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岩·悲情：废墟美学及其失效

　　谈“废墟美学”，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废墟何以是一种“美学”？荒野是天地造化之功，可以纳入自然美的范畴，甚至是美国哲学的重要象征。但废墟不同，它是人类生活新陈代谢的遗留，是被抛弃了的家园。如果废墟美的话，又为何会被抛弃呢？也许它还有那么一点审美价值，但既然是废墟，即便有价值，也必是相当微弱。而这点价值若被利用过度，很快就会耗尽，转而成为一种悲情。

　　想到这一话题，是因为我在台北寓居的半年时间中，曾三次造访宝藏岩。这是一处位于中正区汀州路旁的“国际艺术村”。它背靠虎空山与新店溪，正面与台湾大学隔着喧闹的公馆集市相望，另一侧则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分校区。它处台湾文教之中心，本与“国际艺术村”的名号极为贴切。但无论何时去那里，我都能感受到废墟的氛围在流淌。我并不只是说它的建筑和空间形态像废墟，而是访客稀少，人烟寥寥，且来者多半不是被所谓“艺术”吸引，他们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废墟之上，新奇又兴奋——这是一处被试图艺术化的废墟，但改造的成效似乎甚微。我怀疑，它终于还是会成为真正的废墟。因为，“悲情”贩卖不了太久。

　　(一)

　　近几年来，不少初到台北的陆客，一下飞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时光逆转，自己竟回到了十多年前的祖国大陆沿海城市；或者空间位移，自己降落的地方不是国际都会，而是祖国大陆三四线城镇。当他们搭乘各式交通工具，深入这座城市的主干道，身侧闪过种种老旧建筑、大小店铺林立的招牌，随处呼啸而过的摩托车潮，更加深了他们的最初印象。这种已经被祖国大陆现代化抛弃了的城市形象，正在以一个巨大的“废墟”形态，展现于他们眼前。这就是台北。

　　如果你在台湾住得稍长，如果你愿意读一读台湾史，就会发现，与这“废墟”形态相匹配的是台湾的“悲情”。文青对台湾的历史印象，或许相当部分出自侯孝贤1989年的电影《悲情城市》。那种来自日常却又刻骨铭心的“殇”，让未经“二·二八”的祖国大陆同胞，亦深受感动，从中仿佛窥见了生命终将赴死，但又向死而生的苍凉。那时候的台湾解严不久，其文化正从萧肃之气中觉醒。《悲情城市》为当时的人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个充满中国美学精神的表意空间。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李登辉正为其撕裂国族认同、撕裂族群情感的谬论与行径埋下伏笔——“悲情”正是其手中的一张王牌，调动社会情绪，每每成效显著。

　　在今天的台湾文化意识中，无论历史，还是自然，悲情往往都是那隐在纸背的底色。一如创造出“云门舞集”的林怀民说：“台湾的河川都是从山上暴冲下来，哗啦哗啦带了很多东西就进入海了，很短促，很急，没有任何眷恋。台湾还有飓风、地震等天灾，好像是一种大自然的宿命，循环反复不断发生。”怀有这种情绪的人，可能对“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也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台湾人无法自己掌控命运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宝岛某一群人的自我认识。这种悲哀，如果进一步升华为对“生命无常”的体认，那么陈映真的小说、侯孝贤的电影、林怀民的舞蹈、齐邦媛的传记，乃至吴念真的声线，不分蓝绿，都可以成为美学经典。可是，它一旦沦为一种可以被煽动、被点燃的情绪，甚至被简化为“爱不爱台湾”，归纳为“没有比本土更高的道德”这类说辞，就显得不但可笑，而且颇为可悲。因为，它让一群人沉浸于过往，放任情绪冲撞，杯葛现实议题，最终阻碍社会发展。于是，本应只存在于记忆的“悲情”就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就又与想象中的“悲情”融为一体，互相巩固。

