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掌远跖 荫泽后生——台湾师范大学创建时期的黄肃秋

　　黄肃秋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生于1911年，吉林榆树县人，祖籍山东即墨。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任教。1946年赴台湾参与创建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并在本校和台湾大学教授国文，后因支持爱国学生民主斗争运动，营救和保护在“四六”事件中被捕的师范学院学生，遭到台湾当局监视、迫害和追捕，于1949年返回祖国大陆。黄肃秋一生始终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治学严谨、造诣深厚、成果丰硕，先后著有《金瓶梅词话》《墨子研究》《论诗十稿》等，选编著作有《杜甫诗选》《历代散文选》《唐人绝句选》等，校注并整理出版了《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史记选注》《侠义风月传》等古典名著，他用毕生心血为弘扬国学和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恩师推荐赴台兴教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9月，国民政府召开战后“全国教育善后会议”，针对日本统治台湾50年“殖民化”教育的严重现实，提出以消除殖民教育影响为当前教育重建的主要目标，确定台湾教育“祖国化”的方针，实现台湾社会由日据时代“皇民化”向光复后“祖国化”的快速转变；针对光复后大部分日籍教师遣返，应迅速征召一批能够承担教学任务、特别是能够承担祖国文化教育重任的中国教师，要通过对师范教育的扩充，为教育重建培养师资力量，尽快恢复台湾教育的正常秩序。为此，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提出：“收复后教育上急要工作既是成立一师范学院”，并指示长官公署教育处即刻着手筹建师范学院。

　　10月下旬，台湾长官公署向上海、福建派员征选办学人才，邀请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周予同担任准备筹建的师范学院院长，委托其选聘相关人员。周先生动员同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的好友郭绍虞一同赴台办学，并恳请郭绍虞帮助推荐赴台筹建师范的教学人才。郭绍虞经慎重考虑，第一个向周予同推荐的就是自己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黄肃秋。1928年，黄肃秋就读燕京大学国文系，郭绍虞为系主任，郭绍虞十分喜爱黄肃秋勤勉致学、为人耿直的品行。九一八事变后，黄肃秋与众多东北学生一样，无家可归，处在贫寒交困之中。是郭绍虞携夫人在一个风高雪漫之夜探访黄肃秋，送去御寒之衣、度日之资和厚爱之情。对此，黄肃秋在诗集《寻梦者》中真情写到：“北国的天高于人，北国的风冷透身。在世路崎岖中，我看见了一片平原；在魔鬼狰狞中，我相逢了两张笑脸；在人间的冷酷中，我握紧了一双热的手：我看见照隅的先生，我看见了慈爱的母亲。”此后岁月，师生情感愈加深重。50多年后(1984年)黄肃秋听闻郭绍虞病逝，万分悲痛地说道：“郭先生与我份属师生，却情同父子。”由此可见，郭绍虞推荐黄肃秋赴台创办师范，既有举贤之意，更有师生之情。

　　郭绍虞给黄肃秋书信一封，信中写到：赴台办学，是以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平为宗旨，肩负着台湾教育重建和更新的使命；还特别说明：台湾光复初期，创办师范面临诸多难题，请黄肃秋考虑自身现状，慎重而三思。黄肃秋接信后，既感到赴台兴教为民族大义，又深知恩师器重惦念之心，未加多虑，辞去教职，启程赴沪，面见郭绍虞、周予同，商请赴台办学之事。随后，周予同通知黄肃秋与另外邀请来的张同光、王志义、朱道钦、任德庚、沈明璋、陈俊雄等7人准备赴台。原定一同赴台的还有郭绍虞和周予同，由于周予同临时要处理其他公务，郭绍虞因赡养的老母身体抱恙无法同行，张同光家遇急事需暂缓数日。所以，1946年3月，第一批从上海赴台创办师范学院的包括黄肃秋在内一共6人。

　　3月中旬，一行人到达台北，时值国民政府刚刚接收台湾，一切尚在恢复之中。由于联络不畅，接洽不顺，黄肃秋等人到达台北后一时无处安身。困难之时巧遇台北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陈文彬了解到黄肃秋等人的目的后非常敬佩，十分热情地将他们安排在一所学校礼堂暂住，由此二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3月23日，黄肃秋等人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报到，填写个人履历表，并被安排到台北市大安路一所日式旧宅居住。黄肃秋与任德庚、沈明璋同住一室，与其他人相邻而居，共同在此等候周予同到来。

