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创党两年，“社运”色彩渐褪而进入稳定扩张期。综合岛内政党倾向民调来看，“时代力量”基本盘在5%上下，最高冲到15%支持度，已成为紧追国民党、威胁民进党的稳定第三大党。“时代力量”野蛮生长招致不少争议和敌意，其上升潜力和政治命运，取决于两岸博弈和岛内形势变动下“急独”、激进意识形态的空间。

　　一、从社运明星到政治新势力

　　“时代力量”的出现伴随着台湾社会意识与社会形态的变迁，包括在“国族认同”、世代意识，以及权力和资源分配观念上的嬗变与冲突，并直接脱胎于“公民社会”运动和2014年“反服贸运动”。

　　马英九执政后期在两岸政策上自缚手脚，纵容了台湾“主体意识”上扬，亦未能妥善应对社会对发展和公平的期待，造成青年世代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对民进党的制衡力道也不满意。两大党在社会代表上的失能，导致发生激进社会力量绕过政党政治直接冲击执政当局的“反服贸运动”，其中“公民组合”的一个支流在2015年1月组建“时代力量”，闪灵乐团主唱Freddy(林昶佐)、前“司改基金会执行长”林峰正和前“公民组合”成员邱显智等社运活跃分子成为创党成员。林昶佐担任创党政党负责人、初代建党工程队总队长，后邀请“反服贸战神”黄国昌接棒，黄国昌遂任“时代力量”主席团执行主席至今。

　　“时代力量”带着“太阳花”基因，并受民进党庇护和滋养，天然具有反国民党立场和独特政治风格，使其与两大党相区隔并从“第三势力”中脱颖而出。

　　一是其骨干分子迎合“新政治生态”想象。“时代力量”核心成员清一色为主张“变革”的社会运动分子：黄国昌、徐永明等学者为党的理念、路线和论述进行了系统储备；“洪仲丘事件”受害人家属洪慈庸和少数民族新闻主播高璐·以用，两位平民出身青年女性贴近市民阶层，博取同情和关注；长发纹身的前重金属乐队主唱林昶佐，则被包装为“弃艺从政”的“好故事”和新政治时代符号。可见，“时代力量”核心成员年轻、激进而有理论素养，有意识地与全球化带来的“审议式民主”、反权威体制和“民粹主义”泛滥的政治气候相契合，适应选民结构的板块移动。此外，其鲜明的“反中”和“台独”立场，也迎合了岛内日益“绿化”的民意氛围。

　　二是组织模式符合“新型政党”预期。“时代力量”有系统地进行“新型政党”自我包装：诉求反精英政治和扩大政治参与，以“超越蓝绿恶斗”“关说请找国民两党”等宣传与老牌政党切割；追求扁平化和开放的组织形式，以网络进行入党和提名推荐降低政治参与门槛；采集体领导形式，核心为党员网络直选的7人“主席团”，以区别于“威权式政党”。2016年以来，在国、民两党支持度走低，“白色力量”领军人柯文哲跌破“死亡交叉”之时，唯“时代力量”的政治新宠地位稳固，其核心人物也成为一呼百应的政治明星，每一言都能轻松霸占版面，掌握了“绿色改革”话语权。

　　不过“时代力量”并不缺乏争议或污点。其一，高呼“台独”“反中”却表里不一。黄国昌、林昶佐等均在祖国大陆有经济利益并逃避台军兵役，被批是“假喊独”、欺世盗名；陈为廷还因性丑闻道德瑕疵而离党。其二，参政后出现反复与摇摆。“时代力量”对民进党的制衡力道虚大于实，遭批是卑躬屈膝的“大绿扈从”，洪慈庸也被质疑借亡弟自我炒作、违背“初心”。其三，激进问政风格四面树敌。黄国昌、徐永明在立法机构任性、浮夸的表演在迎合深绿选民之时，也让不少中间和蓝营选民反感，例如，黄国昌“反核电不反核食”、“包容毒品”、鼓吹“同婚”的言论引发了要求罢免其民意代表资格的“扫黄连署”。不过，“绿化”的台湾社会里，这样年轻、激进的政党能以其“反中政治正确”而获“道德免死金牌”。

　　二、以“反中打蓝”为己任

　　2016年选举，“时代力量”抓紧“反中”议题和蓝营支持者的沉默造成海啸式成功，得票率超过6%，让许多“素人”进入立法机构。“时代力量”因而以第三大党姿态推行更实质性的“台独”活动。

