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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下的渡海记忆

日期:2017-06-23 15:34 来源:《统一论坛》 作者: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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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记忆既有个体记忆,也有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之分,而不论哪一种,后人往往都会通过如集体回忆和纪念活动等多种形式试图不断唤起时人对过往历史的追述,愈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就愈是如此。换言之,历史记忆紧叩当前现实,绝非单纯的舞文弄墨,有着极强的时效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明珂先生在其近著《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所说:“人类记忆也是社会性的,受人类社会结构、认同与个人社会处境等等之影响,因而这方面也是社会关注的人类记忆面向”(第90页),“人们常将自身存在于‘历史’造成的社会现实中(the fact of being in history)与建构‘历史’(the ant of making history)两者混为一谈”(第142—143页)。
  回顾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中国大历史,前有辛亥革命、帝制崩塌、民国肇建;后有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开启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对此千年大变局,祖国大陆过往主流论述大书特书胜利来之不易。然而,历史书写者似乎遗忘了就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迈宣示回荡在天安门之时,有一批人在那一两年间却一直处于不断逃亡的惊恐和不安之中。不论是欢庆者还是逃亡者,其实,同样都是中国人,只不过后者在时代裹挟之下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而直至其中的一部分抵达台湾才算是暂时安定下来,很多在逃亡路上就已罹难,而本属一家的两岸也最终被一汪浅浅的海峡所分隔。
  也正因为此,从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年轮角度来看,逃亡者及其后人所记录下的那一段历史记忆就显得弥足珍贵。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时代大潮下国族命运与个人遭际交织纠缠的真实写照,而且也能补足、丰富后人对于历史的认知。与其“汉贼不两立”,相互仇视,“同情之了解”在当今时代更显重要。
  一、蒋氏父子
  还是先来看看蒋介石及其“长公子”蒋经国两人的渡海记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并未如杨天石、王建朗、金以林和陈红民等国内知名学者那样,有机会亲阅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内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但根据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蒋经国日记(1925—1949)》(简称《日记》,张日新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蒋介石日记揭秘》(简称《揭秘》,上下两册,张秀章编著,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9、80、81三册(简称《稿本》,周美华编辑,台湾“国史馆”2010年版,以下引用三书者,仅标示其册数或页码)中1948、1949两年所记内容,并辅之以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性论著,仍然能够对两人在天地玄黄之际的内心动态做一整体勾勒。
  众所周知,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1月末,决定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三场大决战自北向南在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广阔国土上相继展开,经历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重大挫败之后,蒋介石所面对的无疑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历史这一次显然没有再次给他胜利“还都”的机会。事实上,当时间进入1949年以后,蒋介石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善后”,为自己谋退路了,而他选中的目的地就是地处中国边陲的台湾岛。换言之,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后的抵抗实质上只是为了政府“播迁”台湾而争取更多时间,蒋介石非常清楚他的部队已经很难抵挡得住解放军的如潮进攻。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在进入1949年之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实都是撤退台湾这一大计划中的着棋一招而已。
