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区营造运动回顾与未来发展趋势

　　1994年开始推行的台湾社区营造政策是台湾当局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社区发展政策的延续，也是因应当时社会环境和形势急遽变化的一项策略调整。时至今日，台湾政局虽已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但社区营造却一直未曾中断过，且已演进成为一股社会风潮，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社区营造政策回顾

　　二战以后，为协助战后各国经济复兴，联合国提出了“社区发展”概念，并倡导、协助有关国家和地区推行社区发展运动。为此，台湾于60年代从联合国引入“社区发展”概念，取代过去的“基层民生建设”，开始实施多项社区发展计划。伴随经济腾飞，70、80年代台湾社区建设取得一定成绩，尤其是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但同时也带来了过分偏重立显成效的硬件建设，而忽视社区精神建设的负面批评。

　　到90年代初，台湾的社会环境已发生极大改变。一方面，经历了70、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后，台湾出现大量后工业社会典型问题，如环境污染严重、居住品质下降、人际关系解构等。工业社会带来基层社区结构重组，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社区空虚，而新都市型社区由彼此陌生的人口组成，人际关系冷漠，缺乏凝聚力。另一方面，台湾正经历着80年代末社会解严之后所带来的快速民主化，社会民间力量突然释放，使得社会运动一时风起云涌，抗争意识的觉醒，也使得社区居民不能漠视社区面临的问题，一些居民开始组织在地环保、生态抗争运动，如“新竹水源里的化学工厂抗争”“鹿港居民反杜邦设厂事件”。

　　70、80年代台湾社区发展的不足，以及90年代初台湾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共同促使台湾当局试图在微观的社区层面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1994年，主管文化工作的“文建会主委”申学庸在立法机构做施政报告时，正式提出“社区总体营造”概念，延续先前“文建会”社区文化、社区意识和“生命共同体”概念，使之转化为一项在政策上和行政上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案。一方面，台湾当局期望从社区出发，通过社区环境改善、社区资源整合、社区特色产业发展，以达到社区永续经营，他们认为如果微观社区治理良好，那宏观社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也希望以社区营造理念，将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引导到对社区事务的自主参与，整合民间力量关注在地家园，从而将民众的激情投入到社区，以寻求一条稳定的社会发展之路。

　　“社区总体营造”理念提出后，“文建会”便积极进行理念宣导及相关计划制定，1994―2000年，“文建会”先后提出多项社区营造计划，包括“辅导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计划”“充实乡镇展演设施计划”“社区文化活动发展计划”“辅导县市主题展示馆之设立及文物馆藏充实计划”等。

　　2000年，台湾当局将社区营造的推动层次提升至行政部门，并在2002年提出“新故乡社区总体营造计划”，为“挑战二〇〇八国家发展十项重点计划”之一，同时整合9个“部会”一起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并成立“社区总体营造推动协调委员会”。

　　2005年，谢长廷任行政部门负责人，在“新故乡社区总体营造”基础上扩大提出“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六星”是指在产业发展、社福医疗、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环境景观和环保生态6个面向进行社区总体营造，该计划进一步扩大整合了13个“部会”所执行的62项(后修改为33项)子计划，并以“社区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2008年，以“地方文化生活圈”区域发展概念出发，台湾当局规划“地方文化馆第二期计划”及“新故乡社区总体营造第二期计划”双核心计划，期望从“软件(社区总体营造观念培育)”及“硬件(地方文化设施建设)”两个方面，同时提升社区文化生活及参与的内涵。2002年5月20日，台湾文化部门成立后，积极关注村落文化发展，在社区营造既有基础上，拓展村落文化艺术，提出“村落文化发展暨推广计划”。2015年，台湾当局继续拟定“社区总体营造三期计划”及“村落文化发展计划”。

　　总体说来，持续20多年的台湾社区营造运动经历多次政局变动和计划更新，理念推广深度和广度都不断深入，突破了以往社区发展政策瓶颈，持续向前发展。

　　社区营造的显著特点

　　纵观台湾20多年社区总体营造计划，与以往社区发展政策相比，呈现以下显著不同特点：

　　一是注重社区营造精神层面建设，并主动发挥文化艺术活动的积极作用。台湾以往的社区发展政策以“基础工程”“生产福利”及“精神伦理”为3大建设目标，虽包含“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个层面，但当局主要关注多为属于“硬件”层面的基层工程建设，如马路拓宽、河道清理、社区公共设施建造等。而社区营造理念关注“软件”层面建设，注重社区精神培养，通过引导民众生活互动和融合，在民众心中产生“社区共同体”意识。而文化艺术活动在社区共同体理念培育过程被认为起主导作用，因为文化艺术更容易进入民众日常生活领域，并迅速发挥凝聚民众感情与凝聚力效能。为此，台湾社区营造运动注重文化艺术作用，从文化艺术出发，进行社区营造。其一，各社区结合特有文化传统，根据特殊人文社会状况，发掘地方资源，举办特色主题文化项目，同时，全台性文艺活动也定期举办，提供各地社区文化交流平台。其二，发展社区特色文化产业，提高社区竞争力。其三，地方文化保存工作，发掘地方古建筑、古传统，编写村里历史地理志，并创办社区刊物。其四，建立社区大学，提供给社区居民终生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

