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两岸交流与两岸关系发展回望(上)

　　之一：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喜与忧

　　30年接近三分之一世纪，不论是国际政治发展，还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样海峡两岸以及两岸关系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海峡两岸从趋于解冻、缓和、往来到逐步转变为大交流、大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了重大进展，两岸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但两岸政治关系更加对立，国家认同与政治发展目标出现巨大裂痕，岛内分离主义更加严重，国家统一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可谓，30年两岸关系发展有喜有忧，有进有退。

　　第一，两岸关系的内部结构呈现“台衰陆兴”与“台退陆进”的巨变。30年来，两岸经济发展与综合实力发生了历史性翻转。台湾经济发展优势逐步消失，“经济奇迹”坠落，经济优越感消退，民众自信心弱化；祖国大陆则迅速发展，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贸易体，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大，民众自信心增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重要影响，对解决台湾问题更加自信，更具优势。

　　第二，两岸事务性协商确立的“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政治基础。两岸的接触是一步步突破的，有许多偶然因素与诸多不同方式，1986年的华航事件是其中之一，对日后的两岸接触有重要启示。1990年代初，台湾海基会与祖国大陆海协会的成立，为两岸协商准备了条件，随后逐步展开一系列接触与协商，并最终于1992年达成两岸在事务性协商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九二共识”，并成为日后两岸关系发展的最重要政治基础。

　　第三，两岸互动主线从普遍性的一个中国认同与追求国家统一变为国家认同分歧的扩大与对立，从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变为统“独”之争。1987年前后，两岸刚刚结束对峙、冷战状态，接触逐步增多，往来增加，但双方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没有争议，对国家统一的追求没有本质区别，岛内民众90%以上认同一个中国、追求统一。但30年后，这一现象完全改变，岛内民众对国家认同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人认同持续走低，分离主义高涨，“台湾国家化认同”持续走高，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带来巨大挑战。

　　第四，两岸经济上日益紧密，政治上却日益对立。30年来，两岸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两岸贸易、投资、金融与产业合作全面发展，甚至一度建立了经济合作的机制化与制度化，在经济上初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然而，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紧密化、制度化，台湾经济对祖国大陆依赖度上升，但两岸政治关系未有实质性突破，一直处于间接或直接的事务性接触，无法进行政治性接触，更无法有任何政治性协商与讨论。这在全球范围与人类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独特现象。

　　第五，台湾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变化对两岸关系发展影响巨大化。两岸关系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岸各自内部的变化。台湾岛内政治与社会的巨大变化，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尤其是政治关系发展的关键。1986年，台湾最大反对党民进党诞生，成为催化台湾政治变化的“癌变”与“裂变”；1987年，台湾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也逐步开始了七次“修宪”工程，台湾政治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先后三次选举获胜取得执政，标志着“台独”政权上台，持续推动“去中国化”的“政治台独”“文化台独”。正是岛内政治的巨变，社会舆论与话语权的改变，才改变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方向，让两岸从普遍的中国人认同与追求国家统一，变为中国认同的分化与国家统一的分裂。

　　第六，台湾问题从内战延续与国共权力之争问题，逐步变为两岸关系问题，变为两岸之间及祖国大陆与岛内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博弈。祖国大陆一直认为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解决台湾问题主要依靠国共两党合作，还曾希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央对台论述只有台湾问题，没有两岸关系问题，甚至不曾有“两岸关系”4个字。1980年代后期始，出现两岸关系4个字，逐步有两岸关系问题。岛内政治的发展，政治民主化，权力体系与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国民党不能再完全主导政局与政治决策，台湾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不再简单的是国共之间的事情，而是两岸之间的事情。祖国大陆曾提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就是寄希望于国民党，已不再适用台湾变化了的政治形势。祖国大陆的政治对手发生变化，从中国国民党变为轮流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与民进党。

　　第七，两岸在国际社会的较量与互动曲折起伏，波澜壮阔。两岸在国际社会的存在与互动一直是一个十分复杂、敏感的重大问题。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在国际社会的互动、较量、斗争从没有停止过。在这期间，在祖国大陆的主导与努力下，创造性地为台湾以适当名义、身份参与特定国际组织做出了多种不同特殊安排。除了“奥运会模式”外，还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模式”(台湾只能以“经济体”身份参与相关活动，台湾领导人不能参加领袖会议)、“世界贸易组织(WTO)模式”(台湾以“台澎金马关税区”名义加入)等。但台湾企图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努力从没有停止过，也不断遭到祖国大陆的反对，因此在国际社会祖国大陆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谋求突破这一框架，成为30年来两岸较量的又一主线。

　　之二：30年两岸开放交流发展的成就与省思

　　1987年，在祖国大陆强烈呼吁与不懈努力下，台湾当局被迫开放台湾同胞赴祖国大陆探亲，揭开了两岸同胞往来交流的新一页，结束了海峡两岸长期对峙、对立与隔绝的历史，为日后两岸关系的缓和、两岸同胞的密切往来与各项交流合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未来国家和平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开放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序幕，是两岸关系向前推进的重要基础。两岸交流是增进两岸同胞相互认识、认知、交融的基本条件，是增进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途径。没有开放交流，长期隔离，就没有往来，就没有相互认识，两岸同胞的情感就会逐步淡漠，逐步淡化，最终会成为陌路人，成为“他者”，将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正是因为30年前的开放交流，打破了两岸隔绝，结束了两岸对峙，结束了两岸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悲剧，揭开了两岸关系发展新的一页，开创了两岸接触、交流、交往、交融的新篇章，为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开创了一个新的征程。这是中华民族之幸，是两岸同胞之幸，应倍加珍惜与爱护。

