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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淡忘的群体

日期:2016-04-23 13:56 来源:《统一论坛》杂志 作者: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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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复会与民国时期去台农学家

  近十年来,不论学界讨论、出版选题还是民间有心人士的私家历史查访,去台文人都是一个极受关注、而且十分火热的群体。然而,由于专业区隔,过往研究更多关注的还是以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为代表的人文法政学人,相对较少涉及另一群人——去台农学家以及作为其大本营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他们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及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沈宗翰、钱天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之兄李崇道都是其中杰出代表。虽然工作于田间地头,但这批人同样心怀天下,有志于中国农业的改良和进步,而最后的施展舞台却只是在中国东南边陲一隅小岛。当后人重新发现他们的价值所在时,历史册页已经无情地随风而逝,留下的只有慨叹!

  一、农复会成立

  如前所述,去台农学家群体大部分都是农复会成立初期和迁台后的工作骨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农复会这一机构的存在,围绕其左右的农学家最终才得以群体形式迁台,而非单个个体离去,这与傅斯年所领导之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体性迁台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成立农复会?

  1840年至1949年这百多年近代史,中国农村常年遭受战乱兵灾之苦,农村发展缺少稳定的外部环境,加之间或发生之天灾时疫,农民生活之困苦几可想见。1940年代末期的中国农村,需要有一通盘振兴计划对其进行整体性改造方能挽救其颓势,这乃是成立农复会的主要考量。此外,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通过推行“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经济,以继续保持其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另一方面则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欠发达国家实行各类援助。这除了暗含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考虑之外,也有着美国人希望它国能以美国民主制度为发展样板的美好愿景,其中就包括对这些地区的农村进行改造。

  1948年7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于南京签订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商定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援助。8月5日,两国政府根据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协商成立农复会。正当国共辽沈战役激战正酣之时,农复会于南京正式成立。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分别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所任命的穆懿尔(R.T.Moyer)、贝克(J.E.Baker)和蒋介石所任命的蒋梦麟、沈宗瀚和晏阳初。

  那么,农复会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对此问题的回答需从农复会全称中“联合”与“农村”两词的含义入手。

  其一,何谓“联合”?农复会乃中美两国合作的成果,5位委员皆由中美两国政府首脑任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特任官”。双方委员向各自国家首脑自行负全责。农复会任何一项决定的通过皆需全体委员一致同意。这种中美“联合”使农复会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特殊机构——它并非中国政府下辖之部会,行政事务与财政经费都不受其他机构任何节制,拥有高度的行动自主权,人事任命、经费划拨皆由农复会自行决定。

  其二,农复会使用“农村复兴”这一综合性用语,而非“农民”或“农业”这两个单一指称,表明农复会的工作目标并不仅仅是农民致富或农业增产,而是在通盘考虑了中国农村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后,将其着眼点置于农村现代化这一高度,它包括从农业生产、自然环境、资源分配、农村经济到农民生活方式这些农村系统中的关键节点。这也就可以理解它为何取农村之名,而没有从农业、农民或农家这样的单一方向来定名。

  简言之,农复会成立于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美“联合”赋予它有别于中国其他政府机构的独特性。然而,其所诞生的时期却也是国民政府最为风雨飘摇之际,连自身都朝不保夕,遑论为农复会提供一个良好的外在工作环境。

  二、他们为何选择去台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正当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在新政权与旧政府之间何去何从的两难抉择时,农复会同仁为何会集体选择离去,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流亡”,前往陌生且当时社会经济异常残破、凋敝的台湾。毕竟这不符合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理偏好——国民政府已被扫入历史的“尘堆”,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则充满了希望,何况他们所从事的农学也更具实用性,任何政府要发展农业都少不了这样一批学有所长的专门性人才,应如何解释这种种“应然”与最终“实然”之间的巨大反差?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去台农学家决定去留时起到关键作用。

  首先也是最为主要的,还是在于他们对中国农业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之间存在着根本理念上的差异。

  早在大革命时期所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就针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同盟军等问题做了阐述,认为广大农民——特别是其中的贫农最具战斗精神,他们乃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革命最可仰赖者和信任者。革命若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将他们唤醒,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则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革命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早期这些思想日后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中国共产党有关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基本思路:打破地主垄断土地和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的双重格局,通过革命手段改变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并以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作为基础将亿万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并投入农业生产,同时亦强调对农民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暴力不可避免,而政治位居首位,其他方面则为其服务。

  与之相较,农复会同人在看待类似问题时则采取了另一个截然有别的角度——相比于中国共产党可谓充满救世情怀和悲悯同情的“三农”论述对于农村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侧重,他们更注重着眼于农业作为一项产业的生产和经济特性,试图从科学改良出发,以解决当时最为迫切的吃饭问题,反对在农村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透过农复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有计划、有阶段地针对诸多具体问题展开施救,以点带面,最终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并为工业化提供坚实基础。农复会的整体方案显然更为温和,属于碎步前行,它依托于现代农业科技,以渐进改良为主,有着鲜明的阶级调和烙印。