  对于蒋介石的此番心迹,迁台后担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中央日报”董事长的董显光在其书中就表示:“他(蒋)已决意使台湾得免受亲‘共’的威胁,俾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该省可为政府最后坚守力图复兴之地”(董显光:《蒋“总统”传》,“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第510页)。与之相似,作为学者的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林桶法教授则在其于祖国大陆出版的近著中指出:“蒋既有做最坏的打算,维护台海安全自为重要的考虑 。(林桶法:《1949大撤退》,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先来看《稿本》是如何记载相关史事的。
  1949年2月10日:晚课后,研究胡宗南部由陕入康之道路(80册348页)。此乃《稿本》1949年之后的首条记录。此前的1月19日,蒋介石主持其在祖国大陆时期的最后一次行政院院会,多数与会者呼吁停火,两天后,蒋介石即由“总统”之位引退,但仍保留国民党总裁一职。
  5月6日,蒋介石登舰前往舟山。
  1949年6月27日:接见王陵基主席,听取其报告四川近情,闻熊克武等以中间路线之姿态作通匪之准备,为之忧念不置(80册516页)。
  1949年6月28日:约见王陵基主席,听取其报告四川近情。公昨闻熊克武等以中间路线之姿态,作通匪之准备,颇为忧念。当对王陵基主席再加慰勉,并嘱其对川中抗战有功之将领皆应设法安置以安其心,避免俾免为匪所乘(80册518页)。6月底的这两条似也表明四川“不稳”,省情“动摇”。
  1949年7月28日:午,电重庆张群长官,饬郭忏总司令将渝库所存专备物别用之武器运台补充(81册144页)。此条已有关于物资运台之信息。
  1949年9月22日:电成都王陵基主席曰:“本次到川唔叙为快,前已于今下午七时转昆到穗,特问。”(81册684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
  两个多月后的1949年12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往台北,12月16日,蒋氏父子即搭载一架装满燃料的DC—4运输机飞往台湾。
  根据《揭秘》,1949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圣诞节日记中作如是检讨: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犹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第780页)。
  作为“太子”,蒋经国的日记中同样充满着悲凉。
  1949年1月1日:今天是中华民国诞生三十八年纪念日,又是元旦。我们住在首都南京,此龙盘虎踞之地,已临着兵火的边缘(第185页)。
  犹记心间的仍然是黄金运台,2月10日这天所记: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达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第209页)。
  1949年4月24日:南京业经弃守,太原亦于本日沦陷,梁敦厚等五百余同志壮烈殉职,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风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第233页)。
  1949年9月10日:衡阳失守,绥远、宁夏、新疆等省亦已相继沦陷。半壁河山,沦入铁幕。从此战局益趋不利,良为焦灼(第268页)。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本日在北平成立伪政府,……此诚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之奇耻大辱(第271页)。
  历史是公正的,蒋介石曾经握有好局,却一败涂地,而蒋经国或有不世雄才,然终其一生,中国大历史却只给予其赣南和台湾这两处活动舞台。天海相隔之际,蒋氏父子的后半生从此再也未曾踏足祖国大陆,最终客死台湾。
  二、陈诚、阎锡山
  蒋氏父子之外,渡海者更有以陈诚、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军政高官。
  作为蒋介石的爱将和黄埔嫡系,陈诚可谓民国时期横跨军政两界的个中翘楚。1898年1月4日生于浙江青田的陈诚由排长出道,终至1946年升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达到人生顶峰。但也就在不久之后,1947年奉命前往东北主政不仅使他败走麦城,也更是国民党在东北一泻千里的缩影。
  经此一“世变”,抗战时期即患胃疾的陈诚更是心力交瘁,1947年10月21日便曾胃出血,次年2月5日,坐镇东北5个月后的陈诚返回南京,自忖“国病日甚,身甚病同剧,曷胜怆怀”(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1948年6月初,陈诚在上海开刀动手术,胃切除三分之二。
  为了有更好的疗养环境,10月6日,陈诚移居台北草山,穿着一件淡灰色哔叽夹袍,戴一顶旧呢帽,由夫人谭祥陪同,“整个旅程显得十分清淡”(孙宅巍:《陈诚晚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12月29日,陈诚接由魏道明转交的蒋介石手启电报,文中曰“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陈诚:《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本想安心养病的陈诚也只有以抱病之躯收拾残局,并在1950年代稳定台湾社会内部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这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别于陈诚隶属中央,阎锡山在民国政坛上则是一直以地方豪强形象示人,统治山西近40年,起起伏伏、始终屹立不倒,“山西王”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在与蒋介石相处过程中,既有中原大战时的兄弟阋墙,也不乏抗战期间的同仇敌忾。对阎锡山而言,天高皇帝远,如何做到在不得罪南京国民政府的前提下发展自身、壮大实力才是最要紧的。了解此一心态,再来看《阎锡山日记(1931—1950)》(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有关自述,更值得玩味!
