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的“日本精神”与他的“台湾国”

　　2015年8月，李登辉在台湾出版了《新·台湾的主张》一书，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或政治书籍，值得深入研读。李登辉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是日本侵略中国与对台湾进行50年殖民统治所产生的重要结果之一。认真研究李登辉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了解，日本上百年的侵略给中国带来多么复杂与深远的影响。李登辉出版这本书的政治目的，就是借着自己一生政治活动的总结，指导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如何进行“台独”活动。李登辉是“日本精神”的代表，一直梦想做“台湾国国父”，一直在台湾实践他的“日本精神”，一直试图用“日本精神”指导“台独”势力进行建立“台湾国”的活动。

　　2014年8月，91岁高龄的李登辉自己总结说，“与生俱来的个性”、“日本精神”、“台湾精神”、“基督教”4大因素造就了他的一生。然而，在笔者看来，这4大因素在李登辉身上的比重，差别十分巨大。根据李登辉自己所著《台湾的主张》《最高领导者的条件》《台湾二十一世纪国家总目标》《新·台湾的主张》等记载，以及他一生所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来看，李登辉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日本的殖民教育，李登辉身上所体现的精神主要是“日本精神”。在李登辉的心目中，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能有今天主要是拜日本殖民统治所赐，台湾存在的价值在于捍卫日本的利益，所以他的“台湾精神”是完全服从于“日本精神”的。1961年，李登辉在妻子的劝导下信奉基督教，此时他已经38岁，人生观早已形成。因此，他身上的基督教精神也不多。

　　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李登辉所谓的“日本精神”？《新·台湾的主张》中，李登辉概括了心目中的“日本精神”：“这是台湾人在接受日本统治时学到的，也是日本战败后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中国人身上看不到，台湾人引以为傲的精神。日本精神代表‘勇气’、‘诚实’、‘勤勉’、‘奉公’、‘自我牺牲’、‘责任感’、‘守法’及‘清洁’的精神。”但是，从李登辉的言行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日本精神”，最主要的是具有极强封建性和侵略性的武士道精神。

　　一、“日本精神”培育下的李登辉

　　1923年1月，李登辉出生于台北淡水郡三芝庄，父亲是日本警察。因父亲工作地点多次调动，李登辉在就读公学校(小学)期间4次转学，无法交到朋友，养成了喜欢独自读书的习惯。四年级时，李登辉就购买了价格昂贵的《儿童百科事典》。

　　在淡水公学校高等科、私立淡水中学就学时，李登辉阅读了日语的《古事记》《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木居宣长的《玉胜间》和《夏目漱石全集》。李登辉的“国语”(日文)考试能得满分。

　　在台北高等学校(高中)就读期间，同学40人中仅有3、4个是台湾人。台湾人明显受歧视，但李登辉的感觉不一样。“我并不觉得曾遭受什么歧视，反而感觉老师比较疼我，同学中也没有人公开对我说过什么奇怪的话。在自由的校风下，我乐于和同学讨论，努力用功读书。”李登辉阅读日语的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辻哲郎的《风土》之类书籍，读完英语的汤玛斯·卡莱尔的《衣裳哲学》，读过德语的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此外，他还阅读过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高等学校毕业时，李登辉已经读完了700册以上的岩波文库。除了读书之外，李登辉还以打禅、苦行来超越自我。

　　根据李登辉自述，上述所有书籍都没有让他明白关于“自我”、“死亡”的困惑。最终，是新渡户稻造的《讲义录》解决了李登辉的困惑。“精读了这本诚恳又详尽的《讲义录》之后，我从少年时期一直思索，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人为何会死’、‘生是什么’之类的‘mementomori’(记住人将会死亡，拉丁语)——也就是对于生死观的疑问，至此终于尽数得到化解。”

　　1943年6月，因为受到战争影响，李登辉从高等学校提前半年毕业，因为衷心佩服农业经济专家新渡户稻造，他选择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林经济学科学习。在准备进入大学的过程中，李登辉详细阅读了新渡户稻造所有论文与著作，包括农业经济学代表作《农政讲义》和《武士道》一书，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登辉认为，“武士道”就是日本人对精神的道德规范。“我认为新渡户所说的武士道，正是日本人的精神和道德规范。那不仅是精神、生命的结论，同时也是日本人的心境、气质和美感观念。可以说，那是勇气与决断力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一种凝视生与死的美学或哲学。”“在《武士道》中，新渡户列举‘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为武士应该具备的道德项目。或者说，《武士道》特别重视和强调身体力行，实践这些道德项目。”“人生只有一回，如何能将人生变得有意义进而肯定其价值？‘不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大众之公来工作’这个观念的重要与珍贵——这就是年轻时我从卡莱尔的《衣裳哲学》及新渡户的《武士道》学习到，进而获得救赎的人生价值。”

