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式发展”模式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高速发展进程中，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勇于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发展模式来解决现今所遇到的问题，以此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回顾历史，贸易通商最基本的要素是交通，只有通行可达的地方才有可能产生贸易往来。人类发展进程中，即使在飞机广泛运用的今日，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依旧是陆运和海运，航空运输现今还停留于高价值、体积规模相对较小的产品。大规模运输和通商，陆路和海路运输因其承载规模大，整体运输成本低，可通达地区覆盖面广，因此从古至今一直承担着各区域相互沟通来往的责任。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仅仅需要拥有足够的资源与技术来支持生产，同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和相对优势发展下，要求我们不断地进行区域之间的禀赋交换，发挥各区域优势，这就形成了各区域间运输往来的需求。

　　区域发展的纽带是交通，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随着科技和交通运输能力的提升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聚落逐步发展为城镇，再由多城镇共同组成大型经济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等，我们已经从单点集聚模式发展到了多点群聚模式。随着时代高速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推进和国家战略综合布局的趋势，“链式发展”模式的概念已经不仅停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整合的运用，而是早已融合在如“南南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多个外交合作与经济产业链结合的机会中；伴随着“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战略构想的提出，“链式发展”模式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开展与国际影响力增加的重要无形助力。

　　一、国际贸易格局变幻下的当今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如金融危机、贫富差距、资源不均、全球竞争更加激烈的诸多挑战。

　　(一)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格局

　　时代不断变迁，国际贸易格局从过去数个世纪欧美主导的局面逐步向亚太区域倾斜。2008年至今，西方国家在不断尝试各种经贸刺激与区域发展推动政策下，始终未能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世界经济仅实现2.6%增长。作为新兴经济体主力的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保持7%以上增长，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也表现出强劲活力。全球经贸重心也随之向亚太地区倾斜。

　　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世界各国在经济刺激上广泛采取投资与基础建设拉动模式，然而对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发达国家而言，基础设施更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力大大受限。因此，2014年二十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与会国对加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支持二十国集团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支持世界银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并将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途径，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贡献”。中国在国际经贸发展中，首次主动结合自身国家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推动国际经济增长。

　　(二)亚投行异军突起

　　虽然各国极为重视由世界银行发起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然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在过去的运作效率基础上，可能很难承担起振兴世界经济的重任。

　　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发展中的“洼地”，亟需大规模资金注入。据有关方面估计，未来十年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将达到年均8000亿美元。庞大规模的资金注入将创造惊人的就业机会和贸易量，不但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不可限量。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牵头发起的、主要投向 “一带一路”战略下整个欧亚大陆板块长链发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爆发出极强的吸引力，它不但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也是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建设成功的重要一步，引领了这个趋势的发展。

　　在经济体实力与开发空间层级递进所致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幻下，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不断增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起后，作为西方商业鼻祖之一的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寻求加入的西方大国。这是对中国协商制定国际规则实力的认可，亦是国际贸易格局变幻的重要风向标。对于中国而言，未来应选择以何种角色和方式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将变得尤为关键。

　　二、“链式发展”与区域政治经济

　　立体多维的世界里我们不能仅用平面坐标去测量，新的纪元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宽阔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思维去发展、前行。既有思维固势需要打破，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方式。

　　(一)“链式发展”模式的内涵与区域政治经济

　　“链式发展”模式是一种突破过去单点城镇聚集模式，从多点区域群聚延伸出的新型区域发展模式，意在将一条运输线上的多个地区联结在一起共同发展、形成整体产业链，让线上各个地区通过交通运输的密切结合与产业分工，逐步提高各区域合作依存度，通过先发展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以强带弱来达成共同发展共同成长，并从中创造新的需求。它所带来的效果也可以说是跨区协作模式的一种升级，把多地优势相互结合发展战略进行进一步提升，突破原有地区群聚开发模式，实现跨区多点优势发展(现行国际分工模式根据各个国家生产优势来进行分散式多点分工)。通过战略性规划，有意识地引导开发横贯幅域的运输线和运输线上地区发展，来实现经济的再增长与深化区域合作，并对外延伸至周边国家，以此加强与周边友邦紧密结合度。