  1949年1月1日的日记很简单,就一句话:由南京返太原(第227页)。
  2月17日:与各空运机构及国防、财政、交通、粮食、联勤等部洽商加强供应及空运空投。17日赴奉化与蒋总裁详谈,20日返太原(第227页)。这里需要对历史背景有所交代,1948年7月下旬,晋中战役结束,除太原和大同外,山西其他地区均告解放。1948年10月,太原战役打响,解放军已对晋阳(太原旧称)古城形成包围之势,这也就是阎锡山为何要与相关部门商讨物资空运事宜的原因所在,而在这时候,他很清楚还是必须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才行,一世枭雄、仍须低头。
  4月20日,解放军开始全线进攻,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阎锡山慨叹:千疮百孔危急之病人,医之须先保命,再说医病,今日之困难已到最后关第三头,若不团结,即自行失效(第228页)。
  4月22日,解放军全部攻占外围据点,阎锡山则在这一天由南京至上海,云: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第228页)。
  6月13日,阎锡山于广州就任“行政院院长”,“阁员”包括贾景德和徐永昌两位晋系大将,此时的太原城早已物是人非。
  6月25日:(一)在两大夹缝中处事,胆小如豆的错误,结果是胆大如天的祸害。(二)久医去病,集损成疾(第233页)。
  9月23日:到广州后,感到理智无所用处,如四川太阳无所照处一样(第241页)。
  10月1日:请人原谅者,低人一着。原谅人者,高人一着。
  10月15日:偕“关部长”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第244页)。
  11月28日:政府由重庆迁至成都。
  12月8日:由成都飞台北,晚七时招待记者,宣告政府移台办公(第247页)。短短一句话,似乎看不出阎锡山内心的波澜,我们可参照其他资料辅助说明。
  据大型纪录片《故宫》导演周兵所著《台北故宫》(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记载,1949年12月9日的成都新津机场,阎锡山与陈立夫、贾景德、杭立武、朱家骅等国民党大员准备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祖国大陆。正当别人都在等待时,阎锡山则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第35页),杭立武从陈立夫和朱家骅口中才得知箱子中装的是黄金。不难想见阎锡山当时的境况。
  三、齐世英齐邦媛父女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近年来在祖国大陆被人所知晓的齐世英齐邦媛父女的回忆。
  赴台前,自1929年受陈立夫之邀,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始,齐世英主持东北党务凡20年,其党证乃东北1号,历经张氏父子统治、郭松龄倒戈反奉、抗战期间的地下抗日和国共争夺东北等诸多大事,其位阶虽无法相比于上述陈诚和阎锡山两位,但也算得上是国民党高层党务人员,且亲眼目睹国民党在东北败亡及其整体崩盘,因此,作为局中人的齐世英,其忆述基调惨痛而无奈,《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沈云龙、林泉、林忠胜访问,林忠胜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中的有关章节标题即是“东北的悲剧——从接收到沦陷”。
  有关接收人员的选定,齐世英评价蒋介石使用熊式辉,简直就是自毁长城,“于是就决定熊式辉去,终于播下悲剧的种子”(第239页)。访问记录中大段都是关于熊式辉如何不尊重他和在背后放冷箭,虽时过境迁,却也能读出齐世英话中的“意气”,并在不经意间将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似乎只要听从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国民党在东北就不至于最后兵败如山倒。说到底,这还是书生之见。
  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顺利结束,东北解放。对齐世英而言,东北这一“再沦陷”也就意味着他不得不思考下一步何去何从,“在南京的东北同志又不得不第二步撤退的考虑”(第284页),有些人想走四川,而齐世英则主张避走台湾。在他看来,毕竟后者与祖国大陆尚隔一海峡,有此天然屏障,加之国民党海空军优势,较之四川会更为稳固。因此,1948年10月,齐世英携家眷先行台湾,全当为东北同志赴台探路,主要是通过与省主席魏道明的接洽解决住房问题,一个月后重返南京。
  继之而来的则是颠沛流离,从上海撤广州。10月13日,广州“沦陷”,跟随“立法院”再转重庆。11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在重庆开完最后一次会议。会后,国民党中央党部邀请大家餐叙,“吃饭时大家心情非常沉重,有做梦的感觉,同时能否离开重庆,亦在未定之天”(第291页),直到得知蒋介石已经准备好飞机前来接运方才稍许安心。