　　一是鼓吹“反中”和“台独”。其一，公开追求“台湾独立”。“时代力量”希望从根上切断两岸的法理与历史连接，一步到位而非“柔性、渐进”地推进“台独”。该党将“追求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写入党纲，要求在“两岸关系监督条例”凸显“一边一国”，明示主张“我国与对岸是完全不同主权型态的国家”；在蔡英文当局主导的“去孙”“去蒋”等“转型正义”操作中，默契扮演激进侧翼角色，要求清除“中华威权符号”；与热比娅、达赖喇嘛、黄之锋等海内外分离主义和反华分子热络串联、沆瀣一气，沟通“独立”和“反中”经验，欲将台湾变为“五独乱华”的大本营。其二，高调“捍卫台湾主权”。“时代力量”抓住“国际空间”“主权地位”等议题卖力炒作，在岛内外舆论塑造祖国大陆“打压、矮化”台湾的悲情观感。相对于蔡英文当局为维系其“国际参与”而不得不做出的“务实、弹性”姿态，手持“台湾国贴纸护照”的林昶佐等则更大胆地讲出“独”派心声：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的失败是由于“接受中华台北的自我阉割”，要求提出“以台湾为主体的国际参与的完整论述”。

　　二是欲解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借壳上市”的蔡英文仍需“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作为“皇帝新装”，但“时代力量”却更为急切地要解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合法性”。黄国昌提出了推动“国家正常化”的“三阶段构想”，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和“去中国化社会改革”之后，就要以“审议式民主”推动“宪改”，颠覆“中华民国宪政”的一中框架。“时代力量”提出了“废止一国两区”“废台湾省”“投票年龄下修”的“修宪案”，积极鼓吹降低“公投”门槛，并提出废止“侨委会”“退辅会”“蒙藏委员会”和“考试院”等单位，以将“五权宪法改为三权分立”，使台湾“走向国家正常化”。

　　三是充当绿营“打蓝”先锋。在蔡英文当局对国民党的“抄家灭门”中，“时代力量”以杀伐姿态成为“讨蓝先锋”。从废“红十字会专法”、终结“党职并公职”的“党团协商”，到“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焦土对决，“时代力量”民意代表或积极担任“召委”以穿针引线，或以退场抗议、请名嘴质询等方式作秀吸睛，或提出“吹哨者条款”奖励“不当党产”举发人，或与蓝营民意代表发生言语与肢体冲突，与大绿默契配合、招式百出，可谓绿营猎杀国民党的称职“鹰犬”。即便是“一例一休”“前瞻计划”等议题，“时代力量”也拒绝与同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合作，不但对洪秀柱等口诛笔伐，还提出国民党放弃“九二共识”“拿掉中国”等“7个合作条件”，表明两者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

　　三、精细布局2018年县市长选举

　　“时代力量”成立两年来，在坚持政治暴冲和街头运动路线同时，也注重插旗基层，仿效民进党“地方包围中央”，向大绿和中间选民挖票，谋求2018年地方选举扩张版图。

　　一是以选举为中心完善组织建设。其一，展开党务改造，布局地方选举。“时代力量”中央党部迁至台北市仁爱路台湾交通部门附近后，仿效国、民两党中常会定期召开“党务决策委员会”，转型为选举机器。此前，“时代力量”通过党团会议进行决策，黄国昌在记者会上身兼民意代表和执行党主席双重身份。新中央党部将与党团相区分，以对2018年选举进行精细分工与规划。其二，扩张地方党部，强化基层经营。为了培养铁票，“时代力量”已在双北、台中、花东、高雄、云林和苗栗等地设立6个党部和2个办公室，还在党员较多的台南、桃园及嘉义筹设据点。地方党部则拜会基层、里长、民团以拓展组织实力。其三，内举外征，发掘选举人才。“时代力量”党部人数扩充到20人，党内首先从黄国昌、林昶佐办公室借将，选择吴峥、李兆立和林颖孟三名80后民意代表助理组建发言人系统，加强其曝光度与论述能力，并择机投入地方选举。“时代力量”还面向社会吸收倾“独”力量，看重“国家定位观念”一致者，除主动延揽律师和社运人士，也开放网络举荐或自荐，并举办辩论赛发掘同路人。此外，为了延续“明星效应”和“偶像路线”对青年的吸引力，“时代力量”以貌取人，三位新发言人均相貌出众，林颖孟还做过“女仆服务生”，诸如“名媛”李珍妮、“猪肉公主”张采婕等网红也受到招揽。