　　“链式发展”模式在经济中如同黏合剂，能使区域政治、经贸关系的发展经由两地或多地产业链与政治关系的结合，变成一种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发展概念如同人际关系交往一样，中国因与B方的合作与发展机会，来认识B方的朋友C方，并由此拥有结合C方利益共同发展的机会，创造出中国与B方和C方三方庞大的利益共同体。由此可见，中国可以逐渐由彼此的紧密合作与发展，从双边转化成多边，乃至形成全世界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得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上就会因“链着”他国的利益，逐渐变成一个拥有庞大利益共同体支持的实质强国。

　　以现今中国经济与外交的发展来分析，“链式发展”模式就如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通过陆路运输进一步融合中国各省区，进而形成横贯欧亚大陆的新走廊。通过加强横跨东西的铁路与公路建设，带动中国中部与西部发展，进一步增强与国境以西国家交流的深度和能力，并运用经贸与技术共同开发、共建双边或多边市场方式，达成互惠互利的深度合作伙伴关系，进而产生大型产业链与经济链、社会稳定链，逐步建立区域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可以运用区域利益共同体化解各国对“中国实力威胁”的疑虑，甚至还可以用来解决潜在性纷争。

　　(二)“链式发展”模式与国内发展

　　“链式发展”模式对中国城镇化发展也是有帮助的。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所要进行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的路线，确实与“链式发展”思想相吻合。“链式发展”中各国的经贸合作，所带来的各方面综合提升将能更好地运用于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使得中国城镇化过程整体成本下降，并利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来管理城市，完成新的全球化产业布局。而且，城镇化战略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需求，亦将更进一步促进大中华区域经济发展。

　　“链式发展”模式也是一只解决纷争与化解疑虑的无形推手。从两岸经贸发展来分析，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技术引进、经贸深度合作政策，并进一步给予台湾更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鼓励台湾商人深入中国大陆中部与西部，进而产生台湾禀赋带动中国大陆中西部经济发展局面，并在中国大陆中西部进行深度发展，融入“一带一路”整体战略。此外，现今的中国大陆亦规划深度开放海峡西岸，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为台湾资本参与“一带一路”提供机会。从大格局来看，中国大陆较有可能“全方位”发展多边合作建设新型高速运输链，使台湾的商品得以经由海峡西部的自贸区，直接运输到欧洲等国。这样除了可以进一步融合两岸，还可以使得两岸直航变得更重要，提升大中华区的国际经济和贸易地位。

　　总之，现今不论是中国大陆西部开发或是两岸关系融合，运用大量建设管线、公路和铁路的机会，来紧密结合与创造内需经济链，就是实现大中华经济区域的共同繁荣。

　　(三)“链式发展”模式与能源、反恐问题

　　“链式发展”模式在中国能源安全的运输保障方面也起重要作用。以能源安全的角度来分析，加强区域整合与开展能源管道沿线地区的繁荣经济产业链，是稳定中国未来国力发展的重要关键。

　　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开始，到“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概念提出，能源管道(石油与天然气管道)“一带一路”路线规划，已成为中亚各国关注焦点。尤其2013年中俄签署通过东线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框架协议后，中亚各国领袖们渴盼中俄能源管道能通过本国，以便留住管线建设所带来的经济产业链和工作机会，成为“链式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这种“链式发展”的良性结合，将如同“针线”般“编织”紧密当地利益，增加国家税收，助力经济发展。而且，对于未来开创综合运输线路(公路与铁路和能源线路)区域的发展来说，“链式发展”模式中结合多边资源分配与产业链发展是核心动力。

　　“链式发展”模式也可成为遏制“三股势力”的利器。因为“链式发展”模式除了结合各方产业供应链外，各国也可以依据共同的安全利益，“编织”出一张遏制“三股势力”的保护网。从区域政治合作的角度来分析，区域反恐行动必须结合各国政府的反恐能力与“情报链”提供的情报，来先发制人打击“三股势力”可能的行动。借此可以建立融合各国反恐需求的“安全链”，它与其他环节链条一样，用针线编织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区域反恐网，进而形成新型反恐战略。