　　二、创建师范辛勤育人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改变了周予同的任用，请其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负责筹建台湾师范学院的变为陈仪的同乡李季谷。李季谷于5月初抵达台北，随即与先期到达的黄肃秋等人会面，转达了省教育处筹建台湾师范学院的决定，宣布成立台湾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拟定初步人选，李季谷为主任委员，委员有黄肃秋、王志义、朱道钦、任德庚、沈明璋、陈俊雄、张同光，并将筹备委员会组成等有关情况呈报行政长官公署。几日后，行政长官公署向上述7人正式颁发台湾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聘任书。王志义拿到聘书后对黄肃秋开玩笑说：“这将来可以说明咱们的资历了。”师范学院筹委会成立后，办公地点和校址选定在台北原日本人所办的商业高等学校。

　　学院各类筹建事项初定后，便开始了最为重要的招生工作。5月底，黄肃秋协助李季谷前往台中、台南招生，这也是师范学院成立后和台湾光复以来第一次招收师范生，学院和台湾行政教育部门都非常重视。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培养师范生必须遵循全国统一的师范条例，而在台湾高等学校招生，首先要打破日据殖民时期以出身门第为主的录取衡量标准。为此，黄肃秋遵照李季谷的要求，冲破殖民统治思维延续的重重阻力，以国民政府颁布的师范条例为要点，规范招生事项。坚持公平公正，摒弃门第观念，明确规定师范学院所招之生，必须按教育当局确定的时间，如期进行入学考试，并按照统一标准择优录取、决无例外，从而保证了大批优秀学生得以进入师范学院。此次招生共录取包括国文、数学、英语等9个专修科的295名学生，并得到了台中农学院、台南工学院大力支持。回到台北后，李季谷委托黄肃秋向给予相助的两校致信答谢。黄肃秋记得答谢信是用“六朝体”写的，李季谷看后，不仅对内容评价很高，对书体文才更是大加赞赏。

　　专修科招生结束后，7月初正式开课，黄肃秋担任国文系一级副教授，同时兼讲其他系的国文课。在课程设置上，黄肃秋依据1946年《台湾省师范学校普通师范科暂行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时数表》的规定，结合当时强化师范生中国语言、中华文化、历史知识和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培养的切实需要，每周《国文》《国语》不少于7课时，并于课外为学生补讲3课时中国历史，从时间上保证了国文、历史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效果。这一时期，黄肃秋还兼任台湾大学国文教授，其原由是与张同光同住一室的台湾大学教授朱文叔因年事已高，家眷又在上海，想离开台湾回上海任教。朱文叔十分欣赏黄肃秋的学识，故恳请黄肃秋代替自己讲授国文课，黄肃秋欣然同意。为此，台湾大学向黄肃秋正式颁发了国文教授聘书。

　　按照师范学院教学发展计划，1946年暑假后，师范学院又招收了700多名本科生，加之此前招收的学生共计1000多人，教学任务明显加重。黄肃秋每周师范学院授课增加到20多课时，台湾大学授课5―6课时，他在两校之间奔波，每周要讲30余课时。同时，还要根据学生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背景的现实情况，探索教学内容、方式及方法，使授课更具针对性、时效性和适应性，教学工作十分繁重。即便如此，为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培养更加优秀的教育人才，不辜负国家、民族寄予的厚望，黄肃秋仍孜孜不倦地坚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并为此积极营造环境和搭建平台。1948年1月，黄肃秋资助、支持学生毛文昌、黄锦鋐、蔡兰枝，发起创立从事文艺写作、文学研究、反应社会现实、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学月刊，黄肃秋亲自为月刊题名——《创作》。台静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多年研究成果《从〈杵歌〉说到歌谣的起源》，其后：许世瑛发表了《卫玠与王蒙》《新文艺可走的两条路》等；周学普、李霁野每期均有外国名著译作发表，许志俭、许其和、潘守先及许多师生都先后在《创作》上发表作品和文章，黄肃秋以笔名林莽发表了《论怀古诗》《论丰子恺<唐诗画谱>》和数万字的散文诗。《创作》的创立，对台湾文学研究和文艺创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台湾中华文化的传播与推广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另外，黄肃秋还为编写“赋史”参考《历代赋汇》([清]陈元龙编)等建立了8万多张资料卡片。非常遗憾的是，精心积累的这8万多张资料卡片，在他离开台湾时全部遗失。正是由于黄肃秋在文学方面特别是对古典文学的潜心研究、造诣至深，加之他才思敏捷、睿智博学，并具有传情达意的生动口才，每每他授课，总是学生满堂，不仅有本班学生，更多的是外班旁听。勤奋的精神、豪爽的性格、出色的教学，使他在两校师生中享有很高威望并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英语教授周学普与黄肃秋素来惺惺相惜，周学普翻译《少年维特的烦恼》时，请黄肃秋对译文润色加工，以求达到风格仪雅、语意达情的境界。二人相邻而居，却白日忙碌，只有掌灯之后才得谋面。叙谈酣畅则不顾早晚，往往夜深之时仍在说古论今、品诗评词、把酒抒怀。多年之后，每当黄肃秋著书夜半，小酌杯酒，便会触景生情、忆想当年，深情感叹道：“易记卷中句，难忘灯下谈，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这对情深意重、相互敬仰的挚友，自黄肃秋回到祖国大陆后未再相见。