　　二是选举对策谋算以小博大。其一，完善选举对策机制。“时代力量”去年成立5人“选举对策委员会”，黄国昌则居于幕后。目前，“时代力量”主要谋求争取县市议员，形成规模后再挑战县市首长；同时，不采民调提名而是以全征召方式，经“选对会”、“决策委员会”和党员评量三道关卡推出人选。其二，以“一区一席”主攻都会区。黄国昌称，“时代力量”决意打破大党对“六都”的垄断。“时代力量”民意代表多出身年轻人比例高、民意流动快的都会区，故由5名民意代表重点操盘“六都”选战，于大多数选区都推出一席候选人，在黄国昌、林昶佐主责的双北等主攻地区，以“空战”(文宣战)为主，辅以活动支持，并寻求与民进党结盟；在根基薄弱的地区，只在席次较多的选举区中提名以打入地方，徐图胜选。其三，以“在地政策”经营中南部。在中南部，“时代力量”凸显与传统候选人的不同面孔主打针对性议题。例如，参与高雄、苗栗房舍拆迁议题，投入中部地区反空污行动，在云林主打“麦寮学童致癌”事件，并深入乡里争取认同，寻求与地方公民团体连结。

　　民进党预测，如经营得当，“时代力量”有能力在2018年站稳地方滩头堡，并在2020年民意代表选举使席次翻倍，并成为三党不过半的“关键少数”。

　　四、从兄弟登山到兄弟阋墙？

　　尽管“时代力量”是民进党培植的“反中打蓝”先锋，但在急遽变化的台湾政局中，民进党却对“时代力量”的突起存有养虎为患之虑，二者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导致它们在深绿和青年选票以及“独”派金援方面“窝里斗”。

　　大小绿自一开始就是竞合并存。2016年选举中，民进党虽有提携，但这种“礼让”的算计是让小绿在“蓝大于绿”的艰困选区挑战国民党老将，而“时代力量”却趁机整合第三势力并强势威胁到民进党。例如，邱显智在新北让民进党大党鞭柯建铭焦头烂额，迫使蔡英文多次救场。蔡英文因而釜底抽薪，直白喊出不要“分裂投票”以确保“单独过半”，将“时代力量”民意代表压到低于预期的5席，两党埋下利益冲突之因。

　　一年多来，在蔡英文当局执政四面楚歌，国民党彷徨于低谷之际，“时代力量”却因无执政包袱可以尽情讨好深绿，让民进党显得左支右绌。一个细节是，在倾绿论坛PTT上，民进党“由红转黑”，而“时代力量”仍是深绿宠儿。这是因为“时代力量”嗅觉灵敏、身段灵活，能迅速把握和投机于社会脉动，甚至在网络上造假、造谣以“抹黑”民进党，集火于单点议题使其疲于应战，导致两者龃龉益频。其一，政治理念差异。民进党执政后向模糊、渐进的中间保守路线靠拢，虽然草莽习性并未尽褪，但相较其在野时的一些激进主张已经出现反复。“时代力量”一方面批其“倒退”，另一方面又收割民进党曾经的激进理念并转化为提案，大量抛出议题挑战执政党，如高调反对密室协商，主张两岸定位“一边一国”等，不但令民进党有苦难言，也加速其向政治光谱中部移动，将部分绿营基本盘留给小绿。李登辉、辜宽敏等“独”派人物还曾表态要帮助“时代力量”发展智库、扩张组织，协助其对日进行政党外交等。这说明，绿营青睐“时代力量”的墨绿色彩，有意对其栽培并借此向蔡英文当局施压。大小绿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正统”之争。二是政治利益争夺。高速成长期的“时代力量”和政治成熟期的民进党对政治版图的争夺难以调和。黄国昌称不做“橡皮图章”，要“两个本土政党相互竞争”，意欲在2018年县市议员选举战场上与民进党全面对决。“时代力量”认为，县市议员不同于民意代表的“单一选区两票制”而是复数选区多票制，因此无需整合，但由于两党高度同质、票源重叠而泛绿成长有限，因此只能分食一饼、零和竞争。目前，“时代力量”欲在高雄等民进党腹地大举提名，介入民进党派系内斗以图渔利，甚至吸收其失意者带枪投靠，加剧了大小绿结构性摩擦。

