺。杨美惠在谈到颜清标时判断其身份的标准就是嚼食槟榔，其将颜清标归为宗教人物而非政治人物，并声称颜清标“吃槟榔的习惯和浓重的台湾口音表明了他的草根身份”。总体来看，乡村地区的草根文化更加稳定，比较而言更多呈现出传统价值观和伦理观的痕迹，在政治行为中更容易表现出群体性的非理性特征。

　　民进党“草根性格”的实质

　　民进党一直声称自己深具“草根性”，并将其作为该党具有“本土性”的重要依据。在民进党的诉求中，无论是“本土化”、“民主化”以及“爱乡土”的政治宣示，还是后来“本省”与“外省”的族群分野建构，都与这种“草根性”宣示有关。这种草根性宣示的实质就是立基于台湾草根社会传统和质朴文化积淀之上进行政治动员，并以此作为取得对国民党竞争优势的主要努力方向。从台湾草根社会的特点来看，这也就意味着草根式动员往往以情感动员为主，类似欧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策取向的理性动员模式在台湾的草根动员中生存空间较小。因此郝时远指出，台湾政治“民主化”与“本土化”的互渗作用，一方面“让台湾的民粹力量，不仅是理性的诉求，更多的是情感的号召”；另一方面这种“情感的号召”往往借助于“族裔背景”、“草根社会”、“历史想象”等“族群话语”来进行认同政治的社会动员。因此，“台独”势力操弄的“族群政治”也突出地表现出“族裔民粹主义”运动的共同逻辑，即“本土化动员、文化政治化以及共同体纯洁化”，其目标是构建一个“台湾民族”。在民进党的实际选举操作中，民进党对草根性的自我认定是其政治动员策略形成的重要基础，该党在宣示自己草根性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自己与草根社会密切关联的想象，而民进党依据草根社会特征制定的动员策略，则又导致了其草根性预设的自我实现，进而使草根性特征更为根深蒂固地植入该党的精神世界。

　　民进党形成初期及之前的党外时期，立足于大众与国民党对抗是其最基本的生存之道。在当时的情境下，如果没有草根社会的支持，很难想象党外势力和组党初期的民进党有能力能够与国民党当局抗衡。所以党外势力中的激进势力一直比较强调利用民间政治动员达到扩大政治生存空间的目的，特别是1980年代的党外新生代力量，尤其如此。党外新生代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党外杂志的编辑采访工作。他们反叛性强，知识面宽，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深信宣传、组织群众的意义，热衷于开展激烈的群众运动，特别是“美丽岛事件”被镇压令他们对在体制内改革感到失望，因而不认同康宁祥的“选举公职挂帅”路线。他们认为，国民党当局根本不尊重民意，故台湾应走向“新国家体制的革命路线”，“惟有走入草根、标举台独理念、组织反体制的群众运动，才能凝聚足够力量对抗国民党政权”。党外势力中的路线之争也因此而起，这些激进路线其实就是“疾风暴雨式革命”而非“渐进式改革”意义上的群众路线，特别在农村地区，主要依托草根社会的特性完成政治动员。此后利用此类手法进行政治动员成为民进党成立后“新潮流系”等激进势力的主要手段，该派系提出“打倒国民党政权，实现台湾独立”，建立“东方瑞士台湾国”等激进诉求。为达此目标，他们认为应以底层的工农为运动主体，广泛建立“民主草根组织”，动员群众，通过街头抗争和议会选举凝集力量，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民进党后来基本接受了“新潮流”的动员模式，虽然在动员冲突的强度上时强时弱，但是走入草根社会作为政党立足和生存的基础则成为政党活动的基本原则被坚持下来。民进党通过基层服务等各种手法不断加强在草根社会的存在感，这是民进党能够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基础。