　　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两岸开放交流，两岸往来日益密切，交流合作日益广泛，逐步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今日两岸同胞追求和平，向往和平，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两岸和平。要维护两岸和平，两岸就需要广泛交流，密切往来，多方合作，还要共同抵制与反对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力量。没有交流与往来的和平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是“冷和平”，是“冷对抗”，不符合两岸同胞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开放两岸交流是中国历史特殊时空下实现的一种特殊交流，起因于中国内战延续与国共正统之争。两岸交流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是两岸同属中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共同追求国家统一，实现民族振兴。这与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开放交流的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

　　两岸交流交往与合作是逐步向前发展的，是一步步突破与实现的，不仅有强大的民间动力与市场机制作用，更有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与政策的引导，同时也是两岸政治博弈的结果。两岸交流往来发展过程总体上呈现祖国大陆积极开放、努力推动与正确引导，台湾被动调整、小幅开放与谨慎应对的特征。尤其是台湾当局两岸交流政策的每次开放与调整，几乎都是种种压力下的结果，很少有主动、积极的开放。典型者如：祖国大陆发出呼吁近10年，台湾当局才于1987年有限开放台湾同胞赴祖国大陆探亲。两岸民众交流往来初期较长时间内是间接的，是有限的，是很不方便的，甚至是非常困难的，审批不易，往来不易，需要通过第三地中转，劳民伤财。仅仅为了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尤其是直接通航，从1979年祖国大陆首次提出，到马英九2008年上台执政后正式实施，整整花了30年时间，足见两岸交流往来之不易。另外，两岸学生到对岸求学同样来之不易，台湾学生到祖国大陆求学起步相对较早，但台湾当局仍有许多限制，不承认祖国大陆学历，后来只承认部分高校学历，对祖国大陆学生赴台求学更是长期禁止，后来才开放没有学位的交换学生短期交流，直到马英九上台执政后才实现了祖国大陆学生赴台正常的求学就读，但依然在绿营抵制下设置了“三限六不”。祖国大陆民众赴台旅游与祖国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同样来之不易，直到2008年才实现，比台湾同胞赴祖国大陆旅游与到祖国大陆投资晚了20多年。尽管如此，30年两岸交流发展，还是取得了重大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两岸基本实现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艺术、体育、学术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格局，两岸人员往来更加密切，两岸同胞交流更加频繁，两岸经济关系更加紧密。

　　伴随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变化，两岸交流往来也逐步迈上法律化与规范化轨道。其中，1992年，台湾当局制订公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对两岸人民交流往来、经济贸易投资等做出全面规范与规定。多年来，台湾当局先后出台许多有关两岸交流往来的政策法规，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两岸交流规范。台湾当局不断根据两岸关系形势发展修改《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以适应新的两岸关系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岸有序交流发展。祖国大陆尽管没有制订统一的两岸交流往来整体性法律，但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先后出台大量涉及两岸交流、交往、经贸往来的政策法规条例与规定，也形成一套完善的两岸交流往来与合作法规政策体系，有了充分的法律政策保障，极大推进了两岸交流与两岸关系发展。

　　在30年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民间交流交往的层次与性质，具有公权力性质的台湾海基会与祖国大陆海协会及两岸有关职能部门建立了协商沟通机制，并先后签署了涉及通航、通邮、金融、经济等20多个协议，成为两岸交流发展的重要成果与标志。尽管民进党重新上台后，因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会”协商机制无法运作，两岸交流重回民间主导的轨道，但就两岸关系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则为未来两岸沟通协商、机制化发展积累了经验。两岸沟通协商与机制化发展充分证明，两岸有无政治互信基础，台湾当局是否承认“九二共识”，是两岸更高层次或公权力层面交流合作能否顺利开展与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更加凸显“两会”事务性协商达成的“九二共识”这一政治成果更加宝贵与重要，需要两岸共同坚持与维护。

　　然而，过去30年来，台湾岛内民众的政治身份与国家认同出现异化，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大幅下降，对台湾人身份认同大幅提升；主张统一的人数大幅减少，认同台湾独立的人大幅增加，似乎两岸交流未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与目标。其实不然。岛内民众身份、国家认同等政治理念或政治立场的巨大变化，是岛内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主要是岛内政治民主化发展及其异化的结果，是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的岛内“去中国化”与“台独”教育结果，与两岸交流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两岸开放交流，没有两岸紧密的经贸关系，没有两岸绵密的人员往来，没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两岸关系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与结果？台湾只会与祖国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台独”分裂形势可能更加严峻。正是两岸开放交流，两岸同胞的广泛交流往来，持续的经贸交流合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未来国家和平统一才逐步有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才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我们绝不能否认两岸开放交流的重要作用与重大政治意义。开放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发展潮流与趋势，是一种人类进步与社会文明发展的表现，两岸之间不可能不开放，不可能不需要开放。只有持续开放与交流，才能为未来两岸的交融与融合创造条件，才能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条件。没有开放与交流，两岸不仅谈不上和平发展，也根本谈不上融合发展，和平统一更加困难。

　　这一悖论现象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目前两岸开放交流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够深入，还不够广泛，还受到岛内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未来两岸还需要更多、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交流交往，青年一代更需要进行体验式交流，需要进行深入生活的交流，要建立更多常态化民间交流机制与平台，以加深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与认识，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同胞情、中华情，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