　　“悲情”是不是台湾抹不去的底色？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但是，将这层底色一再显豁、暴露、传染的，却是某些图利者。一如《文心雕龙》言“为文造情”者，“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不说陈水扁的“弹道”与太太吴淑珍的当庭昏倒，不说《海角七号》透露出对日据政权失败的惋叹，不说“太阳花运动”背后暗含着某种自卑与自傲的混杂，单是近年来的“素珠之乱”“课纲微调”与“转型正义”，都在在可见台湾的“悲情”是一个可以随时激发的民意暗流。它隐含在某些台湾同胞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一面与台湾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停滞互为表里，另一面则与祖国大陆经济的腾飞形成反差。于是，“悲情”就不断地被操弄，甚至加重变为仇恨；于是，那些本该抛弃、悲悯或提升的“废墟”，就成了一种不断被展示、被消费、被异化、被诠释与过度诠释的美学。

　　(二)

　　悲情与作为“废墟”符号而存在的宝藏岩，实在有可供关联、比拟之处。宝藏岩是一处上百户违章建筑构成的“聚落”，像飞地一般，存在于都市之中。

　　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穷困的退伍士兵与社会底层在此自力营造房屋，层层叠叠，杂乱无章。李登辉任台北市市长时，决定将这里划为公园预留地，计划拆除房屋；陈水扁任市长时期，几经强拆与暂缓，陷入协商与博弈；直到马英九任市长时，才决定设立“古迹保存区”。特别是1999年，龙应台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提出“贫穷艺术村”构想，才使这里蒙上了特殊的文化修辞。不过，虽然2006年宝藏岩就遴选了几位“驻村艺术家”，但是因为拆迁事宜，艺术家、居民与政府之间多次爆发冲突，直到2010年底，这里才正式运营。

　　共生聚落、艺术村、宝藏岩等交织着现代艺术与传统民俗意味的独特标签，加上强拆、官民冲突，让这片本因贫困、落败而引人注意的“废墟”有着强烈的“悲情”色彩。当年，败退赴台的国军士兵或无处可居的城市底层，从新店溪中一块一块地将石头挑上山麓，垒砌起一片小小的“违章家园”；上百户居民在此结婚生子，植树种菜，一住就是六七十年，繁衍出一代新的台北市民。虽不合其时之法令，但这里却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园。只是，他们最终还得离开。

　　政府下令居民们搬出旧屋，由艺术家和建筑师们来决定房屋取舍。历时两年的改造完成后，再象征性迁回22户居民，让他们与艺术工作者、商户形成所谓“宝藏家园”“艺术家驻村”“国际青年会所”三个主题区，对公众开放，引世人参观。且不说搬回来的原住民是否还能找到故居的味道、记忆的线索、旧日的邻人，那些来此参观的人们是为了看到什么呢？显然，与其他艺术区相比，宝藏岩的“奇观”只有那些在现代都市已极为罕见的断壁残垣，和原先住户被迫“断根”的悲情故事。那里有一间家庭影院，循环播放着纪录片《看不见的村落》：

　　这棵树对我们李家来讲，意义重大。因为爸爸不在了嘛，那就觉得看到树，就看到爸爸，你知道那个根就是在那里啊。就是爸爸的树和妈妈的树一直在守护我们这个家园，守护他的子女。

　　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没有办法，没有钱，就自己挑石头砌起来。就是退潮的时候，下河去捡。挑到最后肩膀挑痛了(笑)，连一块石头都挑不动了。

　　因为从小跟我阿公相依为命，这边是他弄出来的地方，我还是想留在这里。因为对我阿公的感情比较重比较深。

　　我这个房子，这一边砌起来到这边是一间，楼梯由这边上来到这边……住几十年来，还不清楚？心里一直还是想到，还梦到回来啊，咦，怎么搞的，没有了这房子。

　　在废墟间穿梭累了的游客，可以在家庭电影院里坐下，倾听荧幕上那些曾住于此的人们述说着上面的话。不过，去掉刻意剪辑的画面与弥散着淡淡忧伤的音乐，单看这些述说文字，你能必然体会出贫穷、悲哀与失落吗？也许，你还能(甚至更能)解读出的是一代人为了生活而努力的坚韧、奋斗与情感延续吧。

