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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衰败到认同危机

日期:2017-06-23 16:07 来源:《统一论坛》 作者:杨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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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民主化的检视与反思
 
   自20世纪70年代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这波潮流中纷纷实现政体转型。然而西方国家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进行无限制扩张,不仅导致了“文明的冲突”,也导致多数转型国家(地区)陷入治理能力低下乃至战乱分裂的乱局,以至民主化开始回潮,也更难产生自我矫正的改革动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威权政体的复辟,呈现再权威化的倾向。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s)等人指出,第三波民主化本质上是一种反民主的进程。同时,作为第三波民主化背后的推手——新自由主义全球范围内的弥散使得财富分配更为不均,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民粹主义大潮兴起,诸如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欧洲极右翼政党群体发力,都是民粹政治的反映。事实上,民粹主义大潮的出现与过度的大众政治参与有着密切关系。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战略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人在递交给三边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中就指出,过热的大众参与不仅损害了美国政府的权威,致使其统治能力下降,也损害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合法性。近来,美国著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公开批评道,家族制复辟下固化的利益集团连同“否决制政体”,致使美国政治走向衰败。老牌自由民主国家尚且面临困境,作为中国乃至华人社会在亚洲地区最早实行西式自由民主转型和民选领导人的台湾地区,自诩是“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但是随着世界政治演化至今,深陷于被民粹绑架、族群割裂、政党对立的怪圈,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因此,近来针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导致的政治衰败,杨光斌教授提出了“可治理的民主”理论,开启了世界政治民主时代下国家治理一个比较好的导向。环顾世界,“民主”作为一种形式强调的还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只有政府有能力,政府的权力有边界,同时政府的权力受到民主与法治的制约,才能更好地推动政治发展。
  民主化给台湾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哪些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民主化对台湾当局的治理能力形成严峻挑战。据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数据显示,“两蒋”任期内,台湾经济正是起飞、迅速发展阶段,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1990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GDP)更是一度高达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3.8%,领衔“亚洲四小龙”,一度是“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的标杆。但是在民主化大幅度解构“国家”权力、还权于市场社会之后,其经济增长便逐年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8年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从6.42%迅速下降到0.70%。然而在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后,特别是在马英九的第二届任期末,台湾2015年经济增长率更是只有0.85%,2016年虽然回升到1.6%,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祖国大陆形成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丧失。尽管在民进党首度执政的8年间,对两岸经贸交流采取所谓“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限制措施,但从跨境贸易之间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与流动这一角度来看,从2001年至2015年,台湾对祖国大陆贸易出口较快增长,由此产生的依赖性也逐渐加深,祖国大陆迅速成长为台湾的最大出口地,2010年和2011年贸易幅度一度超过40%,2015年虽有下降,但是仍然占台湾出口总额39%。但是,由于祖国大陆经济转型步入“新常态”,结构性调整下的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加上2014年台湾受到“反服贸”运动等事件冲击,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出现下滑。从绿营在立法机构霸占主席台阻挠两岸合作协议正当议事程序,到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煽动诸如“反服贸”“反课纲”的街头运动,台湾当局都无力应对,无法化解矛盾,致使经济规划与发展一再因为不间断的社会抗争陷入停滞状态。当下台湾青年群体面临就业困难、失业率高、薪资水平低的生活困境,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反过来又加剧了对执政当局的不满。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当局上台执政,在“年金制度改革”“一例一休”以及所谓“转型正义”等议题上施政欠妥,招致民众不满,民众的社会抗议导致台湾当局很多计划无法推进。
