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台湾的“陆名”

　　一、引言

　　所谓“陆名”，指的是台湾岛内那些以祖国大陆省份、城市或人物命名的街区、建筑、地域、机构名称，如县乡、街道、学校、纪念性建筑物和政治军事单位所在地。

　　对于那些曾实地前往宝岛踏堪访查过的祖国大陆民众来说，不论置身于都市街头还是南部乡间，除了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之外，熟悉的路名或地名也使人顿生“虽处异乡，实为故园”之感。

　　光复后的台湾，以祖国大陆地名或人名用于城市街道命名，体现了回归祖国的欣喜和自豪，既而将时空拉回到两岸紧张对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痛定思痛、苦心思索“复国”大业之时，仍然使用“沦陷区”内的地名或人名来命名台湾各地的路名，这于情于理只有怀念和不舍，其关键在于得切身体认蒋介石的“良苦用心”。以学术语言来说，“陆名”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政治，如何命名与主政者之间的政治考量有着莫大关联，在冷战对峙年代绝非单纯的方便民众生活与行人交通所能解释。

　　二、光复后的“中国化”

　　先将镜头拉回至70多年前的台湾。

　　“台北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道路为之堵塞。”此情此景乃万千百姓对于台湾光复发自内心的喜悦，蓄积已久，只在等待一个时间点而已。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盟军代表顾德里上校、柏克上校、礼上校，台湾民众代表林献堂、陈炘、杜聪明、林茂生和新闻记者李万居、叶明勋等人出席。仪式结束后，陈仪面向全台郑重广播，宣布在台日军投降。受日本殖民长达半世纪的600万台湾同胞终于得偿所愿，回到祖国怀抱，不必再仰日人鼻息，寄人篱下，真是扬眉吐气！

　　“过去日本统治台湾，是采用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方式，许多法令是压迫人民的，凡不合中国立国精神的法令，也已嘱主管机关研究，以便分别废止。”为了能够尽速“去日本化”，实现“中国化”，行政长官陈仪从多方面入手，包含最为细微的回复汉姓汉名，并延揽了一批祖国大陆专家来台协助，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和著名学者、也是鲁迅好友的许寿裳受邀前来助力国语普及运动，而修改路名——特别是台北市的街道名称也是其中重要一项。

　　为此，1945年11月17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即发布“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强调各县市在拟定街道名称时必须能够发扬中华文化，民族精神或符合当地地理、习惯等意义。原则有了，那么，具体如何命名？就在此时，年轻的规划师郑定邦适时出现。郑定邦(1907—1989)，原籍江苏省吴兴县，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系，193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建筑工程系，著有《建筑构造材料与方法》《台湾传统民居建筑》。

　　1946年初，郑定邦赴台，初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技正，后于7月份改任行政长官公署营建局技正兼科长。在参与接收的过程中，奉命负责将台北的街道名从原有的日本名改为中国名。命名方式也很简单，郑定邦将一张中国地图覆盖于台北地图之上，中轴线对准中山南北路，将台北分为4大区，放大投射至整个中国，依其原有中国地名位置用于相同区位的台北街道名。这些地名包含中国之省份、大都市、名山大川等。如东门外街依其东方位置改为徐州路，龙山街依其南方位置改名为广州街，而青海东路和迪化街的交界即是台北(中国)西北。

　　最后的结果就是使得台北地图成为“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或者说是“微缩版祖国大陆地图”，台北也就顺势成为一个“小中国”，出现重庆路、南京路、塔城街，甚至保安街(陕西省志丹县)、库伦街(蒙古乌兰巴托)、归绥街(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这些在祖国大陆已经消失的地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蒋氏“路名反攻”

　　随着在祖国大陆的节节败退，失魂落魄的国民党政权“命悬一线”，退至台湾。蒋介石下定决心，整军经武，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颁布于祖国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宪法”，改造国民党党机器，为“反共复国”和“反共抗俄”时刻做准备，以实现他心目中的“复国大业”。职是之故，“惩治叛乱条例”于1950年颁布，蒋介石还于5月16日发布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岛内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和经济措施也都必须围绕“反攻”来展开，而文化思想领域乃至生活细节处也需力行“反攻”，体现“反共”。

