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与财富全球第二”：荒腔走板的“幸福指数”

　　日前，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2016年台湾“国民幸福指数”，台湾综合指数6.96，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35个会员组织及3个伙伴组织相比较，排名第16，是该指数自2013年统计以来的最佳排名，不仅超越英国、法国等多个欧洲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赢过日本、韩国。其中在“所得与财富”方面的排名更是名列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该指数甫一发布，全台上下一片哗然，不仅官方的蓝绿两派民意代表纷纷提出质疑，表示不敢相信，民间也是傻眼怒批，网友讽刺其为“天大的笑话”“自我安慰”“老板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其实自2013年起便开始每年编制发布，但为何今年的“幸福指数”反响如此之大？台湾老百姓到底是真幸福了，还是这只是个荒腔走板的“幸福指数”？

　　从发布数据来看，台湾所谓“国民幸福指数”已经连续4年超过列入评比的日本和韩国，在所有参评国家和地区中位列亚洲第一，而“所得与财富”指标亦已3年高居全球第2，相当亮眼。对于今年的排名结果，“主计总处”分析总结道：综观“国民幸福指数”，在物质生活条件面向，所得与财富续增，贫穷人口比率续降，就业薪资渐改善，房价所得比略升，居住满意度转佳；在生活质量面向，教育程度持续提升，工时过长比率下降，人身安全改善，社会联系稳定，公共参与下降。民众自评生活状况略升，生活满意度持平。

　　有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月薪已经倒退回19年前，但“幸福指数”却说台湾的“所得与财富”有8分，赢过挪威的4.2、澳大利亚的5.2、日本的5.7、德国的5分等，先进国家或地区所得都只有台湾的六成不到。面对广泛质疑，“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的解释为，“所得与财富”分成“所得”和“财富”，“所得”是经过购买力平价指数调整，因为台湾物价较低，所以经过调整后的所得就会增加；至于“财富”，则包含保险准备与定期存款，台湾百姓偏好储蓄，因此只要民众有这两项规划，就代表台湾的社会福利仍有努力空间，得分就高。这些苍白的解释面对台湾当前经济社会的种种低迷景象，实在是难有说服力，甚至有“粉饰太平”之嫌。

　　真实状况是，首先，经济数据持续表现不佳。2016年前三季度，“主计总处”公布的台湾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成长率分别为-0.29%、0.7%和2.06%，预测全年1.22%，虽然艰难“保1”，也较2015年的0.65%有小幅增加，但相较于前几年的经济成长速度，仍然呈现低迷态势。台湾其他相关研究机构预估数据也不容乐观。其中，台大国泰团队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为1.60%，元大宝华预测为1.42%，“中华经济研究院”预测为1.36%，“台湾经济研究院”预测为1.27%。到6月，台湾“国发会”公布的景气对策信号已经连续亮出13个代表不景气的蓝灯，直到7月才在全球电子零组件需求畅旺的带动下转为景气回稳的绿灯。

　　尽管如此，台湾经济成长最大动能的出口在近一年多时间里几乎均为负增长。2016年1至10月，出口总额为2293.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进口总额为1890.4亿美元，同比亦减少4.7%；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出口多呈现衰退，其中对美国、祖国大陆与香港以及东盟国家出口总值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4.6%、4.1%及4.0%。出口下降可以说是造成台湾经济持续低迷的最主要因素。

　　其次，贫富差距愈形扩大。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台湾2015年工业及服务业每人每月薪资(含经常性与非经常性薪资)中位数为40853元新台币，较2014年增加2.11%；平均数48490元，较2014年增加2.52%。即便如此，数据亦显示，2009到2015年，台湾民众薪资中位数与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从约6000元拉大到约7600元，说明这6年间的台湾全民所得分配，或者说是经济成长的果实，主要是由高所得者获得，中低收入人士则所获有限。

　　此外，台湾家庭所得五等分位高低比较的结果在近年来大致维持在6.0倍至6.3倍之间，然而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台湾所得最低20%的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仅有32.03万元新台币，平均消费支出却达33.95万元，亦即平均每户一年“负储蓄”1.9224万元，虽略低于2014年的1.9285万元，但已经持续9年呈现“入不敷出”状况。岛内有研究机构调查发现，台湾前1%顶尖收入家庭拥有的所得比重，从1981年的6%提升到2015年的10%以上，前5%家庭所得更是占比高达31%，家庭所得集中状况非常明显。这一人口与所得占比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是传统五等分法基尼系数所无法揭示的偏离状态。

　　第三，投资成长低迷。台湾是典型的“浅碟型”经济，先天自然资源不足，内需市场规模狭小，经济持续成长动力除扩大内需消费外，更需通过不断增加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创新转型，藉以提高竞争优势，开拓外部出口市场，为经济发展注入能量。然而从2001年起，台湾整体投资成长已经持续15年陷入停滞状况。其中，最重要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因受到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进而大幅减少政府及公营事业公共投资的影响，其年增率从1990—2000年的平均8.21%，急剧下降至2001—2010年的平均1.20%，2011—2015年平均甚至仅有0.96%。另一方面，民间投资虽大致呈现微幅成长，但深入观察可以发现，1990年代，台湾民间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1.3%，2000年之后则开始缓慢下滑，2015年增长率已下降至1.3%。此外，1990年代末期前，曾扮演促进台湾经济成长或产业创新极为重要角色的境外人直接投资，在进入2000年后也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不仅背离了近年来全球境外人直接投资风起云涌的发展趋势，甚至落后于泰国、韩国、越南、菲律宾和澳门等亚太新兴国家和地区。

　　换句话说，过去十多年来支撑台湾经济成长最重要引擎之一的内外部投资，除民间投资略微成长外，已经失去昔日光环。究其原因，除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球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扬之外，台湾在政治转型过程中，蓝绿政党持续恶斗不断，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纠葛，使得许多与改善投资环境相关的法规增修延宕，导致部分经济政策更替频繁摇摆不定，加上劳资关系在政治操纵下对立日益严重，执政当局行政效率不彰，牵绊厂商的投资机会，冲击厂商的投资信心，可谓最大肇因。

　　最后，年轻族群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主计总处”数据显示，在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2016年1至6月，台湾工业及服务业每人每月实质经常性薪资为3.7436万元新台币，较上年同期减少0.1%，不及2000年的3.7833万元；平均实质薪资为4.995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8%，也不及2000年的5.0464万元。可以认为，台湾的通货膨胀吃光了百姓的薪资涨幅，上半年实质薪资倒退了16年。

　　失业方面，2016年8月，全台失业人数为48万人，较上年同月增加2.4万人，失业率4.08%，同比上涨0.2个百分点；1至8月平均失业人数46万人，同比增加2.7万人，其中因初次寻职与工作场所业务紧缩或歇业而失业者分别增加1.1万人和0.7万人。若依学历划分，1至8月平均仍以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年轻人4.84%的失业率为最高，意味着“毕业即失业”。这些数据真实反映出近年来岛内青年族群面对劳动力市场所呈现的两个现象，即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部分行业因工作经历要求等条件而导致初次寻职的年轻人就业不易，以及少数高薪职类因特殊需求而造成专长不足的年轻人遭遇就业限制。然而，台湾仍然每年培育出大量高等学历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经济环境又无法充分创造出足够多就业机会，导致许多年轻人被迫接受低薪资、低门坎行业，甚至不太愿意就业而成为“尼特族”或“啃老族”，为台湾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