  11月29日,齐世英搭车前往机场,同机者还有国民党元老居正、兵工署长杨继曾(安徽怀宁人,去台后于陈诚“内阁”担任经济部部长,也是台湾战后经济复苏和起飞过程中的重要财经官员)、著名学者冯简(中国无线电研究创始人,创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定直飞海南岛转台湾的行程由于故障而在南宁暂宿一夜,由白崇禧负责招待。
  虽自得保全,但也有憾事,这就是其侄儿齐振庸未能去成台湾,“早知如此,让他先出来疗伤就好了”(第292页)。
  长女齐邦媛于抗战末期(1943年)考入已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幸得朱光潜、苏雪林、陈西滢和凌淑华等名师教诲。然而,抗战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等来的却是“虚空,一切的虚空”(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校园中弥漫着日益浓厚的政治空气,学生非左即右,包括学术讲座在内的一切活动都依政治属性而划边,学潮更是成为战后大学的“家常便饭”,“充满了政治动荡与叫嚣”(第338页),置身其中的作者却能免疫于政治狂热,“不选修俄国现代文化,而选修冷僻的《神曲》”(第401页)。
  “大学毕业,前途茫茫!”只想继续读书的齐邦媛“真正不知何去何从”。就在这绝望之际,偶遇著名地质学家马廷英(这也是一位久被遗忘的传奇人物,可参看亮轩《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在上海为台湾大学物色理学院教授,而其外文系同样也在找寻合适的助教。就这样,抱着见识新天地的忐忑与不安,1947年9月下旬,齐邦媛随同马廷英第一次乘坐螺旋桨飞机渡海抵台。原本以为呆不久,齐世英买的也是来回双程票,但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竟将埋骨台湾”,直至齐邦媛携《巨流河》返归故土。
  四、宪兵作家王鼎钧
  如果说齐世英齐邦媛父女还是出自达官富贵之家,那么,王鼎钧只是国民党宪兵部队中普通一兵的身份则更能折射1949年命运抉择时的两难与凄惶。
  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临沂,幼时受沈从文作品影响,立志成为一名作家,抗战末期弃学从军,成为一名宪兵,战后派赴东北,却眼见“东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沦”(王鼎钧:《关山夺路》,台湾尔雅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这一点倒是和齐世英类似。即便如此,小兵王鼎钧也只能随大流,见惯了人世沧桑的他还曾被解放军所俘虏,于天津解放的当天(1949年1月15日)被俘,关押于俘虏营,而最后居然能够成功“逃脱”,走上流亡之路,直至最后落脚台湾。“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高华:《历史学的境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23页),最后却只有“少小离家老大回”,梦中忆旧。
  俘虏营受训结束后的次日(1949年1月30日),王鼎钧拿着限期只有两天的路条先是与同伴回天津,继而前往已被解放军解放的秦皇岛寻求医生医治左眼,在此住了一个星期后再返天津,“车上人多,汗流浃背,不能转身,没看见女人小孩,个个男子汉都穿着深色的便服,只听见呼吸声……,我们沿津浦路南下,奔驰三百六十五公里到济南”(第373—374页),后沿胶济路一路乞食。
  “由济南到青岛三百多公里,乡亲也不会让我饿死。困倦来了,太阳劝人合上眼皮。我到空旷的田野里寻一个低洼的地方躺下,趁着一天之内温度最高的时分睡上了觉。(第379页)”为了躲开解放军的“盘查”,王鼎钧离开公路沿着铁轨走,“火车经过的时候,我到路基下面卧倒隐蔽,不让车里面的人发现”(第381页),沿途大小车站50个,总计344公里,走完胶济路全程,最后坐在货舱通往甲板的楼梯上得以前往上海。但不久之后,解放军也同样兵临上海城下。这时,别无他路,只有渡海去台。
  应该说,在笔者所读资料中,王鼎钧对于当年坐船离开祖国大陆这一千钧一发之际的回忆是最为丰富详实的,不妨照录如下:
  船离码头还有两三尺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杀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勾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我们挤上甲板,只能在靠近码头的一边就地插针,以致船身开始倾斜,守船官兵再度开枪驱退码头上的人群,轮船急忙开入江心,驶向大海。
  即使是今天重读上述这段文字,仍有万分紧张之感,而就在父子俩乘船离开上海的第二天,上海解放。
  时过境未迁!蒋氏父子、陈诚、阎锡山、齐世英早已作古,齐邦媛和王鼎钧也进入生命暮年,对我们来说,回首往事的目的不在于再次翻开过去的仇与恨,而是以谦卑之心、敬畏之意善待历史、反思历史,唯愿两岸中国人都能平安喜乐,而无需担惊受怕,王鼎钧式关山夺路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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