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后对台湾“二二八事件”再省思

　　今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以下简称“事件”)70周年，海峡两岸各界以不同方式纪念或讨论这一对当代台湾政治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这一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与两岸不同史观与政治立场，各界各方对“事件”爆发的原因、性质、意义与影响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与解读，形成“一个二二八，各自解读”的局面，无法有一致、共同的结论与认知。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站在历史高度，以更宏大的视野，更加务实、理性的态度认识与分析这一事件，尽可能做到客观、准确评判，不偏不倚，以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真相，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开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视野、新局面。

　　祖国大陆对“事件”的定性变化与立场

　　祖国大陆对“事件”的性质与定义有诸多不同表述或说法，而且一直在变化之中，但基本脉络与主调未变。祖国大陆早期更多以“革命史观”与“战争史观”认识“事件”的性质与影响，普遍用“武装起义”或“台湾省人民起义”来定性“事件”，至今仍有“人民起义”的说法。祖国大陆对“事件”较为典型的表述主要包括：“爱国反帝革命斗争论”(是“一次可歌可泣的爱国反帝革命斗争”，1973年，廖承志“二二八起义”26周年讲话)；“爱国民主运动论”(“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1979年2月，廖承志“二二八事件”32周年讲话；“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爱国群众行动论”(“反抗国民党贪官污吏、要求建立一个民主、廉洁、繁荣社会的爱国群众行动”，1987年，蔡子民)；“爱国正义运动论”或“正义行动论”(“台湾同胞争取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要求民主自治、当家作主的爱国正义运动”，张克辉，2007年；“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一个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2017年2月，国台办发言人)；“自治运动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2007年2月28日，国台办发言人)。另外，祖国大陆也将“事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祖国大陆学者对“事件”的定位与表述多数与官方基本一致，但也有不同表述，更强调台湾内部的民主自治主张或政治改革。邓孔昭教授认为，“事件”“是一场多层次的人民民主自治运动”(1987年)；陈孔立教授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也认为，“事件”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是进行政治改革，铲除专制与贪污腐败现象，实行地方自治；褚静涛教授则认为，是“广大台胞自发的省政改革运动”(2012年，《二二八事件研究》)。

　　观察分析祖国大陆对“事件”的定性，虽有不同表述或不一致表述，但总体上是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观察与看待这一事件的，具有较高的宏观历史视野，这也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事件”是在国共内战或解放战争期间在台湾岛内发生的，事件主体之一的中国国民党既在祖国大陆执政、打内战，又在台湾执政并直接导致事件发生，因此不能将“事件”简单视为单纯的台湾岛内政治事件。同时，“事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放弃台湾、台湾重归中国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也与国际大背景有一定关系。尽管祖国大陆对“事件”的定性表述有变化，但一直正面看待这一事件，总体上肯定台湾同胞反专制、反腐败的斗争，支持台湾民众追求民主、自治的主张与行动。

　　台湾岛内对“事件”的认识与定性则分歧很大，蓝绿之间、统派与“独”派之间、不同党派之间、不同学者之间有很大分歧，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有“暴乱说”“叛国说”“官逼民反说”“地方自治说”“阶级冲突说”“省籍冲突说”“文化冲突说”“派系冲突说”“国家认同冲突说”与“台独起源说”，等等。不可否认，“事件”成为当今岛内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却无一致认识结论的重大事件，还将继续影响岛内政治发展甚至两岸关系发展。

　　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复杂冲突悲剧事件

　　“事件”虽然复杂多解，但就最初事件的爆发点看，其导火线是警察查缉或处理烟贩引起的警民冲突事件。警民冲突事件或类似事件在中国历史或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较为普遍(2015年春节，香港旺角暴力事件也是警察取缔摊贩所引起，与“二二八事件”有点类似)。只是警察处理事件执法不当及随后的意外事件导致人员死亡，引起台湾民众的强烈群体性抗争。随后，地方政治精英将处理“事件”善后工作转向台湾重大政治改革，要价越来越高，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对事件与形势判定屡屡失误，导致抗争事件进一步升高与蔓延，出现严重的占领行动，陈仪迫不得已采取高压或镇压手段，让事态扩大，爆发严重冲突与伤亡，酿成历史悲剧。

　　就技术层面观察，这一事件的爆发是偶发事件，是警民冲突事件，但就纵深历史发展观察与当时国共内战以及国民党当局的两岸战略看，则有其必然性，原因要复杂得多，定性也难得多。当时一位记者就写到，“台湾迟早是要发生变乱的”，早有预言。