　　在此形势之下，蒋介石一方面穷兵黩武，掌握军警特大权，实行党禁、报禁，利用情治单位威吓“全国军民同胞”，但仅有硬的也不行，另一方面，深谙传统治术的他也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极为相信“天命”所示以及“政统”“道统”之间的合二为一对于稳定军心、民心所起的重要作用。

　　虽然已经“亡国”，但仍需营造一派繁盛、祥和之景象，更要让民众感受到“国家”的存在——特别是那些追随来台者，务使他们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因此，代表统治合法性的文物名器万万不可丢下，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在逃亡之余为何会不惜代价将故宫文物于兵荒马乱之际输运赴台，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们就代表了中国，“文物继承者等同于中国正统统治者”，而终有一日也将会随着自己“凯旋”荣归。

　　与故宫文物类似，台湾路名也同样成为“中国”这一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思乡者来说，越是远离祖国大陆故土，就愈有将周遭按照“原乡”模样来设计的冲动，正所谓“身处台湾，心在大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攻”无望，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那一代“去台者”只好将记忆中的故园在台湾仿真建构。既是如此，祖国大陆民众看到时，也才会有一种说不清的“像”，倍感亲切之余，却又发现已然有别于原乡而具台湾特色。毕竟一生已经注定得“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难以叶落归根，只能在梦中回到儿时的故乡，而路名的另一层意蕴不就是指引远行者回家的路吗？此外，对于岛上的本省人而言，或许此前从未踏足祖国大陆，祖国到底长什么样，并不知晓，如此命名却能使其身置“想象的祖国”之中，型塑他们的中国意识和中华情结。不得不说，这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良苦用心。

　　四、威权时代的“人名崇拜”

　　英国著名建筑艺术评论家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曾在书中描述希特勒就建筑与统治之间关系所发的一番“宏论”，在这位“元首”和纳粹党党魁看来，“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德意志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有权力拥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对于任何一个独裁者而言，作为客观存在的建筑同样也是可以被用于营造、宣扬某种国家、政党或个人“神威”的“利器”。曾数次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希特勒深知此理，蒋介石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两蒋时期一般被认为是台湾的“威权时代”——特别是蒋介石统治的前半段更是等同于“白色恐怖”，虽不可否认在其统治期间也曾取得经济的长足发展，但在政治开放和个人权利方面，彼时的台湾则是十足的威权社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威权政体。名为“宪政”，实为个人专制。

　　一般来说，威权政体是指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存在代议制形式和司法机构，但实际上利用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政权形态。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除了通过经济发展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尚需将他们的领袖蒋介石塑造为一位全知全能的“人格神”，使全民凝聚在他周围，不用思考，只需按照领袖意志听话和办事即可，“战后的台湾不是一般的威权军事政权，而是一个极度强调领袖崇拜的独裁政权”，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人名崇拜”——在台湾生活的任何一个人，每天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领袖的注视和“关怀”，“老大哥”(Big Brother)在看着你！简言之，不能没有领袖。

　　首先是颂歌的创制，蒋介石生前即有《领袖颂》《欢呼》《效忠领袖》《团结在领袖身边》和《总统诞辰歌》等，而去世后的《蒋公纪念歌》则最为有名，看看“文胆”身兼“家臣”秦孝仪所写歌词的前两句就不难判断整首歌的基调——“翳惟总统，武岭蒋公，巍巍荡荡，民无能名！巍巍荡荡，民无能名！”其次则是全台随处可见的中正路，总数共计190条之多，当然，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重以及两者之间的政治传承，中山路(逸仙路)亦遍布全岛；再者，那些已故国民党军政人物和重要“戡乱”战役的胜利也需要纪念，遂也出现林森路、雨农路(戴笠字)、雨声街、克强路(黄兴字)、一江街(因“一江山事件”而得名，道路中央的一江公园内竖立了一座“一江山事件”纪念碑)、清泉岗基地(台中装甲兵训练基地，得名自国民党军“殉国”将领邱清泉)，清泉岗机场(原台中公馆机场)等名称，这些人毕竟是革命“元勋”或有功于“蒋家王朝”。而蒋介石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留驻“法统”，维系统治。

　　五、 新时代的“转型正义”

　　然而，时移事易，随着台湾社会自蒋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所发生的剧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民进党首个“执政”期内的一系列“去中国化”举动，这些带有浓厚中国味的人名、地名竟都被绿营政治人物或“台独”团体以所谓转型和正义之名扣上威权标签，意欲除之而后快。原本中性的社会转型过程——其基本含义只是“一个制度与另一个之间的过渡期”，却被罩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一切带有中正、中山印记的物品或蒋介石铜像则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首当其冲。