　　宝藏岩的美学，本应激发的不是悲情，而是奋发向上，使生活之流永不断绝，人类繁衍永远相继的自然之情。即使面临家园被毁——如2007年1月，台北市政府出动200多名警察与镇暴部队，强制宝藏岩居民迁出——它的美学意义也不应只是悲伤，还得有奋起反抗的力量。可是，经营者包装下的宝藏岩，卖的就是“悲情”。在这里，述说起居民世代在宝藏岩生根，最终还是不得不搬离自己亲手建造起的家园，真是令人无比哀痛之事。可是，这种“悲情”难道不是政府出于发展旅游经济的目的，以“文化遗存”之名，与所谓“艺术家”们联手营造出来的吗？这等逻辑，与1994年自诩为日本人的李登辉，接受司马辽太郎采访时提出“台湾人民有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悲哀”，简直如出一辙。宝藏岩不过是缩影，虚幻的“废墟美学精神”早已化成种种怀旧情绪，变身为因“大幸难确”而四处泛滥的“小确幸”，成为台湾文化的一种形态。

　　(三)

　　一种美学形态流行愈久，就可能愈失其源。台湾真的天然就悲情吗？

　　无论明清，来自祖国大陆的移民入台，尽管多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涉险越过“六死三留一回头”的黑水沟(台湾海峡)，但罗汉脚凭借着冒险的弄潮精神，一跃而进入全球化的链条之中，西南捕鱼，东北贸易，至明郑时期，台湾汉人已十万有余，相当于原住民的两三倍。那时的台湾，与福建沿海1626-1631年以及1648年的大饥荒相比，实乃汉人生活的希望所在；加上郑芝龙对渡海垦荒的饥民，“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众所趋之欣欣然，怕是没有今天这样多的“悲情”。

　　至于日本人李登辉鼓吹的“台湾人无法掌控自己命运”之“悲情”，真正发生的起点，是1895年那个特殊的年份，肇端者正是日本人。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本土诗人、教育家丘逢甲诛心泣血而云：“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遗民之悲，跃然纸上。大溪烧杀、大林强暴、佳里屠杀、云林屠杀、阿公店屠杀、八卦山屠杀……数十万台湾同胞惨死于日寇铁蹄之下，这才是真正的悲情！但这悲情在台湾激起的绝非今日这般自怨自艾，而是强烈的抗争。甲午割台，乙未抗战，台湾人民武装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事，从基隆一直到台南，历时七个多月，只有“壮烈”二字可堪形容，又岂是今天恋恋小确幸者可以体会？

　　日据之“悲”，台湾人民受压迫之痛，于吴浊流之《亚细亚孤儿》中最为显著。再加上国民政府退至台湾，被迫赴台者对中华文化与百姓情感的“花果飘零”，又难免生“悲”。但这一切“悲剧”的肇始，只能是日寇侵华。即使《亚细亚孤儿》中最令人啮指痛心的情节——在台湾被日本欺压的知识分子胡太明，回到祖国仍遭歧视，其根源也只能是日据台湾。这是凿凿然之事，殆无疑义。然而，斗转星移，今天台湾的“悲情”早已转移了方向。岂但认贼作父者不乏其人，就连“慰安妇不是被强迫”的说法，都可以堂而皇之进入“课纲”议题，甚至还有学生(林冠华)为捍卫此类观点而以自杀要挟，尤不能不让人震惊且生痛。

