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智库一瞥

　　一、引子

　　“智库”一词由英文“Think Tank”转译而来，也可译为“脑库”或“思想库”，泛指“独立的、非营利的政策研究机构”，初始于一战时期，二战期间渐次流行开来，后在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被广为使用，目前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和语汇。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G.麦克甘(James G. McGann)统计，全球智库共计6545家，而其中近30%(1815家)集中在美国。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转型加速，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也愈加复杂。如何因应这一前所未见之变局，从而使现代化转型能够实现和平、稳定而华丽的转身，需要努力和着墨之处甚多，而智库在这一过程中理应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学界和政界对此也已然形成共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郝时远教授撰文所言，智库不仅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最具竞争性的一个‘产业’”，而且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2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对于中国智库今后的长期发展而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夯实自身的实力储备，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另一方面，则应主动参照、借鉴和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智库发展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海峡对岸的台湾智库不应被我们所忽视，这不仅因为祖国大陆和台湾分享着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而且也与智库在台湾内部政经形势演变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关，甚至在涉及两岸关系的某些方面都能看到智库的影子。事实上，已有学者敏锐觉察到“对话，大陆需先研究台湾思想库”。

　　二、时代浪潮下的台湾智库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2年全球思想库排名》中，台湾位列第23，上榜智库高达52个，从中也可见台湾智库在国际智库市场中的强有力竞争地位。那么，这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空穴来风，智库在台湾的发展也是如此，其一定程度上也是光复后近70年来岛内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的高度浓缩式体现，先来说说其渊源。

　　总体言之，台湾智库起源于美苏冷战大环境下国民党政权筹谋“反攻复国”和“反共抗俄”的总体政治战略。

　　不难想见，彼时的智库与现下日益多元、专业的研究型智库有所不同，它的重点主要在于针对祖国大陆形势进行研判，搜集情资，在此基础上展开所谓“心战”和“谍战”，其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民生哲学对抗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健全国民党理论体系，确立中心理论”，主要用来培(轮)训各级党政军干部和青年菁英(所谓“催台青”，这在蒋经国时期最为明显)，灌输国民党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稳固其统治，并服务于作为所谓“盟友”的美国远东战略，做好麦克阿瑟所说“不沉的航空母舰”，在其精心构筑的第一岛链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一类智库以1949年10月16日由蒋介石在台北草山亲自创设的“革命实践研究院”(蒋介石亲临授课，并规定所学课目及教育方针为“大抵为制度、战略、政策各种原则之研究，理论基础、哲学思想，行动纲领之建立”)、1951年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有专任委员10人，从事理论研讨工作)之下所设的研究委员会和于1976年开办的“国家建设研究班”(由曾任行政部门负责人的李焕所创，简称“国建班”，一共举办3期，每期28人)最为典型，特别是其中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不少日后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骨干和中坚都曾在这一研究院中受训，如马鹤凌、秦厚修、马英九一家三口，已经淡出政坛的前“司法院院长”施启扬、前“考试院院长”关中、前“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前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以及目前还未完全“退休”的吴伯雄、连战、宋楚瑜、王金平等人，反而在一些大学中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所”的研究功能被极度弱化，并未达到原有预期。

　　此外，正是由于当时的冷战大环境，导致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无法直接对话、沟通，更不可能实现双方人员的正常往来，从而使台湾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窥探中国大陆的前哨阵地，军事上如此，民间学术研究亦复如是。

　　换言之，由于中美坚冰，美国国内不少以研究中国为业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们(如费正清)很难进入中国大陆“现场”展开实地调研工作，更无法搜集藏于“一档”和“二档”中的大量珍贵档案，但不论是出于国家利益所需还是学者群体的德性良知，中国研究(特别是费正清所领衔的近现代史领域)逐步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学界国际研究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台湾(也包括香港)在此一背景下也就顺势成为美国一些中国研究者或基金会寻求学术合作的理想之所，如福特基金会与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1904—1975)所创立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当然，与美国人的合作也有助于台湾学者或智库获得长期而稳定的经费支持，这在当年物质尚未充裕的岛内极为令人艳羡。

　　在此情形之下，台湾学者或智库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学者或智库来说无疑起到一定的补全作用，而这在本质上有助于后者就中国局势向美国政府提出更为准确的建议和意见。简言之，其实就是各取所需、相互取暖，此间关系既是时代大潮的折射，也预示着后来台、美两方智库良好的互动关系。

　　三、台湾智库的主要类别及其功能

　　与台湾战后历史发展的脉络相应，智库的发展在台湾也经历了两蒋、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执政以来这4个主要阶段，由过去“一党专办”(主要是国民党)到现如今的各界群芳争艳，不仅有台湾当局和政党层面的智库，也有社会机构资助所建。