　　依照他们的逻辑推理规则，“省籍=党籍=国籍”，那些“外省仔”必定是国民党的“拥趸”，只会认同“中华民国”或对岸大陆而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台湾”，只有爱台湾、追随民进党的本省人才具政治正确性和天然合法性，做什么都可以，自然也包括以各种非法(野蛮)手段对这些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历史遗物的蒋介石铜像的侮辱、泄愤和拆除。

　　如果说陈水扁时期将地处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强行改为“台湾民主纪念馆”还只是民进党“去蒋化”的预演，那么，“台独”理念根深蒂固、历经八年积累力量上台的蔡英文自就职以来的举动，则更是自身信仰的逐步实现，所谓的“维持现状”只不过是骗取选票的“幌子”罢了。也就可以理解，从2016年5月20日以来的1年多时间，蔡英文施政绩效黯淡无光的同时，“去蒋”“去孙”“去中国”的戏码为何会一再上演，因为这本来就是她的既定方针——只不过找了个促进“转型正义”的“高大上”由头而已。

　　不用细数个中细节，仅就绿营民众、支持者或政治人物临近2017年“2·28”事件70周年之时的具体行动就能看出个中端倪。

　　2月21日，先是台北市大安区永康公园的蒋介石铜像被人用红字喷上“二二八元凶”，接着在下午2时28分的时候，一名林姓男子更是直接在蒋介石铜像头上“排泄抗议”。当日夜，台南市玉井区公车站前圆环的蒋介石铜像被赖清德主政的市政府趁着晚上偷偷摸摸拆除。次日，政治大学校园内的蒋介石照片遭喷漆。2月27日，部分民众企图拉倒基隆火车站前的蒋介石铜像。台北、台南和基隆所发生的这三起事件并非孤例，而只是“2·28”前夕全台各地借“转型正义”之名更大规模破坏蒋介石铜像的缩影。

　　不仅是铜像，新台币上的蒋介石、孙中山头像也成为众矢之的。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高志鹏就声称已看腻新台币上的蒋介石和孙中山头像，要求设计新币。有人甚至将蒋介石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连位于嘉义的中正大学也受牵连，被要求改名，而中山大学竟还真的成立“铜像处理委员会”，讨论校内蒋介石铜像的存废问题。更无辜的是以“铭传”“逢甲”命名的两艘台军新列装船舰也被绿营民意代表质疑，前者乃清代首任台湾巡抚，后者则是台湾抗日先驱，但经绿色眼镜的放大检视，一律都成为带有中国属性的标志。

　　高潮发生在2月28日，已经成为台北市民假期休闲散步去处的中正纪念堂突然闭馆。文化部门负责人郑丽君竟对外表示，中正纪念堂有必要“转型”，其目的在于将空间回归中性使用，而纪念堂商店中以蒋介石为创意研发的公仔、文具等文创产品也被强行下架，停止发放带有个人崇拜性质的文宣品，开闭馆时停播蒋公纪念歌，中正纪念堂的展厅、艺廊与演艺厅也将更名，但令人吊诡的是，取而代之的竟是诸多以蔡英文为头像的公仔和玩偶产品。绿营民众也乘机前往中正纪念堂前抗议，并有丢鸡蛋、焚旗等不理智行为，而辅仁大学学生则企图锯断校园内的蒋介石铜像。

　　更为令人感到不安甚至恐怖的是民进党力主推动的所谓《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将在行政部门之下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职权除了“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义，还原历史真相”“处理不当党产”等任务之外，还包括“其他转型正义事项”，除了政治追杀和大搞文化“台独”，笔者实在无法读出这其中哪有一丁点转型意味，何来正义？

　　命名其实是个政治问题，改名就更是基于政治考量。当我们看到在台湾岛内保留着浓厚的中华文化，看到完整保留的中国宗教信仰、民间风俗，看到供奉先祖牌位宗祠或拜敬神明的庙宇香火鼎盛，看到逢年冬月节不忘祭拜祖先，先人的神主牌、墓志铭仍然不忘镌刻上原乡祖籍的印记，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台湾同胞的心灵中始终保留着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连在一起的根脉是无可割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