　　讲得远一点，这一事件是日本侵占台湾与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后遗症。台湾光复，台湾回归中国，台湾由长期日本殖民统治与治理，迅速转为战时的中国政府治理，要实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大转型与全面对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太多的不适应，有太多的矛盾，有太多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动乱。因此，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光复初期台湾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次制度碰撞，一次治理方式的碰撞。国民政府旧的传统中央式集权治理模式(包括处理台湾烟贩方式)，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1年形成的社会治理制度或管制模式不适应引起的摩擦、冲突。某种程度上是相对落后的管理制度(中国大陆)遇到相对先进与进步的管理制度(台湾)，种种不适应、矛盾、摩擦、冲突难以避免，当局略有处理不当或严重失当，都会引起意外冲突事件。这就是“事件”的历史与制度层面根源。这种制度碰撞的背后，则是日本殖民主义与皇民化教育造成的台湾民众国家观念与认同的变化，对祖国的陌生，对国民政府的陌生与隔阂。国民党接管的台湾、治理的台湾，就是这样一个不同于祖国大陆其他省份的台湾，治理台湾面临很大挑战。

　　国民党当局在接管台湾后的治理过程中，采取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用人政策，与曾受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的期待与主张有较大差距，形成新的矛盾，实际上主要是政治资源(政府机构大量任用外省人，极少任用本省人)与经济资源分配(当局接收日产又垄断贸易等)的矛盾。受历史的局限性，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军阀式的统治，是中央集权式的统治，腐败问题严重，治理能力差(失去祖国大陆民心就是最典型例证)，与祖国大陆社会完全不同、又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治理是不满的，是反感的，精英阶层要求地方自治的呼声是普遍的，有强烈的参与权与分享权力主张。当时又处在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的主要精力是打内战，保卫政权，台湾又不是他的治理核心所在，不仅部队调回祖国大陆打内战，而且还将本来就匮乏的经济物资运到祖国大陆，进一步加剧了战后台湾经济困难，加剧了台湾民众的不满情绪。

　　可以说，蒋介石在台湾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延续祖国大陆的甚至日本殖民统治的一套旧制度，与台湾社会特殊情况是不相适应的。回归后，台湾精英要求废除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尽快实现县市长选举，还政于民，还财于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做不到，自然会让台湾精英与国民党当局产生矛盾。在用人上，台湾省行政长官当然习惯用熟悉的祖国大陆人，甚至使用日本籍技术人员，本省人在某种上受到排斥或排挤，心理上的不信任与语言的不同也是障碍。加上，战后经济困难，物价上涨，失业率高，民众的不满情绪持续酝酿。一旦有意外事件发生，就成为发泄的出口，就会形成一股洪流，一发不可收。“事件”就是如此爆发的。

　　在台湾社会大转型、大裂变过程中，社会结构是极其复杂的，社会主体是长期与祖国大陆隔离、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也有大量从世界各地尤其是祖国大陆遣返的台籍日本兵(总计20万人，死亡3万余人，计有10多万人返台)，有从祖国大陆赴台接收日本殖民统治后台湾的行政人员与部队，有从祖国大陆返台接收台湾的台湾同胞(即所谓“半山人”)，还有左翼力量与台湾共产党。同时，当时国共处于内战时期，国民党既要应对祖国大陆内部的斗争，又要面临治理台湾的复杂挑战，也即祖国大陆的国共矛盾与斗争，同岛内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极为复杂的局面。这也导致日后各界对“事件”的解读与认识是不同的，是复杂的，有不同角度的解读与认识。

　　总体上，“事件”是台湾接收与重建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官民矛盾、政治矛盾(权力分享)与经济矛盾(利益)的总爆发。需要强调的是，观察“事件”的发生背景与过程，还需要深入了解当时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与政治社会环境。在“事件”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无公认的领袖人物，无严密的组织，无统一的行政纲领，无严格的纪律约束”，因此可以定性为一起群体性抗争事件，只是抗争事件背后有太多的、复杂的政治主张与行动。

　　其中，海峡两岸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是，“事件”是阶级矛盾、阶级冲突还是省籍矛盾或省籍冲突。在祖国大陆学界，普遍认为“事件”是阶级冲突，是官民冲突，而非省籍冲突，非人民冲突。当时，台湾社会群体的构成，主要是本省人，只有极少数管理者与军队是外省人(总计不到2万人)，因此就这一点讲，不可能有真正的省籍冲突。国民政府与大量人员迁台是1949-1950年的事，此后台湾社会结构才有显著的四大族群与省籍矛盾。不过，由于管理者与部队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事件爆发之初，确实发生了本省人针对外省同胞的暴力事件，因此是具有一定省籍成分的官民冲突，但主要矛盾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是阶级矛盾，不是族群矛盾。

　　影响深远

　　“事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是影响了台湾政治发展与治理模式，实现了地方充分自治。追求地方自治与民主，是“事件”过程中本土政治精英的主要诉求与主张，即要求早日落实台湾地方自治，实行县市长直接选举。如，“事件”发生第三天的《中华日报》号外头版写着，“台南市民大会要求立即实施市长民选”。学者黄惠君在日前出版的《激越与死亡》一书的观点虽有争议，但也认为“他们确实为了想争取台湾人的民主自由而努力”。因此，祖国大陆早期也用“爱国民主运动”与追求民主、自治等定位“事件”。后来，台湾政治发展确实走上了地方自治道路，也为日后台湾政治转型与实现全面直接民选创造了条件。

