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近现代人物辞典》中的“山西去台人物”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祖国大陆各地当年的“去台人物”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重视，并吸引了一部分学者、文化人或媒体记者将目光投向这一群体，且形成了一股跨越现有专业藩篱和职业界限的研究热潮，并颇受瞩目。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一学术“预流”，地处中部内陆省份的山西却哑然无言、几近失语。“是个好地方”的山西之所以会“荒”至如此(其实远不止晋地一省，中西部地区境遇也都颇为相似)，笔者认为既与地利之便的缺失不无关联——毕竟不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那般地居对台交流要冲，也是对台研究(或曰台湾研究)相对滞后的表现，而有关学术成果的付之阙如则反过来进一步放大了本就不具备任何优势的地缘位置，在此情形之下，又怎能奢求学者能够针对涉及晋台两地各项交流提供必要的政策性建议和意见？

　　如果说上述原因主要还是源于山西自身，要在短期内寻求根本性扭转确也着实不易，那么，历史记忆的推波助澜则担纲了某种外在“引线”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更为加剧了山西在“去台人物”这一特定研究领域中的边缘地位。众所周知，人类记忆有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和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之分。对于后人而言，“常以重建历史记忆，以及遗忘过去，来应对社会情境变迁”(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任何记忆或遗忘也都其来有自，绝非空穴来风。就此而言，随着“去台人物”或其后人回忆录、自传(也含口述自传)等忆述性文字在进入新世纪后于祖国大陆图书市场的畅销和走俏，书中的故事以及作者本人也都成为一时热点，并顺便连带至其祖国大陆老家。

　　然而，一方面，不论质量还是数量，虽比不上沿海诸省，但在全国层面来看，“山西去台人物”仍不失其作为一个群体所具有的特色和价值，“山西除了有好山好水好风光，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人物”(陈平原：《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页)，这里面就包括当年的这些“去台人物”。另一方面，“去台人物”所承载的离乱悲欢某种程度上也是彼时国族命运的真实写照。于今回看此一大时代，其实无所谓“胜者”与“败者”，而个体则在其间更显微不足道，无疑有必要将研究触角延伸至包括山西在内的各个省份而不仅仅只是某些局部地区。再者，“去台人物”恰恰就是海峡两岸血浓于水、同属中华民族的具体纽带和鲜活例证，运用好这一资源不仅有助于增进晋台两地的经贸文化交流，而且更是祖国大陆情与义的直接展现，这甚至比一般的经济互惠形式来得更为重要，更暖人心窝。试想：当远方游子寻根问祖回到山西故土时，见到的却只有残垣断壁、荒草丛生时，又如何能够将上一代的家乡记忆结合实地传承给下一代，甚至更加年少幼小的外省第三、第四代子弟？一旦缺失具体的历史记忆，时间一长，势必隔膜，更难以产生心理认同。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山西近现代人物辞典》(以下简称《辞典》)中所收录的“去台人物”为例，试做一初步探究。

　　二、“山西去台人物”选录标准

　　首先，需得厘清哪些人可以构成“山西去台人物”这一群体，其界定标准为何？其次，又应如何理解作为关键词的“去台”一语？显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全文立论能否成立以及后续论述的展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此而论，笔者认为，“山西去台人物”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山西籍去台人物”，前者在表述上少一个“籍”字，但两者所含之义并无不同。进而言之，是否为“山西籍”至关重要，乃是确定何者为“山西去台人物”的首要条件，继而才是“去台”这一行为。也就是说，理解“山西去台人物”的关键就在于对“山西籍”和“去台”这两个词组全面而准确的认知。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者，才能被称作“山西去台人物”，而某人若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要件，也就不能被称之为“山西去台人物”。

　　1.如何确定“山西籍”

　　这里所说的“山西籍”其实也需从两个面相来求解，其一，“籍”的含义；其二，晚清民国时期山西全省的行政区划变迁。

　　一般来说，“籍”意为祖先户籍，其与“贯”共同构成当下国人在日常工作中时常需要填写的“籍贯”一词，统指“祖籍”，也是一个人祖居或出生的地方，而祖居地亦称原籍，多数时以父系为主，尤为强调祖父的长期居住地。当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很有可能已经出现“籍贯”“出生地”“现居地”和“户籍所在地”四者之间的分离。