　　二是社区营造主体转移和多元化。一方面体现在政策制定主体层面，以往的社区政策以“内政部社会司”为政策制定主体，而社区总体营造理念提出后，“文建会”(“文化部”)成为社区发展主要推动部门，制定主要社区营造计划，其他“部会”虽有相应社区政策，如内务部门的“社会福利社区化实验方案”、环保部门的“生活环境总体改造”、经济部门的“形象商圈”等，但都作为辅助计划。另一方面体现在社区政策执行主体层面。主要是执行主体多元化、协助化，以往的社区政策执行主体均为公权力部门，从上往下分别为“内政部社会司”、县市政府、乡镇区公所、社区发展理事会。1991年，台湾当局修订《社区发展工作纲要》，将社区发展理事会改组为社区发展协会，并以人民团体形式运营，同时，民间团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社区营造行列，如“社区营造协会”“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仰山文教基金会”及各地文史团体。它们积极参与社区营造，并扮演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成为社区营造新主体。

　　三是社区营造执行方式不断创新。台湾以往的社区发展模式为行政部门“由上而下”政令宣导，而社区营造强调公私部门协力合作，即政府与民众双向互动，尤其是社区居民对社区议题“由下而上”自主提案、自主参与。首先，行政部门制定社区营造计划，居民根据社区特色，以社区需求为导向，向政府提交社区营造方案，经行政部门审核后，予以批准，然后社区居民配合行政资源、技术指导，共同协力完成社区营造。通过这种执行方式的转变，培养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充分整合和利用了社区资源，达到社区和谐、永续发展。近来，随着社区营造计划深入推进，社区营造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社区营造的执行方式提出新的需求，为此，文化部门逐步开展“由内而外(社区总体营造)”及“由外而内(村落文化发展)”双向辅导策略，希望使民众的参与深度及艺文推展广度达到更高水准。

　　社区营造发展趋势

　　台湾20多年社区营造已对台湾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逐步累积不少成果。社区理念在都市社区持续推广，培养了民众间的感情，塑造了共同体意识，营造出了新型社区。而在乡村社区，居民找回了自己的文化与特色和以往的乡村互助精神。但社区营造理念需要长久酝酿，逐步推广，并因应各个阶段问题，进行策略性调整。随着当前台湾面临的文化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社会力不足等内部社会问题，社区营造政策应结合未来社区产生的问题而有所调整。

　　首先，持续扎根文化艺术活动于村落，尤其是偏远村落和离岛区域，均衡城乡文化发展，并实现不同族群之间文化平权。台湾社区营造2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台湾社区居民对文化艺术活动参与关注度最高，持久度也最长，可见文化艺术在观念改变中的作用已显现无疑。而城乡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所以，将艺文活动扩大深入台湾全岛各地村落，均衡各地文化资源，缩短城乡差距，并转译台湾的在地多样文化，使相邻在地文化交流和融合，形成“地方文化生活圈”。同时，进一步尊重和保障台湾原住民和新住民等弱势族群文化权益，增加他们的文化参与机会及文艺展现的舞台，实现各族群间文化平权，提升台湾文化软实力。

　　其次，进一步促进社区营造多元参与，吸收潜在社造人群，培育社造新人才。台湾社区营造历经多年深耕已汇集各方力量和人才共同参与，但如今社区议题快速变动、社区问题日趋复杂化，需要开拓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区营造。台湾社区营造人力的严重不足要求进一步加大社区人才培养，吸收潜在社造人群。人口老龄化下日益增多的退休人群和激情活泼的新一代青年正可以为社区营造人才培育提供新资源、新契机，退休人群可以为社区营造带来智慧、经验及专业，新一代青年给社区带来热诚、创意，也可帮助社区因应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技术冲击，他们都将成为社区营造及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动能。

　　第三，进一步推动行政社造化，形成行政“分层培力”机制。首先将“第二部门(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及社会资本导入社区营造。其次，强化台湾各级行政部门在社区营造中的分工职责，尤其是与民众第一线接触的乡镇村里层级，深入发展各级行政部门与社区居民相关议题的合作，培育民众与行政部门沟通对话能力，通过聚焦在地议题，建立让公权力部门与民间团体的对话管道，破除民众对公权力部门的无感。

　　在全球社区发展的热潮下，持续关注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对透析台湾社会结构、把握台湾社情民意大有裨益，值得进一步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