　　自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中亚四国和俄罗斯战略发展合作中的反恐合作，已有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反恐合作与情报分享等方面，都因彼此经济的紧密合作与区域利益的结合，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反恐利益共同体，使得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无法在他们结合的区域，大搞“圣战”与扩充成员。由此可见，“链式发展”模式除了是经济结合的思考外，更会是遏制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重要战略构想。

　　总之，“链式发展”与区域政治经济的结合，就是运用如同针线般“编织”两方或多方利益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创造新型区域利益共同体。正是因为“链式发展”能灵活编织各国的共同利益，因而其适合运用在跨地区、跨领域(包括反恐与环保)上的合作，进而也可让中国的影响力经由“丝绸之路”(公路、铁路、能源线路)经济带利益的链式结合，辐射影响到其他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因此，实践“链式发展”模式对中国编织更加稳固的对外关系，提高国际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三、展望前路——基于“链式发展”模式的跨区协作推进

　　在“链式发展”模式基础上需大力推进跨区域协作，各区域之间应更加紧密地进行合作，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原有国际分工概念上提高总体资源分配效率的基础上，各区域以一种有机的方式主动起到“以强带弱”的作用，优势之间互补，转型的传递，以实现更进一步的综合效益提升。

　　而今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不同国家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拥有着可相互承接分工的比较优势，这将有利于“链式发展”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元推进。同时，从地缘经济的发展而言，其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的提升，更可增强国家甚至大区域的软实力，提升其经济活力和竞争力。通过经济价值链的相互结合，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共生共赢。

　　在具体推进模式上，基于“链式发展”模式的跨区协作发展会比原有国际分工更具有活力，是一个可以从低到高全方位配合的战略模式，最低可以是一个项目的建设、一件产品的生产，亦可大到产业间的联动，给各地区都能带来更大综合收益。但这种模式通常仅在一个具有共识的区域内实施，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跨越不同区域协作发展的进程中，中国首先通过形成具有共同利益价值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协助形成链条上国家间发展的共识，而后逐步推进共同市场开发。

　　跨区域互利合作的基础是区域间产业上下游、技术与资源的互补性，不同地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横跨欧亚大陆各国，在这些方面刚好具备互补优势，其中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具有较为领先的技术与丰富的国际运营经验，高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具有良好的基础技术储备与广阔市场，其他沿线国家亦在产业梯度上各自体现出相应的比较优势。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最初步的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共同建设开发)，然后依据其中各城市的特点进行定点结合，配套产业互接，以推动更进一步深入的合作。在这个进程中加强多元跨区域合作，以强带弱，然后各自拓展新领域，进行差异化市场发展，以进一步凸显区位优势，促成更深入的新市场产业互补。通过渐进的协作发展，用优惠和让利来吸引更多份额的投入，产业链中各环节的紧密配合与深入，来促使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经济上的协作越来越紧密，并由此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关系发展战略升级。在价值链融合的背景下，既有的纷争矛盾也将随之迎刃而解，提升沿线国家政治决策趋同性。

　　四、“链式发展”模式与王道主义外交

　　从中国的外交战略角度而言，实施“链式发展”，联结东西优势，并不违背其整体外交目标，尤其是中国外交中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一)“链式发展”模式与中国外交战略

　　“链式发展”模式还有利于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长远发展。通过和周边国家实现经济相互联结来保持与各方的良好关系，将有助于为中国和周边友邦建立深厚的友谊铺垫良好的基础。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趋势下，在全球化、国际一体化与国际分工的背景下，通过区域经济群发展逐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由此带来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衍生出的全球共赢、各方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共同成长的良性(positive)局面。中国与周边国家深度经贸合作，不仅仅根据彼此发展需求所达成，也是各国共同期盼，通过中国经济发展回升，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大国关系发展，不仅在于大国之间的来往，同时其各自的邻邦与友邦亦是属于大国影响力的一部分(或可称之为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也体现在大国的辐射力范围。因此，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新纪元里，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实际上是国际“大区域”之间的关系发展。大国强盛必须依托于“大国腹地”整体实力的增强，区域内各方首先实现互利互惠，共同成长，以区域内地域距离的优势，共同形成战略发展优势，以此在全球发展中取得更大话语权。这也是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第二个层次所要求的，深层次国际分工——区域预分工，进一步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并促进全球生产力效率进一步提高。