　　从1946年到1949年，台湾师范学院历经了初创期，从筹备建立到稳步发展，黄肃秋呕心沥血、辛勤奉献，为学校的教育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

　　三、风雨抗争愤然惜别

　　黄肃秋在创建台湾师范学院和教学工作的日日夜夜里，亲身经历了发生在台湾岛内的“一九”“二二八”等重大事件，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白色恐怖，以及内战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面对腐败的政府和苦难的百姓，黄肃秋奋笔写到：“自有金条构巨厦，更多船舶走公卿。人人都道台湾好，来了将军去了兵。”特别是许寿裳被杀案，对他震动极大。许寿裳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传记作家，早年留学日本时，与陈仪是同学、与鲁迅是同一屋檐下的挚友，3人是浙江绍兴同乡。1946年5月，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6月，许寿裳应邀赴任,其长子许世瑛也随父赴台，出任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因其与抗战全面爆发时的驻日大使许世英姓名同音，人送绰号许大使。许世瑛与黄肃秋同在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二人由此相识、相知，且情趣相投，并以兄弟相称。许世瑛大婚，请黄肃秋作执宾，为其主持婚礼。黄肃秋随许世瑛尊许寿裳为长辈，后因许寿裳担任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黄肃秋尊许寿裳为老师。许寿裳主持编译馆时，一重要职责即是编写学校教材；期间他本人还编著了《怎样学习国语与国文》，主要是为迅速普及和推广台湾的国文教育。为此，许寿裳常常通过许世瑛邀约黄肃秋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张同光到青田路六号家中征询教材编写意见、探讨教学问题。黄肃秋对许寿裳的印象是：学风严谨、学识渊博，和蔼可敬、为人谦和。1948年2月18日上午，黄肃秋正在给学生们作学术报告，刚刚开讲，突然两个学生破门而入，惊恐愤慨地说：“黄先生，不好了，许寿裳先生被杀了。”黄肃秋顿感震惊、不知所措，回过神来冲出大门奔向青田街六号许寿裳家。跑进许家大门，看到许多文化界人士、记者和台湾大学医学院护士也已赶到。黄肃秋不顾阻拦冲入卧室，室内凌乱不堪、一片狼藉。只见许寿裳斜躺在床上，头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喷溅的血迹染红了蚊帐。在场师生无不声泪俱下，李季谷抱着黄肃秋哭得话都说不出来。此案的发生，引起社会极大震动，在舆论重压下，台湾当局几日后抓获一罪犯，未经法定程序审理，便匆匆以谋财害命定案，不足一月即执行枪决。众所周知，许寿裳是鲁迅挚友，一贯宣扬鲁迅爱国精神、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对此，社会各界均怀疑许寿裳被害绝非谋财，而是政治暗杀。这一怀疑在多年后被此案的主审法官陈醒民和沈醉所证实。许寿裳被害使黄肃秋真正认识到，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国家才能安定，人民才有幸福。为此，他追求进步思想，与许多爱国师生包括中共地下党员保持着密切关系。