　　需要说明的是，“籍贯”实为一个近代名词，中国古代则没有将此两字连读之说。即便作为一个词，也应读为“籍·贯”或“贯·籍”，他们的各自词义与今义有着根本不同。

　　具体而言，“籍”指“家庭所承担的由国家分配的徭役种类”，不同的“籍”代表了不同的职业类别，如盐户、军户、匠户等，一旦确定，终身世袭，很难变动。同一户役的家庭会被编订成册，不同的户役因而也就逐渐形成不同的册籍，这就是“户籍”的来源，但这里的“户籍”其实是“役籍”之意，古文献中的“回原籍”一语所指并非回到原居住地，而是仍然从事“祖遗户役”。相比之下，“贯”才是表明一个人的出生地，其有“乡贯”之意，也可表为“里贯”或“本贯”。

　　“籍”或“籍贯”的古今义虽有较大差异，但本文在确定“山西籍”时显然遵循其今义，也就是“原籍”为山西者，包括祖居山西或出生在山西这两种，至于其日后工作地和居住地即使不在山西，也并不影响其“原籍”划定，甚至个别连出生地都在外省，但祖居地却为山西者也属此列，如抗战胜利后曾任“京沪地区日侨管理处处长”的曹大中就是出生在辽宁沈阳的山西人(“原籍”太原)。

　　此外，“山西籍”还涉及到一个辖区范围问题——即当事人“原籍”所在地彼时的行政隶属权限是否就在山西，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而不能以1949年建国以后的变更为依据。

　　众所周知，自元代首创行省制始，即有“山西”之名，明清两代虽各有特色，但也是在元制基础之上稍加变易，并未作根本性改动，如明朝的“三司”制和清乾隆时的总督制。不同于其他省份，山西不设总督，只有巡抚，其行政区划于雍正、乾隆两朝基本定型，而后于晚清时又稍有变化。全省共领4道(冀宁道、河东道、雁平道、归绥道)，9府(太原府、汾州府、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蒲州府、大同府、宁武府、朔平府)，10州(直隶州，与府同级)，13厅(与县同级，都在归绥道境内)。

　　进入民国以后，山西行政建制逐渐由原来的旧制朝着省—县两级政区制迈进，主要的变化来自原归绥道所属各地于1913年与晋省分县而治，并在1914年正式设立绥远特别行政区(1929年建省)。综合前述后不难判断，若以1913年为界，在此之前出生，“籍贯”为包括日后划为绥远省在内地区的民众应该说都是山西人，1896年出生于归绥道萨拉齐厅的祁志厚自然也属此列。

　　2.“去台”的特定含义

　　“山西籍”需要给予精准界定，“去台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事实上，在当代中国语境之下，“去台”一词有着极为特殊的意涵，并不是任何时候前往台湾都能被称作“去台人物”，而“去台”的时间点则是关键。

　　祖国大陆民众迁徙台湾并非一日两日，早至宋代就已开始，尤其是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但“山西去台人物”中的“去台”则固定指代1946—1949这几年间，因国共内战战局的急转直下而出于政治考量或是个人原因前往台湾者。另有卫聚贤这样先是落脚香港，尔后才去台者。至于个别人在台湾并未长留或因中途异动而未能抵达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如“国大代表”孟石兰去后不久即返回祖国大陆，而“监察委员”邱仰浚一家则遇难太平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都是台湾。因此，也都属于“去台人物”。

　　相反，如果是抗战胜利后受命前往台湾进行接收复员工作或在国共内战爆发前短暂驻留台湾者就都不能算是“去台人物”，这方面的例子也有不少，前者如光复后的首任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而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则是后者代表。同时，在这一时期前往美国或日本，并最终定居，成为海外华侨者也不能算“去台人物”，即使在异国与台湾之间仍有往来联系，如任之恭、李方桂、杨裕芬和吴士杰等人，他们属于“去国者”这一另外的群体。

　　讨论至此，基本可以对“山西去台人物”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他们主要指的是在1946—1949年间祖国大陆政局变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而选择前往台湾的山西人。不论年龄大小，前路几何，“山西去台人物”毕竟是离开了“祖庭”，已有“流亡”和“难民”性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沦为了“流亡者”，他们本人以及后代成为祖国大陆现今语汇——“台湾同胞”中的一部分，而在台湾则又被视作“外省人”，成为近现代国族命运大转圜的直接承受者。

