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孔庙：传统的多幅面孔

　　2016年春夏，我寓居台北，曾三次造访台北孔庙。这处不大的所在，每一次都让我久久地沉浸在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时空里。那面临大龙街的一道朱红色“万仞宫墙”，仿佛一道分界线，将传统与当下的时空分割开。然而，这一分界又是那么模糊，孔庙与周遭的大龙峒保安宫、文昌祠、陈记祖宅，还有日治时期日本僧人梅山玄秀禅师建造、全台唯一冠以“护国”之名的佛寺“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等古迹，已经彻底融入这片台湾开发较早、文风兴盛的区域。无论是邻圣苑里悠哉闲散的游人，还是哈密街上穿梭来往的行人，抑或是安居在这淡水河与基隆河交口旁的百姓，都把这孔庙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它不突兀、不古板，虽然保有传统的建筑风貌和文教风范，但却与今天的台北生活融为一体。

　　可以说，台北孔庙充满了现代气息，传统在现代生活之中呈现出静谧、古朴的一面。同时，又因为现代与传统的融合，还使这座看似古老的庙宇带有某种后现代意味。很难想象，这座严格说来仅有大成殿、崇圣祠两座大殿的庙宇，竟让我花费了三个多小时在其中徜徉。它的建筑、历史、文化，乃至它的民族与政治色彩，都让我有许久的凝思，我想从中读到更多。

　　到过台湾的祖国大陆人往往讶异于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秉持，讶异于其文教创意之风的盛行，讶异于宝岛民众对政治、文化和身份意识的敏感与关切。其实，“窥一斑可见全豹”，台北孔庙这处不大的文化空间中，这些特质及其波折都有呈现。

　　传统与现代

　　时光若再往前回溯20年，台湾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很是发达。那时候，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远超祖国大陆，与韩国、新加坡、香港并称“亚洲四小龙”，一时引发各界对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意义予以强烈关注。然而，随着现代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工业向文化创意产业过渡，这一话题逐渐失去了当初的热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传统走向没落，而是传统随着新的现代生活而兴起，呈现出另一幅带有后工业意味的创意面孔。相比传统的严肃、刻板，这幅面孔要轻松有趣得多。用祖国大陆的流行词说，就是“萌”得多。

　　在台北孔庙黉门对着的大龙街上，两头有4只小猴子青石雕，分别扮作“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表情，让还没有走进孔庙的你，一下就感受到了充满现代气息的“萌化”特征。而随后走进黉门，又有5位“萌萌哒”老夫子迎你入庙。这种氛围营造的效果，冲淡了“万仞宫墙”带给人的沉重，却让人迎来几分亲切，尤其对于习惯“萌”的年轻人而言。

　　孔庙每层殿门的拐角处，都有液晶导览屏，播放景点介绍。一位“萌”小书生的参访路线，配上欢乐动感的音乐背景，让人忍俊不禁。小书生每经过一处景点，景点细节就会被加以动画效果放大。比如：仪门边的交趾陶，塑的是两位将军分持旗与球、戟与磬，暗示“祈求”“吉庆”，这样的文字注释在祖国大陆古迹中也不罕见。不过，台北孔庙的导览动画在说到此处时，那两位将军陶像会忽然冲你一摆首，再活泼可爱地微微一笑，顿时让你印象深刻。

　　当然，如果所谓“现代面孔”只是些轻巧设计，并不足以让都市人对传统产生更多亲近之感。台北孔庙做得更现代的地方，还有4D影院。今天4D影院已算不上稀罕物，但在7、8年前，台北孔庙就在明伦堂里建了一座4D影院，至今也是全球孔庙中唯一一家。它每天定时播放两部短片，一是穿越题材的动画片《孔庙奇遇》，讲述三位当代少年在孔庙参观时，穿越而遇见孔子，得其循循善诱的故事；二是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以虚拟现实的形式，介绍孔庙历史源流。一虚一实，均采用了现代影像技术，可谓极富前瞻性与感染力。

　　如果你要说这不过是传播手段因应时代的变化而已，那么，我还想告诉你一段台北孔庙现代面孔的小细节。孔庙厕所一扇隔间门后贴的，不是“注意卫生”式的宣传标语，也不是“逗你一笑”类的网络段子，而是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度牒》：“这是故居的园林，石阶向/圮废的庙宇/今夜你同谁来呢？同着/来自风雨的不羁，抑来自往岁的记忆……”显然，这诗境与历经千百载而不绝的孔庙有着某种互文呼应关系，悠悠唤起观者幽古之思，竟使厕所成了教育殿堂。我一时兴起，接连看了三扇隔间门后的贴纸，分别是席慕蓉的《渡口》和《邂逅》以及郑愁予的《雨丝》，诗境均与传统遥相呼应。这样高水平、纯审美而又蕴蓄在细节之中的文化现代性面孔，让我不得不叹服台北孔庙于传统、现代之文化交融和美学通感所做出的努力。