  其次,民主化不仅降低了政治信任,也损害了自由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朱云汉教授主持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项目通过多次实证测量发现,与西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民众对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与良好治理的需求优先于政治自由和参政程序。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拉塞尔·达尔顿(Russell Dalton)等学者,将政治信任区分为特定性政治机构信任和弥散性信任,如果我们使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进行测量,2001年到2014年,多数民众其实对台湾民主化的满意度不高,对诸如台湾行政当局、立法机构、法院、政党、地方政府等特定性政治机构(Specif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的信任均保持在较低水平。进一步,如果我们运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编码和打分,用1—4表示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台湾民众对其民主体制的信任均值在2.4分左右(较低信任水平),对作为整个民主体制的弥散性信任(Diffuse Trust)也保持在较低水平,政治体制转轨形成的自由民主的政体合法性的影响甚至是消极负面的。
  第三,民主化导致民粹主义泛滥并进一步陷入“劣质民主”的恶性循环。江宜桦教授在其著作《自由民主的理路》中指出,与西方国家历经威权专制—开明专制—自由民主的转型理路不同,台湾政治在从威权政体转轨的过程中陷入民粹主义民主而非自由民主的困境。民粹主义通过“人民”与“他者”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方式,将这一政治认同的分裂推向极致。政治场域的不同使得“他者”的意涵也不尽相同。对台湾绿营势力来说,在不同的政治场域当中,“他者”分别指代祖国大陆、国民党以及蓝营支持者,“台湾”与“祖国大陆”是截然对立的二元关系。国民党是权贵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马英九当局以及祖国大陆则是“压迫”台湾人民的他者。曾经为台湾建设和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乃至献出生命的老“荣民”,则被污蔑为啃噬台湾的“寄生虫”。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治人物把自己塑造成为人民的化身,以民意强化行为正当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引导民意与既有制度规范相抗衡,拒绝民主社会中的横向法治问责,比如在“反服贸”运动中以民意为后盾冲击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都是通过民主压制法治的体现。而就民主而言,台湾的政治变迁也没有切中要义。西方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对民主的意涵曾经做出精辟论述,指出民主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对民众偏好持续性的回应。然而在2006、2010、2014年“东亚民主动态调查”数据中,无论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当局,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台湾当局对民众改革需求的回应性并不高,有连续超过70%的民众认为当局对民众需求无动于衷。因此,劣质民主下,民众对当局施政效应不好的选择只能通过频繁的选举或者“公民投票”等方式来对执政者进行问责,迫使其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造成了制度资源的浪费,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此,“东亚民主动态调查”数据显示,民众对“选举能使当局倾听民意”这一问题的赞成态度保持在70%。除此之外,台湾民众也感知到岛内的政治生态呈现出腐败弥散的状态。民主转型非但没能遏制腐败与贿赂,反而进一步为“黑金政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因此,在上述四波“东亚民主动态调查”中,无论是对台湾当局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均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这两级政治机构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行为,虽然前三波数据显示一定时期内反腐败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但是随着绿营对“陈水扁及其亲信入狱是遭受国民党政治报复”等悲情意识的塑造,以及国民党发生“王金平关说案件”和自身分裂,民众认为当局的反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司法内斗和政治斗争,因此,反腐败对政治信任造成的影响反而呈现相反作用。
  第四,民主化不仅解构了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且使得台湾岛内的“国家认同”进一步分裂,引发“认同危机”。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祖国大陆败退迁台以来,以所谓“反共复国”的意识形态包装,将自身打造成统治台澎金马地区的唯一合法政权,在客观上将全岛塑成了与祖国大陆相对隔离的政治体。然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中失去中国代表权,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特别是正式建交开始,岛内“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性开始被解构,一方面岛内部分上层人士开始宣扬沦为“亚细亚的孤儿”的悲情意识,一方面又受日本50年殖民主义遗毒的影响,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开始抬头。然后,随着国民党赴台的外省籍军政人员逐渐凋零,政权应当逐渐适应本土化的要求以及党外社会抗争运动日渐兴起,原本“党国威权”的政治结构开始瓦解。同时,作为“全球化浪潮”这一枚“硬币”反面的地方主义势力抬头,在政客的操纵以及日渐高涨的所谓“民族主义”裹挟捆绑下,演化为分离主义。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逢岛内领导人、各级民意代表乃至县市首长换届选举,“省籍”矛盾、“族裔”矛盾、“统独”议题都会被拿到台面进行操作。