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反陆媚日”的原因

　　近日，看似互不相关的两件事情引起海峡两岸关注：一是肯尼亚台湾籍电信诈骗嫌疑人被遣送祖国大陆接受司法审判，民进党以“保护人权”为幌子操弄民粹，竭力进行政治表演；二是台湾渔船在冲之鸟礁附近公海被日本公务船拦查扣押，并强索赎金，而以民进党为主体的绿色政客及“名嘴”集体失声。对涉嫌诈骗犯罪者，绿色政客大谈其“人权”，并借机谬谈“台湾主权”；而对于日本欺凌台湾渔民，民进党往日好斗激进形象不再，全成“哑炮”。人们不明白，这些绿色政客到底怎么了？

　　一、捍卫诈骗嫌犯“人权”背后的“反陆”“台独”用心

　　近年来，涉及台湾电信诈骗的报道屡见不鲜。台湾的电信诈骗犯罪，触角遍及全世界，被岛内舆论讥讽为“几乎要成为全球公敌”的“台湾之光”。前不久，藏身肯尼亚针对祖国大陆民众实施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疑人被抓获。祖国大陆有关部门查办案件、惩治犯罪，以维护两岸同胞切身利益，这于法有据，于情合理。然而，以民进党为代表的一些台湾政客不分是非曲直与善恶对错，既对电信诈骗的危害视而不见，也不检讨岛内惩治犯罪不力，对诈骗案受害者的痛苦充耳不闻，却由民进党主导的立法机构高效率抛出所谓捍卫诈骗犯罪人员“人权”的“声明”。“声明”不但完全回避事件的司法本质，而且充斥着“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等“两国论”浓重的“台独”色彩论调，不仅要求祖国大陆“立即放人”，甚至妄言要对祖国大陆进行“制裁”。一些“名嘴”还公然鼓噪要维护台湾“尊严”，“派飞机到大陆救人”。

　　绿色政客平日习惯于黑说白道，不讲逻辑关系。但是即使思维能力再差，也不能把惩治罪犯和侵犯人权混为一谈。人们不明白的是，在这些政客眼中是否“世上只有台湾诈骗犯享有人权”，所以他们的犯罪行为不能惩处。多方资料显示，在近年的许多电信诈骗团伙中，首犯和骨干绝大多数是台湾籍。统计显示，每年都有约100多亿元人民币被骗子从祖国大陆卷到台湾，但至今仅追缴回20多万。在被骗人群中，老人、学生、农民工占有很大比重。有的退休老人辛苦劳作一辈子，一生积蓄被骗光，处境凄惨；有的病人看病的“救命钱”被骗；有的年轻学生上大学的学费被骗。而在岛内，台湾同胞遭受电信诈骗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曾被列为“十大民愤”之首。因此，将罪犯绳之以法是两岸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但由于台湾法律对涉及两岸的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缺乏相应认定标准，导致很多犯罪嫌疑人或无法定罪、或重罪轻判，致使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屡打不绝，许多诈骗团伙藏匿海外、继续作案。有关报道显示，2013年8月，祖国大陆警方将抓获的21名相关犯罪团伙头目移交台湾警方，而这些人很快被放，2015年又在境外继续作案。

　　面对电信诈骗泛滥成灾，岛内一些掌握“立法权”的绿色政治人物，不去踏踏实实地完善有关法规，为惩治犯罪、保护民众财产安全提供法律依据，而是别有用心地将法治问题政治化处理，借机挑动两岸对立。

　　为了为施骗者“讨公道”，此前并不认同“九二共识”的民进党及“时代力量”等绿色政客，竟搬出《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不顾两岸在协议框架下已合作多次的事实，声称台湾“主权”受到“侵犯”，要求将台籍嫌犯送返台湾。但是他们忘记了该协议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签订的，而且他们也误读了协议条文及基本精神。因为该案没有发生在台湾，而是发生在肯尼亚，被害人在祖国大陆，祖国大陆有权管辖。两岸虽然签有协议，但条文载明，当“受请求方”认为有重大利益等特殊情况，得视情况决定遣返。即，是不是遣返，要视情况而定，绝非我要你遣返，你就得遣返。台湾虽然有权主张遣返诈骗嫌犯，但台湾相关法律存有漏洞，若把人放回，只能像过去那样释放或轻判，这对犯罪嫌疑人是纵容，对受骗人太不公平。更重要的是，那些连“九二共识”都不敢面对的政客们，有什么资格谈及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协议。其实这些绿色政客表面在为诈骗嫌犯叫屈，实则是逢陆必反的“台独”意识作祟，假若嫌犯被引渡至美国，他们还有胆量替骗徒打抱不平吗？所以，到底是捍卫人权，还是打着人权操弄“反陆”和“台独”情绪？这应该是不需思索的问题。

