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会初战折戟，民进党“败给自己”？

　　2月19日以来，全台各级农会逐渐启动改选工作。在第一轮一万多名会员代表和四千多位小组长选举中，出身国民党的云林县前县长张荣味系统大获全胜，民进党携数年伏积之力出击却铩羽而归。农会政治色谱维持蓝大于绿，显示民进党仍与基层存在距离，其唯利是图的政党做派难以获得农民信任。从3月到4月，全台各级农会逐渐展开理监事会选举和总干事遴聘，民进党不甘失败，势必寻求卷土重来。

　　百年农会，金权交汇

　　台湾农会自1900年以来，历经日据、国民党统治和民主化时期，多次改组并沿袭至今，覆盖全台行政区域，会员超百万；其预算和雇员均远超台湾当局的“农业委员会”，存款余额达17兆新台币，并掌握“老农年金”、农保等福利补贴和农业金库、农训协会、丰年社等法人组织，在合作金库也有董监事席次，很大程度上左右农民权益及资源分配。农会是独特的农民合作社，涉及农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为农民提供全方位农业社会化服务。

　　一是经济上的“公共服务供给者”。农会部门完备、功能齐全，为农民提供从生产到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包括农民权益保障和行政委托业务执行等政治功能，农产品运销、仓储、加工、制造等经济功能；农村医疗卫生、福利及救济事业等社会功能以及农业训练、农事指导等教育功能。其一，经济层面，农会核心业务是农业推广、供销、信用及保险。其中信用部是最赚钱的部门。1974年新“农会法”赋予农会办理金融业务特殊权力，再加上农民资产流动性差、农地价格低，信用合作社及商业银行几乎不涉足乡镇，使得农会在基层封闭、稳定的环境中成为垄断性金融机构，提供了农渔民贷款约九成。其二，社会层面，帮助农民统一面向市场，减少了私有制下的小农破产并帮助小农实现农业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在农会推动下，台湾农民享有与大多数阶层同等平等的权利地位；而农会的悠久历史和绵密组织还衍生出丰沛的社会资本，即基于认同和信任的合作机制，为农会的政治动员提供便利。

　　二是政治上的社会动员与行政代理机器。起初，农会就是佃农为保障耕作权及要求减租的自发利益团体，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后来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接收成为“官治”组织。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在《台湾省农业组织调查报告》中评价台湾省农会，是“今世不可多见之农业组织”，“台湾农业能有今日之发达，实得利于农会之制度”，欲效仿日人“锐意扶持，籍以加强其控制”，并借助农会社会资本的规范作用，实现农村基层动员、农业政策顺应以及对地方派系的笼络。1974年修改“农会法”，国民党对农会的威权统合主义体制给予制度化确认，使农会成为当局农村治理的代理机构，即政治上的“威权-侍从体”、经济上的资源统制分配与发展者、行政上的农业事务经办人，以及社会动员的组织机构。1990年代，台湾政治民主化以后，农会因其社会资本在政党竞争时代成为政治力量角逐的选举机器，其百余万会员和可以影响到的数百万张家属选票是国民党传统票仓。近年来，尽管约8成农会理事长、总干事仍具国民党党籍，但农会长期为单一政党服务的政治动员功能逐渐下降，其协助政治统治的工具性格正转变成有条件合作的公私伙伴关系。赢利是农会领导层第一要务，农民在政治选举中也更重视实际收益而非政党属性。

　　“独立王国”，荫蔽丛生

　　农会虽然逐渐摆脱了党派控制，但在民主政治中的自主性和封闭性越来越强，也出现了根深蒂固的组织惯性和弊端。

　　一是农会与农民日渐疏远并诱发寡头、腐化倾向。农会在台湾特殊的选举政治文化下被政治势力捆绑。各级总干事掌握着人脉资源与信用部融贷权限，诱发了寻租行为和掠夺式管理模式；农会代表及农事小组长选举常出现逢年过节送礼、摆流水席、“搓圆仔汤”、暴力介入、招待集体出游和“以黄金代替现金”等贿选、黑金丑闻。

　　二是农会难以从选举政治中解套而导致政治路径锁定和政治惯性。由于退出机制和优胜劣汰法则失灵，农会行为变得非市场化、非专业化，丧失绩效激励机制，使得农会对内垄断资源和机会，掌握规则和标准(例如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外抗拒触及利益的改革。民进党执政后，多次试图修改“农会法”并改组农会，陈水扁时期的激进改革引发了2002年的“11·23”事件，农会对陈水扁当局“消灭农会”产生巨大反弹并迫使陈水扁撤销“改革”，显示出强劲的政治惯性。

　　三是农会干部选任多与地方派系势力紧密纠葛。地方派系通过间接选举掌控农会，不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得以与其维持唇齿相依关系，在民主化之后也保持了体系封闭。派系往往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方式把持核心人事，农会选举有如山头势力对决一般，各级民意代表及首长选举也往往把农会总干事当作对手或大桩脚。除农会外，渔会和水利会系统也是台湾基层权力中心，其各级组织同样是地方派系权力和资源交换分配场所。水利会资源有时甚至多于地方财政，其组织严密较农会也不相上下，各地会长经常担任台湾公职选举竞选总干事。