　　在京都帝国大学仅仅学习了一年两个月，因日本本土形势紧张，李登辉进入陆军大阪第四师团当兵，任职帝国陆军少尉时遭逢日本战败。因为武士道的影响，李登辉参加日军是高度自觉与自愿的。他说：“‘武士道的真谛，就是发现死是什么’——正如《叶隐》的精神，为了自己的国家，就算战斗到死，也无怨无悔。”“那时，我和哥哥都很年轻。一心怀抱着为国家挺身作战、光荣赴死的理想。”

　　1945年3月10日，美军大队B—29轰炸机轰炸东京。李登辉所在的日军高射炮部队不断猛烈回击。“在日本干部候补兵一片慌乱之际，我这早已习惯防空实战的台湾人显得骁勇善战。”小队长阵亡了，李登辉立刻挺身而出，代替他扛起指挥工作。之后，李登辉被分发到名古屋部队，那里也是受到美军猛烈轰击的地区。日本投降后，李登辉于1946年1月乘船返回台湾。当李登辉在基隆上岸后，目睹市容一片荒凉景象。“那是日本战败之后，台湾人被迫面对的新的‘悲哀’。”

　　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采取“去日本化”政策，实施反日教育。“令我感到很气愤的是，再也不能使用日语，我习惯用日文写字、思考，这让我吃足苦头。忽然被要求讲北京话，也讲不出口。国民党在台湾灌输中国观点的历史文化，企图将台湾人变成‘中国人’。”

　　对于1947年以前的人生道路，李登辉自己总结说：“我长期接受‘日本式教育’，对于我的人格养成具有莫大的意义。”

　　二、“日本精神”是李登辉建立“台湾国”的精神支柱

　　1999年，李登辉把“台湾国”正名的希望寄托在陈水扁身上，并于6月出版《台湾的主张》指导陈水扁。书中写道：“‘新台湾、新台湾人’一定要基于使命与责任，彰显自己的存在，创造新的历史。”但是，陈水扁没有受过日本殖民教育，而是接受国民党的大中华教育，不能完全理解李登辉“日本精神”中所谓的“使命与责任”，当然主要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他根本无法完成“台湾国”正名任务。李登辉因此万分失望，每次上教会他都会祈祷说：“台湾人还要几年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

　　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政治气氛，对绿营有利，李登辉闻风而动，故技重施，出版《新·台湾的主张》借以指导有可能将要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这一次，李登辉总结了自己和民进党执政20年间无法建立“台湾国”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依靠日本的支持才能实现“台独建国”梦想。因此，李登辉虚构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从1895年到2015年，“日本精神”在台湾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并将继续指导“台独”势力在未来建立“台湾国”的活动。

　　这本书分成四章：第一章“学习日本精神”，第二章“迈向台湾民主化的道路”，第三章“迈向新台湾人的时代”，第四章“日本与台湾的国防论”。贯穿全书的主题或者主线是：李登辉学习“日本精神”并在政治活动中实践“日本精神”。可以说，这本书又是一部李登辉用来指导“台独”势力继续完成其独立建国企图的大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希望重新指引出台湾未来该走的方向”。“对于现在的台湾，最重要的是，以‘公’、‘私’界限分明的武士道伦理观为主轴，来重建我们的社会。”

　　李登辉心目中的“台湾国”，以“日本精神”指导，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学习甚至模仿日本。在伦理上，“台湾国”与日本有紧密的联系。在两岸关系上，日本精神还是对抗中华思想的锐利武器。“台湾人必须藉由重温‘日本精神’，脱离中华思想的束缚，在‘能够清楚区分公与私’的武士道伦理基础上，建立民主社会。”

　　然而，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所谓“日本精神”是怎么进入台湾的呢？李登辉认为，1895年至1945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就是“日本精神”在台湾的实践。

　　《新·台湾的主张》第一章中简单回顾了日本和台湾共同经历的那些历史，高度赞扬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对于这五十年，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只要一句话，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是日本让台湾完成近代化。因为日本的统治，台湾得以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近代社会。相对于欧美各国‘从来没有让殖民地近代化的打算’，日本统治的方式可说是独树一格。”李登辉的论据主要是“建立台湾近代化基础的后藤新平”、“提出制糖业发展基本方针的新渡户稻造”、“‘嘉南大圳’之父八田与一”、日本在台湾发展殖民教育。后藤新平、新渡户稻造、八田与一、在台北芝山崖学堂被抗日民众杀死的6名日本教师等等，都是体现“日本精神”的具体榜样。李登辉希望“台湾国”的台湾人永世不能忘记他们。