　　二是改变了台湾民众对代表祖国的国民党或国民党政权的重新认识。台湾光复后，台湾民众普遍兴高采烈，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心怀很大期待。然而，国民党政权落后的治理模式，旧有的政治思维，落后的治理方式，让台湾民众失望。尤其是“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与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祖国的认识与态度。在理论上，期望越高，若期望无法实现或受挫，则失望越大，不满越强烈。尽管后来在国民党当局的长期高压统治下，台湾民众的不满被隐藏，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不满情绪就会很快爆发，这就是台湾政治民主化后发生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国民党走向衰落的过程。加上绿营势力将“事件”归于国民党施政本身，让国民党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三是为台湾民众留下了深重的历史创伤，是台湾“悲情意识”的源头之一。台湾是祖国的宝岛，闽粤先民迁台开发，但历史上台湾却不断遭受外敌入侵与统治，尤其是日本长达51年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台湾光复与回归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与落后治理方式，与台湾民众过高的期望，引爆“事件”，有许多民众伤亡，许多家庭受到牵连，对台湾民众造成内心长久的伤痛。这种伤痛后来逐渐转变为一种悲情意识、“台湾意识”与反抗意识，尤其在政治民主化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四是造成复杂与长久的省籍矛盾。尽管“事件”主要是官民矛盾与冲突，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冲突，但台湾光复后接收与治理台湾的主要是来自祖国大陆的国民党官员或管理人员，也就是外省人，进入管理阶层的台湾本地人甚少，而被管理者或被统治者自然是当地人，即本省人，自然表面上会有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特殊关系，也就是统治者的外省人与被统治者本省人的关系。这是历史，也是现实。“事件”发生初期，确实发生了局部针对外省人的伤害事件，尽管也有许多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事情，但不可避免地“开启了台湾省籍矛盾的先河”。1949年前后，随着国民党军政要员与随员、家属进入台湾，外省人群体显著增加，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不均再次加深了省籍矛盾。就是说“事件”的主要矛盾与冲突不是省籍冲突，但有省籍矛盾的影子，而且这一矛盾在日后不仅未能妥协化解与消融，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深了，扩大了。

　　五是“事件”成为“台独”势力制造族群矛盾与社会对抗、寻求“台独”的理论依据。台湾政治民主化后，“台独”势力趁势发展，开始以“台独史观”或特定政治立场研究与认识“事件”，将这一以官民或阶级为主的冲突不幸事件，扭曲为外省人屠杀本省人的事件，视为蒋介石政府对台湾人的大屠杀，视为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独立的事件，有意无限扩大台湾民众的伤亡人数(不到2000人的总伤亡扩大为数万或精心策划十万人的伤亡)，为“台独”寻求理论依据。

　　另外，“事件”造成台湾民众亲日的逆反心理。今天的台湾社会普遍有强烈的亲日情结或倾向，甚至严重的媚日心态。原因复杂，除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1年的殖民统治之外，与战后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过程中的政策不当以及“事件”的处理过程有密切关系，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与不满，甚至仇恨，反而某种程度上开始怀念日本殖民统治后期的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心理的逆反与投射。

　　纪念这一事件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纪念与认识“事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与现实意义。尽管海峡两岸各界对“事件”的解读与定性不一，但超越不同政党或历史局限看待这一事件，各方可以共同接受的是，“事件”造成民众大量伤亡，是台湾社会历史大转变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不幸事件，是一个历史悲剧。

　　我们不断认识与纪念这一事件，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吸取血的教训，避免类似悲剧事件再次发生，避免继续以此制造族群对立与社会仇恨，以促进岛内族群融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让它成为促进台湾民主政治发展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标识。

　　遗憾的是，在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依然选择性纪念与记忆，仍在有意歪曲历史。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将“事件”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制造族群对立，作为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作为长久不变的“政治提款机”，是一种不道德的政治行为，实质上是对逝者的一种再次伤害，不是在爱台湾。

　　是不是科学理性严肃看待“事件”，还要看是不是对台湾近现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与伤亡事件，是否持一致的标准与立场。显然，“台独”势力持双重政治标准，回避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大屠杀，回避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伤害，还在不断颂扬与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却将“事件”中本省人的伤亡人数极度放大，抓住这一悲剧事件不放，不断制造新的族群对立。

　　纪念这一事件，不只是要告慰在“事件”中死难的两岸同胞，而且是要牢记历史，不忘历史，以史为鉴，弥合历史伤痕，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携手，共建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