  理念之外更有基于个人学缘因素的考量。农复会工作人员中多有留美经历——主要在康奈尔大学习农,或与之相关的农经专业,胡适最初也是在康奈尔学农,且他们在国内本科阶段求学集中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故此形成了一个金陵大学完成基础训练——康奈尔大学深造进修或攻读学位——返回金陵执教——个别人再转往政府农林部门担纲农政工作的模式,钱天鹤和日后曾经担任蒋经国时期“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彦士就是此类典型代表。即使是毕业于今中国农业大学之前身北平农业专门学校的沈宗翰也是康奈尔农学博士,而他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金陵大学任教。

  可以想见,相似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批人有着共同学缘,想法比较接近,在长期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易形成浓厚的私人情谊,最终能够紧紧围绕在农复会周围,为中国农业的进步而奋斗其实也颇为顺理成章。

  三、贡献台岛、实践蓝图

  “四月二十六日(1949年),由上海飞台北的飞机乘客中,有一位微胖的中年人,带了妻儿坐在一排。他前额宽高,显出智慧与气度,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鼻隆唇丰,态度严肃,默然无语。知道此去台湾,前程茫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回大陆与子女亲友再见,思前想后,是故默然无语。”此段文字乃是传记作者对在1950年代台湾经济恢复和起飞过程中扮演关键要角的财经高官尹仲容去台时的描述,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某种程度上,这些文字同样可用于形容去台农学家群体彼时内心之中的波云诡谲。面对时代浪潮的波涛翻滚,个人命运又是何其渺小。如前所述,去台农学家有关中国农村的发展蓝图最终只能在一方台湾小岛实践,虽不无遗憾,却遗珠台岛,对于发展台湾农业和工业化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推动土地改革

  “所以农村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永远是中国祸乱循环的原因。”精研中国历史的农复会首任“主委”蒋梦麟,认为农民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中国社会下农民生存所必需,国家的主要任务即在于创造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蒋梦麟进一步认为,复兴农村必须在公平分配土地和农民增产这两方面同时并举。蒋梦麟的土地思想成为台湾土地改革的重要理据,其实质是政府有计划地退出农村土地市场,从法律上予以确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以有偿转换的形式将农村中地主的剩余资金从农业转移至非农产业,为台湾发展工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蒋梦麟本人虽然并非农学专业出身,他的这一整套理念却作为1950年代陈诚所推行土地改革的思想基础被接受,而农复会则成为国民党当局在土改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帮手”。

  2.整合农村秩序

  台湾农会1900年即已成立,但至1945年为止,台湾农会基本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渗透工具。农复会建议将农会与合作社进行合并,台湾省政府遂于1949年7月19日颁布《台湾省农会与合作社合并办法实施大纲》,规定两者合并后仍统称农会,为社团法人,恢复日本殖民时代战时统管制度。农复会制定了有关农会民主化改革的明确条款,即于理监事会之外,另由会员选出若干出席上级农会之会员代表,并规定理事监事与会员代表之中至少须有三分之二为佃农及自耕农,其他资格至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综合来看,台湾农会各项具体业务在农复会指导和参与改造下自1953年起逐步迈入正轨,成为台湾当局与农民之间的强大中介组织。辅以同一时期土地改革的推动,农民真正成为土地和农村的主人,农民参与农会的热情也大为提高。到1972年底,台湾农会正式成员已有942739户,占农业人口总户数比例超过70%。农复会从事前调查、撰写建议报告到参与实施,最终将农会改造为重要社会团体之一,实现了农村社会秩序重新整合,使农会成为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团体。

  3.力推农村现代化

  1953年至1975年间,台湾相继实施了6个“四年经建计划”,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一工业化过程中,农复会较好担当了农工之间中介和桥梁角色,台湾农村也在历经此前几年的土地改革后不仅自身获得发展,而且也为台湾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等支持。

  农复会延续了它们在土地改革和农会改组中所起的于政府和农民之间居间调停和指导的功能,在政策规划、技术培训和资金筹集等方面全力促成台湾农业服务于工业建设。从1953年第一个“四年经建计划”开始,农复会成员便参与到台湾大规模工业建设中。农复会共计有27位成员参与经建计划中农业计划的拟定和审议。如果翻检农复会这一时期的工作报告可发现,“农复会以它优秀的技术官僚,对农业各部门的生产拟定详密的生产计划”。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农复会于1958年8月恢复设立的“农业经济租”,在台湾各期经建计划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日益深入,祖国大陆对台研究的深度和宽度已较过去有了长足进步,但不可讳言的是,过往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注重宏大叙事和在台面上的“大人物”,对于包括沈宗翰、钱天鹤在内的一干去台农学家,以及他们在台湾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仍缺乏系统研究。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深对台湾“两蒋”时期历史的细部认识和研究,对这段历史的通盘了解,将助益于我们以更为周全之策因应时局。去台农学家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被遗忘,但希望两岸人民能够铭记这段历史,凝聚共识、珍视和平、共图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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