　　在这样的态势下，大小绿从上到下已有“撕破脸”的态势，“南霸天”陈菊连续北上中常会“告状”，警示蔡英文“时代力量”有意蚕食民进党版图；柯建铭、陈明文等高层也多次向蔡英文抱怨小绿“不上道”，要求重新定位双方“是敌是友”；“时代力量”2周年庆，民进党更是“礼到人不到”展露割袍姿态。

　　不过，两党尚未真正反目成仇。首先，双方在“台独”诉求上的主力、侧翼角色未变。大小绿在“公投”“入联”“修宪”等议题上仍有分进合击的合作利基。正如前民意代表陈昭南所言，蔡英文的“不挑衅”不能约束深绿，执政党“不方便做”的，小绿就该主动承担，并借此在理念论述与议题导向上与民进党做出适当区隔，共同做大绿色蛋糕。“时代力量”表面上的“不听话、添麻烦”其实合乎执政党需求和预期。其次，两党尚需合力“消灭国民党”。林昶佐已提出在台北等蓝营优势选区与民进党进行政治交易。因此，蔡英文当局对“反服贸运动”分子轻拿轻放，让小绿骨干免于牢狱之灾，是对其敲山震虎、恩威并施；而“时代力量”也小心拿捏两者竞合关系，例如在“前瞻计划”中作态“监督”，却实为民进党强渡关山打掩护；在台中，也与林佳龙维系互惠关系。

　　五、“时代力量”的野心与局限

　　“时代力量”取代“台联党”成为深绿意识形态的物化存在，但它显然不希望重蹈后者泡沫化的覆辙，而是野心勃勃地想要爬升为岛内第二大党。

　　从选票构成来分析“时代力量”的成长性，其民意基础为约300万选民，以受教育程度良好的青年男性居多。此前，岛内亲绿智库民调显示，“时代力量”在20-29岁年龄段和大学教育以上阶层的支持度均为最高。其理论上可以开拓的票源包括泛蓝、中间和绿营选票，但蓝营选票重视“国家认同”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中间选民也一贯精算、摇摆，因此，“时代力量”现实中仍主攻青年、网络族群和深绿选民，与民进党争抢票源。而对蔡英文愈发不满的泛绿选民则普遍期望，由“时代力量”充当“基本教义派”代言人，让转趋保守的执政党强攻中间选民。因此，“独”派林浊水批评“时代力量”“格局小”，是指该党被框限在了极端小党的位置上，难以转身向中间靠拢成为主流大党。另一方面，“时代力量”还处于“群众路线”和精英党的纠结中。其元老人物冯光远近日退党并称该党已蜕变为“国运昌隆党”，暗指黄国昌权倾党内、唯我独尊，破坏了集体领导和扁平化组织形式。尽管黄国昌被认为是有“战略思维”的政治明星，但卡里斯马式的政治辐射力有其限度和反作用。若全党精神系于一个“教主”，则“时代力量”也就落入了“台联党”与精神领袖一损俱损的小党窠臼。

　　本质上，“时代力量”未来空间受两岸关系走向和台湾政治社会底色制约。从岛内政治环境看，在两岸关系走向对抗，岛内价值和阶级冲突不断，反对当权者的虚无主义与“左倾”民粹政治高涨，而两大党民气不振的情况下，标榜激进、“急独”的“时代力量”仍有可观的政治动能，暂无泡沫化之虞。正如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所言，政党的主要功能是“利益聚合”，而若一个社会内部有显著的声音不被主要政党所代表时，它们就会寻求或创造新的代言人。但在现实层面，“时代力量”仍面临基层弱、桩脚少、资金不足，依赖民进党扶持的现实困境；而青年选民的参政热情、政治倾向并不稳定，“时代力量”在此年龄段的优势不必然会随选民的新陈代谢自然传导到下一个年龄段。

　　蔡英文执政首年的喧嚣与躁动中，岛内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前途的看法正在回归理性，2016年蓝营的沉默民众也可能逐渐回归。未来数个选举周期，“时代力量”将验证若干争议性命题：蓝绿政治板块是否出现根本性裂解；青年世代突进是否使台湾政治版图发生不可逆结构变动；“第三势力”是新政治一极还是大绿附随。令人忧虑的是，诉求极端的“时代力量”不但会掣肘蔡英文的路线，也与岛内政党政治和社会意识的民粹、激进与非理性倾向相激励，这并非成熟社会的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