　　民进党的草根动员是不断利用草根社会的文化资源形成政治运动，然后收割政治运动成果并进一步塑造草根文化的循环往复过程。民进党成立之前党外势力利用草根动员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并且逼迫国民党当局步步后退。有学者认为，到90年代后期，从反对党地位已受到承认的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的政党体系已经制度化了。当时“要登记成立一个新政党是非常容易的，且行政机关也不再使用公权力来限制政党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反对党已经可以发展草根性的组织并建立它与其他次级团体的联系”。当然这里的政党体系事实上指竞争性政党制度已经形成并且开始运作，但从后来政党政治生态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这种政党体系并不稳定。整体看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政治高压逐步减弱，民进党政治人物利用草根社会进行政治动员的运作模式已经基本确立起来。有学者在述及这个问题时说，到了1980年代中期，党外政团已经具有相当的政治实力与民意基础，且声势日渐上涨，俨然是一个实力坚强的反对党架式；许多具有政治企图心的人物，聚集靠拢，并以街头作为累积政治资本的舞台。他们占据游行的宣传车，成为街头运动的头人，以相同的语言、声调、对国民党的批判，带领群众在街头冲撞，但实则他们并不关心群众的诉求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政客与群众互动关系的欺骗性，乃至政客收割社会运动成果的行径，早在1980年代中就已经显露了。从政党动员的角度来说，草根社会实质是民进党诸多动员方式中的一种，只不过这种动员方式对民进党来说效果比较好，而且操作起来也得心应手，所以这一动员方式成为民进党政治动员的主导方式。

　　台湾社会离公民社会的距离还相当遥远，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可以认为目前台湾社会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阶段。台湾草根社会展现出以传统文化为主、而杂以西方文化若干片段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台湾草根社会传统文化与西方泊来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之间的冲突虽然已经进行到一定阶段，但是双方却仍没有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点。顾忠华认为，台湾的民主化必须和成熟的公民文化相辅相成，这种现代型的公民文化除了采借自西方的经验外，它还应该是“生长”的，其中混杂了许多传承下来的、向其他文化学习到的、以及自发创造的质素。这种生长过程的本质特征就是本土的草根文化如何同化和改造外来文化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远没有完成。因而可以看到的是，现在草根社会中影响最大者仍然是传统的家庭本位观念。在这一观念下，一般的群体成员不愿意信任亲属团体以外的陌生人，对于政治及政治人物的评价也存在着对内与对外不同的“双重道德”，这种情况事实上妨碍了普遍规则的树立。民进党政治动员中很多诉求即是出于加强与草根社会情感联结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该党极力将自己塑造成“本省人”代言人的形象，同时结合地方家族势力加强基层经营，逐步巩固该党在地方上的支持。

　　当然，台湾草根社会的基本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草根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加强，草根社会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逐步加强，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也不断增大。近年来，台湾“都市社会运动与地域性社会运动类型繁多，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议题切入公共空间的抗争”。这些运动包含了发生在城市与乡村中的社区动员，也包括了原住民、妇女与其他边缘弱势群体的抗议，还包括因住宅、公园、古迹与环境等议题的运动。这种看似琐细与边缘性群体的社会运动，其实存在了面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反领导权战斗，也是草根民主的运动。1990年代，民进党掌握了这些草根动员的领导权以及运动发展的话语权，使这些草根动员成为民进党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助力。民进党上台后当年参与草根运动的民间精英大多被民进党收编进权力系统，成为权力的婢女，他们领导的草根运动烟消云散，他们自身也与草根社会发起的社会运动渐行渐远。及至民进党执政后期，社会问题大量浮现，公民团体的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不过这次兴起的草根运动在经历了较长时间沉淀以后，显示出了较强的“去政治化”特征。陈水扁执政时爆发的“红衫军运动”，民进党下台后爆发的“白衫军运动”，都展示出草根社会的自主性，民进党虽然想重新掌握社会运动的主导权，但是社会运动在经过民进党欺骗之后显然已经对其抱持很强的不信任感。2008年以后，蔡英文一直强调要处理与公民团体的关系问题，即是对如何协调及处理与草根社会关系的一次尝试。