　　大略而言，目前的台湾智库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为政党型智库——不论是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还是其他政党，背后都有着较为浓厚的党派色彩和意识形态倾向；其二为专涉某一方面的专门性智库，有些侧重于经济研究，也有些则着重于岛内民情脉动，而还有些则是长期聚焦于两岸关系或是为“层峰”建言献策。可以说，目前活跃在台湾社会的诸多知名智库基本都可作如是观。

　　举例来说，在政党型智库方面，“台湾智库”(前“经建会主委”陈博志创立)、“新台湾国策智库”(创办人为辜宽敏)、“凯达格兰学校”(陈水扁创立)和“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连战担任董事长，江丙坤为副董事长兼执行长)当属其中的翘楚，前三者偏绿，隶属民进党阵营，“台湾智库”更被认为是民进党的首席智库，颇受蔡英文器重，而“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则是蓝营第一智库，主要是为了留住2000年政党轮替后大批国民党籍卸任政务官，并为重新寻求执政做好理论研究和政策宣导的准备。

　　就专门性智库而言，“台湾经济研究院”(简称“台经院”，由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创建)、“中华经济研究院”(简称“中经院”)、“台湾综合研究院”(简称“台综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由前经济部门负责人孙运璿创办)为台湾4大财经类智库，声誉卓著。2008—2016年，“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远景基金会”和“台湾民主基金会”在马英九执政团队的内政、外事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谓举足轻重，“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远景基金会”与“中经院”是马英九任内最为倚重的三大智库。

　　此外，越来越多的岛内政治人物也开始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借以宣扬自身政治理念，搭建活动舞台，保留政治“余温”，如绿营一方的施明德文化基金会(1992年，前身为“新台湾重建委员会”)、李登辉基金会(2001年)，国民党方面则有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1989年)、中正文教基金会(1997年)。

　　与美国智库类似，台湾智库在名称上一般也都会冠以“智库”“基金会”“研究所”或“研究院”等名号，通常设董事长、董事和研究员三重位阶，内中既有资历丰富的卸任政经官员、企业高管，也有较为纯粹的学者和大学教授，他们多半依循“旋转门”，随时在智库研究员和“入阁”“入府”等实际政治参与之间进行角色转换，这既能为政府各部门和执政党输送所需的新鲜血液，保持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有利于智库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四、两岸关系互动中的智库角色

　　智库不仅在岛内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在两岸关系互动中有其不可忽视的特定角色。对此问题的认知，我们需要追根溯源，探寻智库为何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以及它对两岸关系的具体影响形式。

　　其一，如何在已经非常狭小的“国际空间”内让别人听到来自台湾的声音一直是台湾内部各政党所努力的目标。但由于国际社会就“一个中国”政策所达成的共识，台湾不可能以国家名义开展双边外交关系，而智库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则使它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台湾对外交往的“二轨”角色，如举办或资助各类名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其中一种极为常见却又不是特别招人耳目的形式。

　　其二，由于台湾行政体制是“五院”体制，类似于“双首长制”，台湾地区领导人虽经直接民选产生，但其主要负责涉外事务、防务和两岸，内部事务则多交行政部门负责人领衔下的行政团队负责。对台湾地区领导人来说，他需要若干幕僚群为其出谋划策，智库的民间色彩使他在对一些敏感议题的操控上更为安全，不至于影响全局。

　　其三，在目前的两党架构下，不论谁执政，在野一方都会组建“影子政府”，相应提出本党的政策主张，以为下一次的领导人竞选做准备，而“影子政府”通常就以智库的形式存在，并通过智库对部分核心议题进行“幕僚作业”或“沙盘推演”，为本党候选人的总体政见发表提供各种研判，使政策“接地气”，亲民度更高，从而赢得选民青睐。两党之外，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公民组合也试图透过智库来表达政治立场和集体发声，以免被极速边缘化乃至吞并，这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已经成为一股潮流。

　　智库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则可通过以下三个层面来具体展现：首先，与祖国大陆、美国的智库进行双边或多边交流、磋商，一方面借此表达台湾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能增进互信、减少误判，营造两岸持久和平局面；其次，智库最大的功能在于产出新的思想观念，它的研究人员通过演讲、学术交流、出版论著等形式传达最新的理念，进而影响决策和两岸情势；第三，智库也能与民调机构合作，就某些重大议题展开调查、制造舆论，导引民众观感。与祖国大陆智库大多为国家所有不同，台湾智库依赖“金主”恩养，与特定政治人物或执政党的兴衰起伏有着莫大关联，但总的来说，智库不失为观察岛内舆情和两岸关系发展的风向标。我们不仅不应忽视，反而应大力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