　　二、对渔民受辱的冷漠背后是对日的奴颜与媚骨

　　4月25日，在台籍电信诈骗嫌犯被遣送回祖国大陆不久，台湾屏东琉球籍渔船“东圣吉16号”在冲之鸟礁公海被以“非法作业”为由遭日本公务船拦查扣押，并强索176万元赎金。冲之鸟礁地处公海，只是两座礁岩，总面积仅有9平方公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联合国机构认定，冲之鸟礁不属于岛屿，所以不能主张以其为中心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权益。据此，日本根本无权扣押台籍渔船，若强行查扣，即违反海洋法公约，若在扣押之后再要罚款，更无异于海盗绑票勒索。但日本单方面宣布其为岛屿，并以此为依据，主张47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和约25.5万平方公里外大陆架，其他国家不得在这一海域内作业。冲之鸟礁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日本这一做法，既损害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更直接损害了台湾渔民的利益。因此，台湾应当不分朝野，一致对外，以保护台湾渔民权益。然而，自事件发生以来，曾在肯尼亚台籍诈骗集团被引渡到祖国大陆后跳得最高、喊得最凶的那些民进党和“时代力量”的精英和绿营名嘴，此刻却通通默不作声。蔡英文在渔船被扣押后，迟迟未就日本此次抓扣台湾渔船表态。其实就在事发当日，日本众议员长岛昭久、古川元久等人访问民进党中央，并与蔡英文会面。而蔡英文仅谈日本熊本地震、民进党的“重生秘诀”，赞颂日本司法制度，而绝口不提日本此次抓扣台湾渔船之事。

　　“东圣吉16号”渔船属于屏东县，由屏东县选出的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庄瑞雄更称台湾渔船是在“人家的地方”作业，“不适合硬碰硬”。更有一些绿营政客和绿营媒体，他们不是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日本，反而将矛头对内，对马英九当局极尽讥讽挖苦与攻击，甚至有点幸灾乐祸，认为日本扣押台湾渔船，是对马英九“打脸”。

　　即将赴任的民进党籍驻日代表谢长廷接受日媒采访时说：“日本对台湾而言，在亚洲安全保障上是最重要的伙伴，同时在人民情感方面，是最亲密的国家，相信台日能成命运共同体。”为了讨得日本欢心，宣称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会和大陆合作。

　　以民进党为主的亲日媚日行径，招致外界强烈批评。在实不得已情况下，民进党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乞求日本在双方达成共识前“克制”，并承诺未来新当局上台后，会全力与日本沟通协商，通篇没有对日本海盗行为作出一句抗议，更不敢谴责日本恣意扩张经济海域，侵害人权、渔权及公海权益的海盗作为。一副不顾渔民的利益，自甘下贱，讨好日本的形象跃然纸上。

　　三、民进党政客媚日的原因

　　此次民进党对日本抓扣台湾渔船集体缄默，其原因何在？

　　一是日本是民进党“台独”源头之一。追溯“台独”根源，最早的“台独”分子是日本殖民者在岛内驯养的“皇民”，最早的“台独”组织也是在日本右翼势力庇护下形成的。“台独”分子对日本的“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此后，民进党为对抗岛内“反独”力量，开始幻想“挟洋自重”，甚至希望借助美日之力阻挠统一进程，因此，不敢对日本有任何不恭的表示。

　　二是民进党内一直有媚日传统。日本曾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50年，残杀迫害岛内抗日志士数十万，长期视台湾人为“二等公民”。岛内一些混迹于殖民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却因日本的小恩小惠感激涕零，以当日本人为荣。曾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民进党大佬之一的吕秀莲，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去日本山口县下关春帆楼，在参观《马关条约》签订会场时，无耻地声称，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不然台湾哪来今天的经济成就”。民进党的“皇民”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2006年9月，当日本小泉政府在联合国大会表示，希望日本能够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民进党陈水扁当局按捺不住表示坚决支持。之后，陈水扁当局“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邱义仁公开表示：“日本身为东亚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已经用前瞻的眼光撇开历史包袱。我们支持日本在联合国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感到这个表态力度还不够，民进党籍行政部门负责人游锡堃接着宣称：“日本迈向正常国家，担负起亚洲的领导角色，有助于东亚的和平与民主繁荣。”这里且不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如何，即使它的经济力量再重要，也不由民进党封它为“亚洲的领导角色”，试问，亚洲几十个国家什么时候封过日本为领导的？除游锡堃外，日本自己恐怕也不敢说它是今天亚洲的领导。2004年7月，为了讨好日本，民进党当局新任驻日代表许世楷在东京记者会上竟然声称：“钓鱼岛距离台湾与日本冲绳都很近，不能简单论断主权归属。”这一卖国言论，就等于放弃了对钓鱼岛这个中国固有领土的主权要求，无异于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

　　三是民进党寄望其“台独”主张得到日本支持。“台独”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但是在岛内和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情况下，其明目张胆的“台独”和“法理台独”都难以行得通。因此，日本那些对中国始终抱有敌对情绪的军国主义残余势力，自然为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所接近和倚重。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其右翼势力并未忘记对台湾实行50年殖民统治的历史，鼓噪“台湾地位未定”，不断纵容、支持“台独”势力。而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媚日、亲日言论和行动，更加重了日本右翼的“台湾情结”。而这种“台湾情结”则成为“台独”势力的国际支持力量。

　　综上可见，民进党为实现“台独”目标，不但会“逢陆必反”，而且不惜奴膝媚外，甚至连“祖产”都可以拿来做交易，根本不会在乎岛内渔民的安危及利益。这就是民进党媚日的深层次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