　　(二)“链式发展”模式与中国王道主义外交

　　“链式发展”模式也是中国构建王道主义外交非常重要的方式。“链式发展”模式对区域整合而言，是一种非强迫性与非单一利益主导性的整合，而且，这种区域整合也是因所有成员需求的共同利益而量身打造的模式，这同时也是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提出亚太自贸区建设战略时，让各国领袖称赞的原因。

　　“王道”重于“德”，而且孟子表达的更清楚：“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换句话说，依靠武力、假托仁义，是为霸道；依靠道德、推行仁政，是为王道。汉代刘向曾在《新序·善谋》中谈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当然王道与霸道的效果，孟子更肯定的回答：“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由此可见，那时的“国”若能行王道、使王权达到王道主义的理想，就是符合“天下”人民的期待，而且领导者也能对内与对外都施以仁爱之心，来照顾天下的百姓，那天下的人民必定会诚服于这位领导人的德，而非武力。因此，这种“行王道，使王权”的王道主义理想，难道不就是一种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理论吗？虽然，古代的“天下”并未如同现今世界那么复杂，但其“天下”的意思也与现今“世界”的意思相似。况且，人的个性也没有因有“主权”或“非主权”的界定，而对国际秩序有不同解读，因而王道主义的道理与价值，仍然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王道主义是指导建构国际秩序重要理念，“链式发展”模式也是协助实现王道主义的外交联系各方互利双赢的推广工具。从“一带一路”中的海运与陆路发展来看，中国建构区域利益共同体的构想，可经由“链式发展”模式来创造机会；尤其是中国如能在此过程协助他国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并保持着谦逊恳切的态度，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就会因平等与务实的合作，而形成一条重要的链式战线。然后，中国就会因其利益与他国利益形成一个大型的区域利益共同体而变得重要，甚至还会被他国主动邀请加入“东亚以外的区域议题”的解决之中，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为宽广，拥有更多话语权。这就如同西方美食甜甜圈，两国的合作是“外面涂上道义与谦虚的糖霜，里面包裹着区域利益”的实质内涵，让“链式发展”模式的概念产生的经济产业链与政治稳定链，以无功名、无智勇的方法来完成各方的经济分工与共享互利，并直接“链着”各国与中国的利益，以实现大家心中渴望的世界繁荣梦与安定梦。

　　(三)“链式发展”模式与王道主义的结合

　　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发展不同，中国与他国建构区域利益共同体的组成，是在礼尚往来与“不主动强迫对方”的原则下而构建的新型国际秩序关系，让王道主义的传递与推广经由“链式”的结合变成外交新常态。这就如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23日《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文中提到，“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概念除了是对中国与世界新型互动关系的科学总结外，还是“链式发展”模式的概念发展创造出的新型区域利益共同体关系。

　　正是因为“链式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地区经济分工更加细腻，人民就业机会增加和生活更加富裕，因而“链式发展”模式对建构中国与各国间区域利益共同体就有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也将是中国梦升华重要的参考模式。

　　总之，中国能够与各国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的方式一道实现发展和幸福，而不是如西方国家采用“霸权”的手段，强迫他国采纳符合西方利益的“普世价值”。笔者相信中国可使用“链式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分工与伙伴共荣，建构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区域利益共同体，“王道主义”的实现可以因“区域利益共同体”的建构，而更加落实到民心相亲。届时，中国的王道主义将会被全世界争相效仿，逐步变成国际通用的新型普世价值观，甚至还会升格为国际秩序建立的新常态与国际政治学界典范。

　　结语

　　中国在外交领域积极主动的一系列大动作和大手笔，助推中国以“协同发展、分享利益、合作安全、改善民生、获得民心”为核心的王道主义外交。中国需要更加明确地回答，中国能向世界提供什么，中国的发展如何转化为世界的繁荣？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沿线国家和地区鼎力支持实现多边合作，将是对全球开放经济的一种补充，增进亚太地区和世界人民的福祉。通过“链式发展”来推进共同开发，强调发展、动态、竞争、效率，以消除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困现象。它不仅考虑利于国际间政府层面的交往，更考虑微观层次的沟通。它放弃了那些僵硬和无效的经济合作形式，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双边、多边关系网络，为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