　　说来这些历史本该早就“俱往矣”，因为仇恨是不应该被念念不忘、代代相传的。“宽容是一种美德”，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这是常识。可是，于政党操弄之下，“废墟”仍然有其可资利用的美学价值。制造省籍对立、挑动族群矛盾，一旦执政，就一面“发夹弯”地明哲保身，一面以“转型正义”之名，行清算历史之实——这等“悲情”，对于台湾社会与文化的伤害，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作为一位美学研究者，我重视情感，呼吁情感沟通，以弥合社会裂隙。而我同样警惕被操弄的“伪情感”，不管是资本之手制造出来的消费激情，还是政客之手操纵而成的民粹声音。此类“情感”都有其异己的目的，乃是为了实现目的的工具；更可怕的是过度鼓吹“悲情”“仇恨”等负面情绪，削弱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与自信心，造成时代精神的消沉与平庸。就拿文学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小说，纷纷显现出解构主体性、回避国族认同的特征，早已不见与当年经济腾飞时期台湾“乡土文学”兴起的那种高度主体性和舍我其谁的胸襟。在地的自然书写依旧继续，但文字气魄却日趋狭隘。精细之风，更衬出悲情与哀婉。

　　(四)

　　也许2010年底建成之后的宝藏岩，曾迎来过人头攒动的游客，但在我三次前往时，那里都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闲人在游逛，许多艺术工坊都闭门歇业，开门待客的不过寥寥四五家。拆了一半的卫生间成了露台，刻意修筑出来的老式灶台蒙上了厚厚一层灰。偶有住户，从楼上伸出头来，瞥一眼正望向他们家的游客，“砰”的一声关紧了窗户；偶有艺术家在租住的小间里击打着乐器唱着歌，呼朋引伴地自“嗨”，却未见与游客的真互动。这一处主打共生、历史、传统、底层、贫困的废墟艺术村，配合着长期跳动的悲情，可能终于引起了审美疲劳。

　　我问在台就读的祖国大陆学生，你去过宝藏岩之后还会再去吗？她圆睁杏眼回答我说，那里没有什么可看的啊！我问在台北高校任教的本地同事，你对宝藏岩有什么感觉？她气不打一处来地说，龙应台有什么资格用她那中产阶级的审美去想象底层的生活，还把它们展示出来？而在我看来，作为艺术村的宝藏岩之没落，更多隐喻的是象征悲情的废墟美学在当代的失效。这种美学与台湾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趋于停滞构成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一体两面。它日渐固化而成“社会水泥”，使台湾也日渐包裹在消极自怜之中。不抛弃嘤嘤切切的“悲情”，就很难实现“拼经济”的破题。这一点，大概有识之士都会认可。譬如郭台铭曾说：“没有不景气，只有不争气”；吴浊流当年呼号：“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而他的下一句就是：“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可惜，前者被台湾社运一味视作既得利益者，后者则已被当成台湾本土意识觉醒的代表之一，他们这样的声音，大概也很难进入另一群人的视野了吧。四百多年前，当葡萄牙人坐船遥望见这片土地，欢呼“Formosa”的时候，他们距离台湾还很远，宝岛就像一盆盆景，只有美丽的轮廓。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台湾原住民还生活在刀耕火种、近乎原始的社会条件中。而今，当纪录片票房冠军《看见台湾》的航拍图景以鸟目俯视这片土地时，那壮阔的“美丽”背后依然是被污染与被损害的“哀愁”。台湾，你要翻转这种痛楚，把眼光从历史的“伤口”上移开，放眼更大的世界！其实，你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已嵌入全球化的链条之中。中国人从台湾走向世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被看作是骄傲与荣耀。否则，“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不会成为一时俗谚。如今，连台湾本地一位颇有名气的文学教授都告诉我，他很不喜欢一些国际学者把“Diaspora”译作“漂泊离散”——“这个中文词实在带有太强的悲情主义色彩了”，他皱着眉头说。

　　我想，作为台湾悲情主义象征的废墟美学，或许真的该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