　　在李登辉看来，1895年至1945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台湾国”的基础。“在日本统治之前，台湾人只学四书五经。日本在台湾引进公众教育后，台湾人开始吸收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社会等新知，而逐渐摆脱儒教的束缚。”“有些台湾人和我一样会到内地(日本)的大学就读。”

　　“高等教育机构整建的同时，从医学到农业、商业、工业，各领域的实业学校也成立了。台湾的精英阶层得以逐渐养成，社会变化与日俱增。受到日本教育的影响，近代观念正式引进台湾，培养了守时、守法、金融货币经济基础、卫生观念及企业经营等新观念，逐渐打造出‘新台湾人’的原型。”

　　李登辉还从自己“台独”建国的思路，歪曲地解释了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领导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民主运动。“如此，近代国民意识得以养成的同时，台湾人也能够知晓世界潮流。在1920年左右，台湾人受到欧美思想的影响，开始成立各种社会团体，提出议会民主、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地方自治、选举、自决独立等要求。此外，也有人提出‘日本应该给予台湾人适当权利’的主张。抱持这些想法的台湾人在1921年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用来推动一连串的政治改革运动。”“以结果而论，台湾人的政治运动因为受到总督府打压，并没有成功。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产生了‘台湾人的台湾’这样的想法，变成台湾人的共同主张。也可以说，战后‘对抗国民党’的理念基础，就是立基于此。”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蒋经国实行所谓国民党“本土化”政策，大量提拔台湾本省精英做官。在蒋经国授意下，台湾大学教授王作荣于1971年10月介绍李登辉加入国民党。1972年6月，蒋经国任命李登辉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负责农业问题。49岁的李登辉是最年轻“阁员”。1978年6月，他又被蒋经国任命为台北市市长。为了培养李登辉处理政务的能力，蒋经国连续3个月亲自到李登辉家中，与他交流当天处理政务的心得。1981年12月，李登辉被蒋经国任命为台湾省主席。1984年3月，李登辉就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政治上的成就，是蒋经国悉心指导的结果。对此，李登辉也十分感恩，1999年，李登辉自称是“蒋经国学校”毕业的，自己的从政智慧深受蒋经国启迪。

　　但是，《新·台湾的主张》对自己1970年代以来从政的经历，做出了与1999年完全不同的评价，李登辉极力淡化蒋经国对自己的影响，强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认同。

　　李登辉自称，他从政的榜样就是重视“信仰与信念”的后藤新平和新渡户稻造。“就像后藤新平在台湾担任民政长官之外，后来也当过东京市长、满铁总裁。我也是历任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力投入都市经营与农村建设。而且，我是以后藤奠定的基础为本，摸索台湾新的方向，促进台湾的民主化，可以说和后藤有一定的关联性。”“新渡户稻造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至于我，也是基督徒。1988年1月，蒋经国总统猝逝，我继任台湾总统的十二年间，简直一天也不得闲。我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派系可以当后盾，也缺乏情治机关和军方的支持，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基督教这坚强的信仰。因为有信仰，让我能够拥有信念，排除万难，实现台湾的民主化。”李登辉荒谬至极，他的权势不是来源于他的信仰，而是来源于国民党的党规和“中华民国宪法”。

　　三、日本应该发挥“日本精神”，敌视中国大陆，支持李登辉及其继承者

　　李登辉深知，“台湾国”只有在美、日等强权的支持下才能存在，他衷心希望日本支持他的“台湾国”。“我希望日本的各位好朋友，能够秉持‘见义不为，无勇也’的武士道精神，支持台湾打造新国家。千万不能忘记，不论是在精神文明或道德方面，日本都是唯一能够成为亚洲领袖的国家。作为东西文明融合之地，实现明治维新的日本，到现在还是台湾应该学习的伟大兄长。”“殷切企盼，为了东亚更加的安定与和平，日本与台湾一定要共同携手，迈步前进。”李登辉特别强调说：“台湾和日本是生命(命运)共同体。日本好，台湾就好，反之亦然。”