　　民进党植根于草根社会展开政治动员，意味着台湾政党政治逐步走向民粹主义道路是必然趋势。民粹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内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基本的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和极端民主主义立场，即极端地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合法性最终和唯一的来源、对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也盲目顺从，并以此作为评判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准。由于台湾草根社会特有的传统文化特征，大部分草根社会对于以情感动员为基础的政治动员模式具有天然的认同感，民进党出于选举需要自然会有强化情感动员而轻理性动员的冲动；同时民进党与国民党力量对比长期处于劣势，利用草根社会进行政治动员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该党生存的重要基础，故而民进党只能屈就草根社会而不可能对草根社会进行大规模改造，这种局面从客观上说会使草根社会影响政治生态发展的能力增强，同时无疑也会导致草根社会自我存在感膨胀，从而反向强化民粹主义的盛行。不过对民进党而言，如果民粹主义能够带来政治利益，该党会有利用民粹主义牟取政治利益的冲动，这是台湾政治走向民粹主义的关键因素。2014年爆发“太阳花学运”，其实是一次民粹主义的大胆尝试。这次“学运”将“台独”诉求、反对祖国大陆和草根社会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感及其带来的恐惧心理紧密结合起来，成功地策划了一次利用草根社会进行民粹主义动员的闹剧。事实上如果向前追溯的话，可以发现这种民粹式的动员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民进党政治版图不断扩大其实就是在民粹动员的路径上实现的。

　　草根文化与民进党的政治性格

　　民进党从街头运动起家，其草根背景对该党的政治性格影响非常大。相对国民党而言，民进党受草根背景影响最为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善于利用媒体炒作议题，并能通过各种手段将议题效用发挥到最大。许纪霖曾经针对民进党这种政治性格有精辟评论，“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冒出了一大批在议会、媒体、街头中跌打滚爬中成长起来的草莽政客。他们大都出身民间，文化不高，但政治欲望和能量不小，一脑袋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擅长把握民众心理，无论在媒体镜头，还是公众集会上，很懂得如何煽情、作秀”。许纪霖认为一种制度本身不是自立的，它需要社会底层的政治文化支持。台湾草根化的文化，也许只能熏陶出以民进党为代表的草根化政党，进而大概也只能出现草根化的政党政治生态。换言之，民进党的草根性表演一定要有市场才有可能持续进行下去，这意味着这种草根性表演在一定程度上与台湾社会草根阶层的心理需求是契合的，政客也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民众心理以决定自己的行为取向，对于草根阶层来说议事场合的冗长讨论显然不如媒体作秀更能展示出草根文化中的“我群”与“他群”的归属意涵区隔。正因为如此，民进党的议题战并非关注政策理性，议题炒作策略的制定依据主要集中于这些作秀行为能否对草根阶层产生充分的“剧场动员效果”，至于选后这些议题的落实情况则基本无人过问。

　　民进党草根性格另一重要表征是暴力偏好。民进党在长期街头运动中获得了极大利益，所以对暴力对抗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迷思，即便是民进党在台上执政期间，也不排斥用街头暴力的方式完成政治动员。这种情形在民进党2008年下台以后表现得更为典型，党内要求“重新走上街头”的呼声日益增加。从民进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民进党遭遇低谷的时候往往首先就会想到暴力对抗，他们倾向于首先用街头暴力将声势拉抬起来，同时也使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可以在混乱中寻找机会。蔡英文成为重新在野后的民进党主席之初，其学者背景和女性特质，强调对话沟通的行事风格，使台湾社会期待她能率领民进党重回“中间路线”。但后来台湾社会发现，让民进党回到“中间路线”几无可能，蔡英文的政治性格因为与民进党“草根”、“暴力”的习气格格不入，领导能力受到普遍质疑。直至在2010年的新北市选举中，蔡英文提出要打一场“理性的选战”，而习惯于冲撞的幕僚却无法适应这种没有冲撞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蔡英文对暴力行为退避三舍，实际上蔡英文从来不惮于使用暴力。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问台湾期间，蔡英文发动示威抗议活动，率领群众包围酒店，造成抗议群众与警方数度爆发冲突，被称为“暴力小英”；2014年“太阳花学运”背后则随处可见蔡英文的影子，事后从利益收割的情况来看最大的获益者也非蔡英文莫属，从这些迹象可以断定，虽然蔡英文要改变民进党的选举文化、运作模式甚至基本论述，但其在暴力的选择及运用上却丝毫不会犹豫。