　　四是农会经营风险管控不力事件频发。农业信贷坏账率较高，各地农会大多有超半数贷款无法收回，2002年，36家农会信用部被并购或关闭，陈水扁当局因而祭出“消灭农会”的“金融改革”，引发“11·23”抗议。事实上，农会信用部始终未脱“派系金库”嫌疑，其大额贷款逾放比与金额偏高，屡屡引发黑道人士胁迫农会理事会通过高额超贷案以供其选举花用的传闻。2014年，民进党民意代表段宜康指控全台农会理事长萧景田从各级农会和农业金库贷款逾14亿元新台币作为选举挹注，而萧景田的公司则亏损并背负巨额债务。此外，农业金库还曾因“存款太多要支付利息”而选择投资雷曼兄弟债券而巨额亏损。

　　强攻农会，不得其法

　　农会不但汇聚了钱脉、人脉，更是各类选举的重要票仓和基层政治中心，牵动未来选举，且在张荣味多年经营下虽枝繁叶茂但荫蔽丛生，自然是民进党眼中的“肥羊”。

　　民进党自陈水扁时期就开启“绿化农会”布局，试图强化农会经济功能而削弱其政治势力，打击蓝营在基层的“桩脚”；同时扩充总干事权限，限制包括理事长在内的理事会权力，修改遴聘制度以控制总干事人选，进而掌控整个农会。2001年，“农委会”对农会选举设定“排黑”条款，限制总干事连任任期，将选举理监事席次的“无限制连记投票法”改为“限制连记投票法”，避免“赢者全拿”、长期把持。但国民党重夺政权后恢复了“无限制连记投票法”。

　　2016年两项选举中，民进党在未掌握农会系统的情况下取得“全面执政”，自然对国民党“最后的堡垒”如鲠在喉。为备战此次选举，2016年3月，民进党成立“农渔会与农田水利会小组”，由党内最熟悉地方派系及农渔会选举运作的民意代表陈明文领衔，再加上同为前县市长出身的民意代表苏治芬和新系悍将段宜康操盘农会各项选举。身兼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召集人”的陈明文认为，农渔水利会都是“选举对策委员会”责任范畴，相信蓝营在农会基层的势力有突破空隙，放话要在基层农会代表选举中拿下1/3席次，再加上亲绿派和“西瓜偎大边”效应，能继而夺取全台农会多数理监事。但结果却是惨败收场，绝大多数基层农会均维持蓝大于绿。

　　一是持续尝试修改选举办法未果。民进党重新执政，不再受制于“朝小野大”，党内再次提出只有通过从根本上改变农会制度，才能落实蔡英文的“新农业政策”，翻转地方派系把持的农村生态结构。民意代表苏治芬于2016年3月提出“农改三法”，一方面将农田水利会由公法人改制为公务机关，会长改“官派”，另一方面则将农会选举改为会员直选，但遭党内阻挡。2017年2月选举前夕，赵天麟等绿营民意代表再次在排案满满的立法机构提案，要求放宽农会总干事资格和增加村里长的春节慰问金、伤亡抚恤金等，但被批是临时抱佛脚的选举做秀。

　　二是挟行政优势软硬兼施但“呷紧弄破碗”。民进党没有基层耕耘和情感积淀，只能依赖其政治能量介入，可谓恩威并用。其一，陈明文试图推广其“绿化”嘉义的“以权换票”经验，游说蓝营各农会总干事让出无实权但具投票权的理事长或会员代表，换取绿营不派人竞争总干事。其二，台中、桃园、基隆、屏东等地县市首长主动请缨，介入操盘，例如，林佳龙遣“地下市长”方升茂出马，与农会反对派结盟，造成潭子、后里等乡镇出现蓝绿翻转。其三，放话“不配合就不给补助款”来恐吓农民，并在绿营执政县市派出会计师查账，胁迫蓝营总干事就范。不过，这些举措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三是硬打“蓝绿对决”“抓贿战”收反效果。民进党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对地方农会经营盘根错节，将选举塑造为“蓝绿对决”，另一方面大力“反贿选”试图扭转败局。例如苏治芬指云林“买票成风”，“水林乡大山村一票二千”，行政部门负责人林全也表示坚决查贿。但全台农会总干事张永成对负面选战不以为然，他认为民进党无所不用其极想吃下农会，却用简单粗暴的语言对其污名化，反而激起农会和农民反感，“政党都无法把持农会，何况是家族”；民进党切割蓝绿、制造仇恨，也对农民实际利益没有帮助。