　　1949年，发生了台湾当局镇压爱国学生民主自由运动的“四六”事件。这一事件是以师范学院为核心，联合了台湾大学，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目的的学生爱国运动。起因是1949年3月20日，一名师范学院学生和一名台湾大学学生骑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遭警察殴打、扣押，引起师范学院和台湾大学学生强烈不满，学生们包围了警察局，要求警察局长赔礼道歉、处理打人者、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孤立的，自“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学生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极剧增长。社会混乱、经济萧条、物价暴涨、物资匮乏，广大学生陷于生活无着的困境，看似民生问题背后的实质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二二八”后，加强学校的监控，连收发室、学生宿舍都安插了特务，毫无民主自由可言。此时发生警察殴打、扣押学生事件，仅仅是导火索，更加激发了台湾学生对统治当局的愤慨，这种愤慨的表现形式，就是反抗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因此，警察殴打、扣押学生的次日，3月21日上午，师范学院学生集中在操场上，部分学生提出要继续抗议和斗争。由于事发突然，缺乏组织和统一行动，对要不要继续抗议及如何抗议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这时，师范学院第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共地下党员郑鸿溪找到黄肃秋说：“现在是坚持斗争的关键时刻，需要激励学生们的斗争热情，唤起斗志。黄先生在学生中一向威望很高，请黄先生登台演讲，号召同学们走上街头继续抗议和斗争。”黄肃秋毫不犹豫登上演讲台，鼓励同学们要斗争下去，号召同学们要反内战、争和平，反迫害、争民主，反饥饿、争民生，最后他讲到：“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在呼唤，我们已经听到人民的呼唤，我们应该寻着人民的呼唤而奋勇前行、继续斗争！”顿时，全场哄然、掌声雷动，学生们组成游行队伍，高唱《你是灯塔》《跌倒算什么》浩浩荡荡涌向街头，再次包围警察局，提出正义要求，警方在学生斗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紧接着，3月29日晚，黄肃秋参加了师范学院、台湾大学举办的篝火晚会，与学生们共同高唱解放区歌曲，欢庆胜利，学生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学生的斗争运动使台湾当局非常害怕和惊慌，认定学校中藏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命令警备司令部立刻予以镇压。4月6日凌晨，军警包围了师范学院学生宿舍，学生与军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因寡不敌众，一百多名学生被捕。此时的师范学院一片混乱，师生人人自危，黄肃秋不顾个人安危，向院长提出立即安抚和保护在校学生，并要求学校出面保证被捕学生的人身安全。同时，召集其他教师组成营救委员会，数次前往警备司令部营救被捕学生，甚至闯入警备副司令彭孟缉的办公室据理力争，力保学生安全。上世纪80年代，中央台办组织收集整理台湾早期学运史料，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郑鸿溪专门写信给黄肃秋：“台师院这部分的情况要我来张罗，……现在在大陆的人，您是最清楚的，知道的最多的。因此，请您抽空回忆一下，帮我们把师院学运的史料搞得更完整一些。……‘四六’后的营救活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黄肃秋在“四六”事件中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和参与学运斗争活动，以及不顾校方阻拦，不遗余力营救被捕学生，台湾教育部门解除了师范学院对他的教授聘任，警备司令部将其列入黑名单，实施监控和跟踪。这天夜里，学生林身长(后改名林曙光)来到黄肃秋的住处，对黄肃秋支持学生运动表示钦佩和感谢，对当前形势进行了分析、判断，他告诉黄肃秋：“您已被特务盯上了，要尽快离开台湾、返回大陆。”林身长当即给台湾作家杨逵写了封信，请黄肃秋持信去找杨逵，请他帮助设法返回祖国大陆。临别时，林身长紧握黄肃秋的手说：“希望曙光到来的那一天，我们能够再见。”第二天，黄肃秋准备乘火车去台中找杨逵，候车时买了张《新生报》，报上登载杨逵已于前日被捕，黄肃秋台中之行只好作罢。危难之时，中共地下党派人找到了黄肃秋，告诉他：“你目前处境十分危险，特务正在追捕你，必须立刻返回大陆。党组织已做安排，《大公报》台北负责人严庆澍(《金陵春梦》作者唐人)为你买好了回大陆的机票，请你马上动身。”黄肃秋迅速与严庆澍取得联系，拿到机票直奔机场。在机场遇到军警搜查，黄肃秋躲进厕所逃过一劫，登上飞机。1949年5月22日，黄肃秋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这一天他终生难忘。

　　在广州，黄肃秋见到了中共广东省负责人古大存，古大存对黄肃秋回到祖国大陆表示热烈欢迎，并安排人员护送黄肃秋北上。临别时，古大存交给黄肃秋一封写给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信，对黄肃秋说：到北平如遇困难，请持此信去找叶剑英帮忙。黄肃秋万分感谢，告别古大存，启程北上。到达北平后，黄肃秋感到自己政治觉悟还不够高，跟不上新中国的思想、形势，需要继续学习，主动申请去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进修，以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学习期间巧遇周杨，周杨了解了黄肃秋的情况后，认为应该人尽其才，便选调其到文化部艺术局工作，从此黄肃秋开始了古典文学的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工作，并为此勤勉一生。

　　黄肃秋等人70余年前的台湾兴教，反映出周予同、郭绍虞、李季谷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祖国宝岛台湾的教育发展与政治走向的忧患意识和高度重视，在中国教育史上写就一段佳话。黄肃秋和学生们在“四六”事件中的英勇表现，是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灭亡的有力证明。陈文彬、李季谷、朱文叔、郑鸿溪等人回到了祖国大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周学普、许世瑛、林身长、杨逵等人，继续生活在台湾，均为宝岛的著名学者和作家。黄肃秋生前一直在思念他们，盼望着能再次相见。晚年，他用情深致地写了多首怀念台湾友人的诗词，以释思念之情。

　　怀台静农

　　绝域弦歌竟始终，每怀山斗思无穷。峡中雨止风平后，好共先生颂大同。

　　有怀台湾诸友

　　玉山云雾双潭月，一别牵心卅载余。寄语白头天畔客，故园春满待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