　　传统与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林毓生教授提出“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这一话题的讨论已是汗牛充栋。其实，就文化创意实践而言，这并不是十分难得。许多传统艺文形象被改编成具有现代意味的文本符号，充斥于坊间，在台湾各人文景点的旅游纪念品商店里尤盛。但台北孔庙的文化意味或其文化现代性面孔却绝不止这表层浅显的一端。台湾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在更深层面是遭遇过重大波折的，而这波折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道路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今天的台北孔庙，建筑历史不过80年，并非台北最早的孔庙。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清台北府建立不久，就在城内建造了文武庙。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时，文庙每年都办祭典；第二任巡抚邵友濂还特意从福建敦聘礼官乐师来台教习。这种儒家文化的两岸传递，奉祖国大陆官方传统为正脉，是毫无疑问的。

　　中日甲午海战之后(1894年)，日军占领台湾，孔庙被毁，随即被改为日语学校。不过，在尊孔方面，由于中日文化一脉相承，日本人也在日语学校中建了一处小阁，奉祀先贤。在当时台北诗文社团瀛社周旋下，官民还组建了崇圣会，聘请日本人当会长，每年孔诞从日语学校里请出圣人牌位，在周边几处学校、庙宇中轮流祭祀。直到1925年，由辜显荣(首任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之父)、陈培根等人倡议，当地士绅商贾出田捐款，决定由民间自力重建孔庙。然而，此前台湾民间并无建筑孔庙经验，营建乏人，便礼请曾修造艋舺龙山寺的泉州人王益顺来台主持工事。5年后，孔庙粗具规模，却因捐款顿挫停滞；再5年，始重新动工。而此时王益顺已逝世，后续的外围建筑包括棂星门、礼门、义路、黉门、泮池以及万仞宫墙只能由台湾本土工匠完成。

　　在台北孔庙修建历史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来自祖国大陆、台湾与日本3种文化力量相互渗透、角逐。特别是孔庙建好后，又逢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步伐加快，勒令孔庙祭祀必须废除中式传统典礼，改儒家“礼乐”为日本神社“神乐”，更使我们看到的台北孔庙在保有“传统”的背后，隐隐带上一层更深、更痛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关切。

　　从刘铭传、邵友濂到王益顺，祖国大陆文化对台北孔庙的影响是深远而根本的，是从官方到民间既全面又细致的；而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文化有强烈向往，能让他们于乱世之中，不惜捐田捐地建庙，不忘尊师重儒祭孔，但却因文化根基薄弱，只能参与修筑孔庙围门、路、池、墙，其余部分均赖祖国大陆。至于日本文化对孔庙的作用，则是先以简单粗暴的捣毁，后加文化殖民式的改造。可以说，台湾民众对儒家传统的保存，一方面得益于祖国大陆的深厚积淀与文化传播，另一方面却是多灾多难，几经波折。这些波折及其后孔庙的命运，在特定程度上决定了今天台湾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或者说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面孔，即多重意味的耦合。

　　传统与官营

　　台湾光复(1945年)之后第二年，台北官民即推举市长游弥坚为孔诞祭典主任，要求恢复孔庙祭祀活动。这种于百废待兴、时局混乱中首先要求尊孔，以立其大者、重其文化的做法，将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展现无遗。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台湾不过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边远地区，祭孔行动虽有政府官员参与，但性质上仍是民间行为。1949年，刚刚迁台的蒋介石在孔子诞生2500年纪念之时，献上手书匾额“有教无类”。这一行为无疑为台北孔庙这一地处中华文化近乎遗忘的边缘地域的文教象征，赋上了所谓“国家”光环。1950年，台北市市长吴三连组织孔子庙管理委员会，并出任主任，台北孔庙在民间自发的基础上，终于成了“民办官营”机构。这与如今常见的“官办民营”组织形成了有意思的错位，而这种错位的背后，是台湾无从脱去的、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而只能靠民间力量使传统文化一脉香火微弱不熄的历史。若不能正视这段历史并予以正面评价，我们就不能理解台湾今天对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也不易理解“二二八”爆发实乃官民而非本省外省冲突的实质。