　　三、“山西去台人物”基本信息

　　根据上述标准，《辞典》中所收录“山西去台人物”的基本信息——主要包含姓名、性别、出生年份和籍贯(具体到县或市)可以形成表1。

　　备注中的表述之所以会有些许差异，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建制的更易，大致有五种情况，分别是：有些与邻近县份合并重组为新行政区，如万泉与荣河合组为万荣县，因此，不论是万泉还是荣河，都应是“今属”万荣县，襄陵、猗氏、徐沟三地的情形也与此类似；有些地区整体并入了其他县份，如虞乡；而有些则是成为市辖区或市辖镇，如解县、临汾、朔县；还有一些地名经历变动或建制升格，如榆次和介休；最后一种主要是崞县由于地质原因而易地搬迁。

　　根据表1可知，“山西去台人物”共为91人，在《辞典》总共1114人中占比8.17%，并不算太高，而女性“去台人物”只有区区7人，分别是王文漪、王春葳、刘秋芳、潘锦瑞、张岫岚、孟石兰和傅晋媛，仅占整个“山西去台人物”的7.69%，又可见“山西去台人物”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接下来，我们再看表2中的数据。

　　除去一人出生年份不详之外，其余90人若以每10年为一代进行分组后可见，1900—1909年龄段在“山西去台人物”中占比最高(40%)，也即有4成出生于20世纪的最初10年，他们构成了“山西去台人物”中的主体，其次为1890—1899年龄段(21.11%)、1910—1919年龄段(14.44%)、1880—1889年龄段(12.22%)和1920—1929年龄段(9.10%)。

　　从社会流动视角观之，1880—1889、1900—1909和1890—1899这三个年龄段人数相加后所得的这55人无疑应是“山西去台人物”中的精华，年龄、资历、声望、经验等因素的叠加都使他们在“去台”之前已经成为社会中坚，有些还达到其个人一生的顶峰，最典型者如出生于1883年的阎锡山。

　　按年份来划，在“山西去台人物”中，出生于1906年的最多，一共6人，其后依次为1900年5人，1903、1907和1908三个年份并列4人，在这些人当中，年龄最长者为出生于1880年8月28日(清光绪六年7月23日)的贾景德，最小者为1930年11月(正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之时)出生的欧阳云飞。

　　以县或市作为单位来统计，出自崞县的“山西去台人物”最多，一共7人，次为五台(6人)、万荣(4人)、太原(4人)，祁县、临汾、定襄三地则各有3人。就籍贯所属的地级市来比较，表3中的数字一目了然。

　　不难看到，“山西去台人物”在全省现今11个地级市都有分布。其中，忻州最多，临汾、运城、晋中、太原居其后，而作为山西所辖县区最少地级市的阳泉只有2人，且同为盂县人。以表3为基础，并结合山西自北向南的传统5大区域，可对“山西去台人物”的籍贯地作进一步归总，见表4。

　　总体而言，雁北、晋北相当于民国时期的雁平道，晋中和晋东南隶属冀宁道，而晋南则归河东道。在这5大区域之中，包含临汾和运城这两个迄今依然是山西省会太原之外最重要城市的晋南最多，而广义的晋中地区包括现今晋中市、太原市、吕梁市和阳泉市，其以4市之力仅随晋南，其后为晋北(忻州)、晋东南(长治、晋城)和雁北(大同、朔州)。如将晋北、雁北，晋南、晋东南各自“捆绑”处理，视作广义上的晋北与晋南，则呈现出一个北(31)—中(23)—南(36)先抑后扬的“V字型”走势。

　　由于年代久远，笔者在前期搜寻资料过程中就发现不少“山西去台人物”已经被历史所湮没，祖国大陆所能见到的文字记录极少，即便有，也是只鳞片爪，甚至有些信息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疏失，今人所更熟知的还是阎锡山、徐永昌、贾景德这些党政“大佬”。笔者认为，不仅就学术研究价值还是从夯实两岸交流深度的现实需求来考虑，乃至对晋台两地经贸文化的助益来说，大力加强“山西去台人物”的研究在今天都有其重要意义，也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