　　李登辉在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先后于2001年4月、2004年9月、2007年6月、2008年9月、2009年9月、2014年9月、2015年7月访问日本，重温他当年作为日本人的光荣与骄傲，鼓吹日本人重拾二战时期的武士道精神，竭力寻求日本人支持他所代表的“台独”建国活动，探求台湾重新与日本合并的可能性。“2014年9月，我访问日本的目的之一，是想向日本传达‘日本的前途，必须靠自己决定的时代来临了’。在安全保障方面，日本至今仍完全托付给美国。不少人仍然坚信‘因为宪法第九条，日本才能维持和平’。但我认为，宪法超过六十年一字一句都没更动，这才是不正常。我认为，无视于美国弱化、中国崛起的事实，不处理安全保障和宪法的问题，继续漠不关心下去的话，将会严重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在李登辉看来，“现在，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台湾是‘世界上最亲日的国家’这个说法。非但是经历过日本统治的日文世代，就连年轻一辈也有很多是亲日派。但长久以来，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或许只是‘单相思’”。李登辉很技巧地借着别人之口发问：“日本为何抛弃台湾？”

　　李登辉狂妄地认为，战后日本政治人物的水平似乎都不如新渡户稻造、后藤新平和他自己，没有所谓武士道精神，对中国大陆太软弱。2001年，李登辉要求去日本看病，日本外交部担心惹恼中国大陆而迟迟不发签证。2002年，李登辉再次要求访日又遭到冷遇。对此，李登辉批评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句话代表了武士道精神。对于日本人来说，武士道不是最高的道德吗？当时我感觉日本这个国家怎么变得这么奇怪。这股危机感促使我撰写《武士道解题：做人的根本》(2003年)这本书。”“我为日本人民流泪的次数变多了。该如何做好‘一个国家应有的样子’呢？民主党的领导高层中，很多人都缺乏政治家该有的视野。”“真希望现在的日本和台湾，能出现两三位像后藤先生和新渡户先生一样的领导者。”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地震，受灾严重，李登辉心如刀割。13日下午一点多，台湾搜救队和救援物资抵达日本成田机场。但是，日本政府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迟迟不愿让台湾搜救队进入灾区。李登辉无法接受日本政府的作为，引为终身恨事。但是，李登辉却从日本人民身上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看到了他的希望。“三一一大地震中，日本国民展现有节制的行动、无条件的自我牺牲，正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以日本武士自居，一心想让台湾与日本合并的李登辉，自然而然在内心深处十分仇恨中国大陆。他借用“狗去猪来”所谓民间的说法，把1945年8月以后去台湾的中国大陆各省人叫做“猪”，品格很差，远远比不上日本人。曾经做过国民党主席，深知“二二八事件”的内部资料，李登辉却肆意夸大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杀人数量，继续制造省籍仇恨与对立。“当时的台湾精英阶层(日治时期接受高等教育者)为首，逾二万八千人遭到虐杀，台湾人被推入恐惧的深渊。”

　　对于自己曾经亲近的中国共产党，李登辉也自认为在1947年前后就看透了。“那时我察觉到，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为了施行皇帝式的独裁政治，而把马克思主义拿来歌颂利用罢了。”“从目前(2015年8月)的状况来看，中国要成为像日本、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要到‘无限的未来’才可能发生。为了对付中国，台湾、美国、日本和澳洲等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合作，制止他们打压人权，才是关键。”

　　四、究竟为了什么

　　2015年，李登辉已经92岁高龄，不好好颐养天年，却忙着出版了政治性极强的《新·台湾的主张》，这是李登辉对自己一生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自己一生心路历程的总结，更是一部企图用来指导2016年以后执政党的大纲。

　　受过优良日本教育的李登辉，自幼苦读，自认为满腹经纶，学贯东西，比日本人还日本人，自然而然也是“日本精神”的代表人物，而且是日本、台湾两地最伟大的代表人物。

　　李登辉自认为继承了“明治维新精神”、武士道精神、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精神、日本战后改革的精神，继承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事业，领导台湾人民实现了民主化。

　　更有甚者，李登辉还自以为比日本战后的政治人物高明，常常指导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在李登辉看来，日本政府应该像战前一样做亚洲的领袖，争取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对中国大陆表示强硬的立场，武力保卫台湾，支持“台湾国”的建立，日本国应该像兄长爱护弟弟那样爱护“台湾国”。“台湾国”的存在，是日本最好的“亚洲智略”。

　　总之，李登辉一生的政治活动，概括地讲，就是在台湾岛内用“日本精神”改造台湾，试图用“日本精神”指导“台湾国”的建立和建设；在台湾岛外则极力运用“日本精神”联络日本人的感情，祈求日本人帮助他以及他的继承者完成“台湾国”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