　　随后，台湾进入戒严时期，所谓“国家”势力充盈四野，但孔庙的实质仍为“民办”，至多带有“民办官助”性质。如今天4D影院所在的明伦堂，在兴建时虽有规划，但因经费不足一直没有动工，要到1953年由“考试院院长”贾景德组建筹委会，从地方绅耆中募款之后，才得以建成。1960年，这种状况得到本质上的改变，台北孔庙主事辜振甫等人将孔庙捐给了政府。于是，这处曾在祖国边缘区域、由民间力量兴建维护的儒家庙宇，真正成了台湾文教的象征之一。特别是自2008年开始，马英九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先后5次出席台北孔庙祭孔典礼，更使台北孔庙带上了相当特殊的官方色彩。不过，台湾文教与政治的纠葛却并未因台湾最高权力的认可而得以终结。1971年，台湾行政部门将孔庙交给台北市政府管理。此后，由台北市市长担任祭孔正献官就成了惯例。陈水扁担任台北市市长时，曾两次缺席祭孔，就引舆论一时哗然。然而，据媒体报道，2015年9月28日，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就因与出席典礼的马英九不和而公然拒绝参加祭孔。这种党派政治对尊师重教的文化观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深远的。孔子所提倡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理想，完全为政治人物“反君子”的作风所背离，于此也可以看出政治对台湾民众情感认同的撕裂，即使在几乎不涉党争的文化教育风气上也广泛存在。

　　民众何辜，圣人何辜，文化何辜！

　　传统与民间

　　即使民进党以“去中国化”为使命，在尚未正式上台之时即着力鼓吹“废除国父孙中山遗像”，然而，中华传统一脉在日据50年间都未曾断绝，正说明了它的生命力不在对政府的依附——有政府的支持固然好，但没有政治的力量，甚至政治妄图扼杀，它也仍有深厚的土壤可供繁衍、存留。虽然在庙产所有权和管理权上，台北孔庙已经属于官方，但其文化上或文化心理上的使用权却始终在民间。而这种“民间”在财产资助之外，又有至少三层含义：

　　其一是孔庙作为一处文化景观，对民众的观光、娱乐意义。这种意义在文化创意的介入下正不断增强。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孔庙，就能看到游客闲庭信步。而每年9至12月的“孔庙文化季”，以及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还有大量文化活动，如写祈福卡、手工皂DIY、彩绘、投壶、市长为学子行戴冠礼等活动。

　　其二是孔庙作为一处教育机构，对民众的濡染、风化意义。这种意义其实是前两种意义的强化和延伸，如每周都举办的佾舞表演和设在孔庙内各厅堂中的“六艺”多媒体互动展馆，就有很强的教育和宣传意义。另外，传统孔庙所设的“明伦堂”，一般都是教室，今天的台北孔庙也在明伦堂开设包括四书讲习、诗词吟唱、诗歌乐舞等各种艺文课程，同时与民间书院合办儒学讲习班。

　　其三是孔庙作为一处宗教场所，对民众的信仰、寄托意义。民间对孔子的神话和崇拜，是孔庙之于日常生活的重要价值。不但台北孔庙，各处庙宇中有供奉孔子、文昌、魁星的地方，大都设有“准考证放置箱”，供即将应考的考生将准考证复印件投入其中，以求神明庇佑。而台北孔庙大成殿还特意列出规范的“颂祝祷文”，供祈福考生参考，其细致若此：“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明鉴：祈求人某某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家住某某地址，将于某月某日参加某某考试，考场为某考区，准考证号码为某某，在此诚信祈求至圣先师开通智慧，使能应试顺利，以期金榜题名。祈求人某某敬禀，某年某月某日于台北市孔庙大成殿。”

　　台北孔庙所在的大龙峒文教风盛。此地原名“大隆同”，清道光、同治年间，北台湾第一举人及中试人数众者皆贯籍于此，才始有“大龙峒”别名，以显其“鲤鱼跃龙门”之意，沿用至今。孔庙于此80年，有的人家三代准考证都放在这里祈求，台北孔庙早已成为当地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近在一街之隔的保安宫也有孔子像，接受考生准考证，这涉及台湾民间信仰的族群背景。而无论如何，台北孔庙之于民间的信仰根基是稳固且扎实的。

　　从明永历年间(1646年-1662年)设立台南孔庙至今，台湾共建有孔庙24座，大大小小、公私两立，不一而足。它们深刻嵌入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华文化不断濡染教化、落地生根的节点、中枢，在台湾现代性逐渐展开过程中，出现了多幅不同文化面孔，饱含着丰富的文化意味，有待观者解读。仅以台北孔庙为例，便可看出其现代、历史以及民族意味之外的种种内涵，以及这些内涵之间盘根错节的张力关系。事实上，台北孔庙历史很短、占地面积不大，文物景观也谈不上充分，但它却以“麻雀虽小”的符号意义，象征了整个台湾传统文化所处的尴尬境地和曲折命运。而所有这些，不但是我们赞叹“台湾传统文化保存较好”时所应了解与认识的，同时，也是台湾民众在面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时，所应体会与把握的。因为，它事关台湾的未来走向，事关两岸同胞的血脉关联，也事关中华民族福祉和中华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