因此,李登辉执政期间为维系自身统治刻意挑起“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在后期则更是抛出“两边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的谬论,引发台海危机,而陈水扁在此基础上非但未能和解,反而继续深化不同省籍不同族裔居民之间的隔阂,推动“一边一国”,致使两岸一度逼近“热对抗”状态。马英九执政期间虽然重新承认“九二共识”,使得两岸关系之前的紧张态势得到大幅度缓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步入正轨,但是岛内对“国家认同”的教育并没有拨乱反正,反而放任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史观”继续荼毒青年学生,使得“台湾国”“台湾民族”“台日是命运共同体”“‘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地区为主权独立之国家”等谬论甚嚣尘上。
  更为遗憾的是,自2016年5月20日以来,蔡英文当局一方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试射“雄三”导弹一度加剧两岸军事状态紧张,陆客团罹难事件处理冷血令祖国大陆同胞齿寒。另一方面推行“新南向政策”,妄图绕开经济要素配置最理想的祖国大陆,舍近求远,不符合经济学理性预期。而且,祖国大陆正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多国积极响应,如果蔡英文当局的“新南向政策”在实施效果上与祖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对冲,后果必然不会乐观。同时,在特朗普明确表示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境况下,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将继续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态势,台湾如果想要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就必须面对祖国大陆。在没有“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的保障下,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区域性组织,台湾想要参与无疑会困难重重。蔡英文当局执政前,冈比亚与中国大陆复交,预示着两岸“外交战”重新开启。虽然去年底“特蔡通话”似乎为“独”派打了一剂强心针,但随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就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复交。其次是特朗普正式就任之后便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与特朗普会面才得以成行。虽然会面未谈及台海问题,但是两国之间保持默契,蔡英文当局和“独”派势力切不可误判。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台湾问题牵涉到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大局的神经,但这一问题也有其自主性,两岸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学界都不能将台湾问题视为中美关系或者中日关系的子问题。
  归根结底,未来两岸的交往及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必须遵循“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共识,这个共识不仅需要作为官方的台湾执政当局坚持,也需要在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心中深化。在眼下两岸官方互动交流停摆冻结的情况下如何落实呢?事实上,以国家认同为代表的政治认同包括领土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等不同层面,这些不同维度的政治认同经过一定的排列组合,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认同。民主化之前,台湾一度认为祖国大陆远比台湾落后是不能统一的关键。而在台湾民主化后,岛内多数民意一度认为两岸不能统一是因为祖国大陆没有和台湾一样民主化。然而随着中国大陆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民众长期对自身所处的政治制度保持较高的信任水平,历史正在出现反转。况且,作为制度认同只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不能因为制度认同的分立而瓦解了作为全局性、整体性的国家认同。因此,近来周光辉教授提出作为“领土的认同”是现代国家认同的基石,可能给予当代学界如何将“九二共识”操作具体化更开阔的思考空间。
  由此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中国固有领土的宣誓明确包括台湾地区。相应地,1947年在南京颁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依其制宪逻辑也包含祖国大陆在内的“固有疆域”,即使岛内历经七次所谓“宪改”也不敢触及这一条。但是近来随着“公投法”修法门槛降低,将“领土变更案”纳入其中,改“固有疆域”为“现有疆域”的呼声日起,打开了“法理台独”的潘多拉魔盒。制度主义认为,在偏好与制度的相互塑造过程中,观念的变革将推动制度的变迁。由此,在目前两岸官方沟通对话机制停摆下,民间的深化交流可以尝试先从青年一代培育“中国的领土认同”开始。一个包含“中国大陆地区、台澎金马地区、南海诸岛和钓鱼列岛等地”在内的领土认同将是遏制“台独”的观念基石。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东亚民主动态调查”数据中,除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极少数国家外,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在内的国家和地区,都认为在亚洲影响力最大的是中国(大陆)而非美国。对此,胡佛教授曾精辟地论述道,当代中国再兴是21世纪“石破天惊的巨变”,将推动既有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组。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没有台湾,台湾的繁荣永续发展也离不开祖国大陆在腹背的鼎力支持,毕竟“合则万里河山为屏障,分则浩渺大洋相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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