　　外侮内耗，未战先乱

　　农会选举的一城一池之得失不会影响民进党的“全面执政”，或释放令蓝营振奋的民心向背信号。但民进党掌握了系统的行政资源，加之悉心筹备，欲染指农会却如此灰头土脸，还是暴露出其党内一些结构性问题。

　　一是民进党不服“基层水土”，仍难驾驭地方派系。民进党折戟农会，直接原因还是在基层村镇耕耘不深，只热衷短线炒作。其一，民进党为日后选举“打桩”的目的性太明显。民进党不以平常心在地耕耘服务和争取农民认同，提不出农民政策和对农会有利的方案，仅在选前挑战游戏规则和临时抱佛脚来“绑桩”，仍是依赖资源分配和以农民为筹码的利益思维。基层对此并不买账。其二，民进党“重利”与农会“重情”互斥。农会是一个自成逻辑的“封闭系统”，民进党无法依赖政党属性靠惯用的喊口号就能动员；农会也是一个感情绵密的团体，张荣味指出，民进党不懂农民与农会互相依存的情感联系，只是在选举时突然介入，甚至在村里间提名与现任对垒人选，造成亲族对立撕裂，这种用“选县长”的粗暴操作方式操作农会选举，必然引发农民排斥心理。其三，民进党仍难驾驭地方派系力量。在民进党看来，农会与派系“绑在一起”，掌握地方山头才是关键，民进党也因此无法延续2014和2016选举胜势，顺理成章地接收农会地盘。以云林为例，苏治芬穷尽心力，在政治选举上让张荣味无法立足，但农会选举却丝毫讨不到便宜。因为云林除张荣味系统和政党势力，还有反张力量在各地串联，人脉、金脉错综复杂，超脱了民进党的掌控范围。

　　二是民进党吃相难看引发农会系统反感和忧虑。农会选举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层民意。通常，农会是台湾当局和农民间的桥梁，需要与行政机关保持密切关系以推动业务开展；而民进党在2016也拿到不少农民票。但农会选举“反绿”，显示蔡英文当局不得基层信任。除了因执政乱象频生而大失民望，其“整碗捧去”的难看吃相，也引发农会基层强烈反感。去年，段宜康带领新系强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不惜动用检调以查贪名义逼走总经理韩国瑜，但又找不到“菜虫”；而新系、柯文哲系和民进党内其他派系又相互提防、拆台，导致泛绿合作破功，张荣味系统守住北农。类似的，陈明文安插在台湾烟酒公司的吴容辉也因废除烟农契作而导致烟农对绿营反弹。此外，民进党还将农会改选与“转型正义”关联，将“年金改革”指向“老农年金”等农民福利，将“白色恐怖”蔓延至农村。民进党诸般形状，农会系统自然也看在眼里。

　　三是党内利益纠葛导致民进党未战先乱。苏治芬主张以直选正面对决扳倒张荣味，但农会选举不是她与张荣味的“个人战争”，在战略上意味着民进党要斩断张系与地方派系和山头势力(如王金平等“国民党本土派”)的连结。党内反对声音很多，其一，蔡英文表态“政治能量无法处理到那里”，不愿过早与农会系统决战，并以此事非优先法案，但放到下个会期又会影响2018地方选举为由挡下提案。其二，陈明文认为农渔会选举不是零和游戏，主张因地制宜与农会派系合作，使其为绿所用；还有人主张将此次选举视作试水温，以时间换取空间。但党内有人认为，陈明文与张荣味同为农业大县地方诸侯出身，多年交情且利益观念相近，才是他反苏的原因。其三，“万年总召集人”柯建铭出面阻挡则据称是受人所托，岛内媒体指有人觊觎台北市瑠公水利会长选举，动用资源“买会员”，而一旦修法通过，将限制“婴儿会员”“A4农地”等乱象，该人物的投资也将打水漂，故将关节打通到柯建铭。

　　此外，选举中，民进党还重蹈派系卡位导致争夺北农失利的覆辙，并引发内讧。陈明文在媒体放话指陈菊、赖清德不经营农会，使得高雄、台南两个农业大县市被王金平人马掌握，并称陈菊支持王金平的白派候选人萧汉俊对抗英系，以换取白派在高雄市市长党内初选支持菊系刘世芳；新系则炮打中常会，怒斥陈菊“卑劣”，是“未战先败、推卸责任”，反批党内高层漠视选举，“农业小组”尸位素餐、应变乏力，逼得陈菊作态引咎辞职，蔡英文也不得不出面调解、慰留。

　　不容忽视的是，蔡英文当局在“柔性台独”道路上一意孤行，破坏两岸经贸交流基础，也损及农渔民生计。由于蔡英文当局阻挠，台南学甲虱目鱼契作中断，渔民以焚烧民进党党证和退党方式，表达“官逼民反”的抗议。在此氛围下，农会基层对民进党介入更加反感，选择和自己站在一起的人来持家。但未来，在不甘失败的民进党全方位冲击下，农会这个“独立王国”想要“维持现状”，恐更加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