　　当然，民进党草莽性格之使用也分场合，该党在“用不用暴力”、“什么时候使用”、“用了给谁看”等问题上都有精细的算计，决定上述行为的最主要依据是暴力行为政治动员效果的最大化，这一点永远是根本。一般来说，在都市地区，民进党会针对都市地区的草根社会展开温情攻势，这种情况在南部和北部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市地区因为社会结构和乡村地区不同，对议题的关注也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参与式政治文化的兴起，以及建立“公民社会”、推广“草根民主”的呼声高涨，民进党部分政治精英因时而动，提出了相对“理性”的政治诉求。陈水扁在1996年竞选台北市市长时提出了“市民主义”口号，谢长廷则在高雄提出了“社区主义”诉求。同样，2010年新北市市长选举时，蔡英文提出的也是比较中性温和的口号。一般来说，民进党在都会区选举中比较强调用理性温和的口号争取民众支持，而在乡村地区会更加诉诸情感因素以及利用传统社会网络进行政治动员。

　　受草根性格影响，民进党尤其强调基层服务和加强与公民团体联结的重要性。在台湾与草根社会的结合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选区服务强化对草根社会的渗透，一种则以体制外冲突的方式完成对草根社会的动员。就前者而言，民进党下台以后，也就是在蔡英文第一任主席任期内，已经开始强化对基层的渗透。就后者而言，民进党在2012年以来的论述调整正在逐步向适应“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向靠拢。林劲曾经指出，2008年下台以后，民进党面对体制内实力跟国民党相差悬殊的局面，不少人主张应该重回街头，与社运团体结合，通过体制外的草根行动来共同对抗“一党独大”的国民党。考虑到国民党向来和社会运动者的政策主张距离较远，因此民进党与社运团体再度携手监督国民党，极有可能是未来台湾政治发展的生态之一。果然，2013年以后，蔡英文在逐步取得党主席选举优势情况下，提出要与社会运动团体结合进而形成新的草根社会动员机制，并指明这是民进党未来发展及考虑的主要方向，也是民进党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太阳花学运”是民进党与公民运动“结合”的典型个案，不过这种“结合”并非是与公民团体的简单结盟，而是带有塑造台湾公民社会发展方向的意图。民进党通过体制外的学生运动吸引社会关注，然后再通过下乡及下基层进行政治传播的方式，完成民进党对社会运动团体的整合以及收编。如果民进党这种做法能够取得较大效果，未来对民间社会的渗透和掌控能力会逐步加强。

　　民进党对草根社会的政治动员与破坏国民党与草根社会的联结同时进行。无论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对草根社会的渗透都以充分利用草根社会的文化特征为前提，但在与草根社会联结的具体路径方面，两个政党却有显著不同。台湾草根社会对政治能够产生影响的典型特征就是人际关系网络。有学者认为人情与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是派系得以透过选举形成政治支配力的基础。“人情与关系如影随形，跟在每个人际互动的场域，地方派系作为人的一种聚合方式”，本身既是人情与关系的参与者，同时也是人情与关系的维护者。民进党平时对草根社会的渗透方式主要以基层服务为主，总体上看属于情感动员范畴，即通过长期互动拉近与选民的距离，并因此取得他们的支持。国民党一贯的做法比较倾向于利益交换，在对草根社会的影响力上显然比民进党稍逊。故有学者认为，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的惨败，其原因除了李登辉打压宋楚瑜导致国民党一分为二及“黑金政治”外，与国民党与草根社会的联结弱化、吸纳新生社会阶层能力不强、没有及时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国民党在选举失败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总结教训，开展了所谓的“草根运动”，争取最底层民众支持，以准备日后夺回执政地位。但是如果国民党不能改变传统地方派系动员模式，转而加强基层服务，要想形成较强的草根社会渗透力，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