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者”梁铮卿的故事

　　一、小引

　　2009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大家认识了余则成这位最终前往台湾继续执行任务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此后数年，随着两岸关系渐趋和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这段历史的关心、挖掘，如台湾历史学者秦风《秦风图文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特别是其中《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朱谌之遗骸寻骨记》一文)、同为来自台湾的文史学者蓝博洲所著《幌马车之歌》(中国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和《台共党人的悲歌》(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两书、著名统派(也被称作“最后一个政治犯”)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三联书店2016年版)以及各大电视台有关纪录片的播出(尤其是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冷暖人生”就此题材所做长期跟踪报道)，当年的“中共赴台地下工作者”群体开始浮出水面，以悲壮之姿呈现于世人面前。

　　回到彼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49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多达1500余名干部，乔装成难民、小贩、商人和逃兵等各式身份入台，主要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以配合解放军登岛作战，为最终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做准备。对于他们来说，一边是新中国即将成立，本可与家人一同享受和平年景的幸福生活；另一边则是动荡不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台湾，环境之艰苦、险恶远超常人和今人所能想象，不变的只是对党和祖国解放事业的无比忠诚。

　　然而，囿于多方原因，其中的1100余人在1950年代初期的“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处决，余下400余人侥幸逃脱追杀，只有极个别人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如谢汉光)。时隔60多年后的2013年12月末，中央军委于北京西山公园建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以纪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隐蔽战线烈士，所建“无名英雄纪念碑”之上镌刻着这样一行文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的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实乃大音希声、令人动容！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不仅包括谢雪红(1901—1970)所领导的台中“二七”部队于“二二八”期间的坚决反抗，还有以吴石(1894—1950)、朱枫(1905—1950)、陈宝仓(1900—1950)、聂曦(1917—1950)4人为代表的“中共赴台地下工作者”的勇敢卓绝，“余则成”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相比之下，同为“中共赴台地下工作者”的梁铮卿(1918—1951)则较少受到人们关注，不仅新中国成立后由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修的《梅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革命烈士”一节中未收录梁铮卿条目，而且在其他一些文献中还被无端误解——如贺宝善《思齐阁忆旧》(三联书店2005年版)一书收录之《访问李崇道博士》，在叙述其被捕前因留宿大学同学李崇道家而导致后者受牵连一事时竟写道：“后来查知是一位同事受煽动而出此下策，此同事事后多次悔称‘我对不起你……’，后竟发疯病逝，报应何其速也”(第140页)，也不知贺先生自己对此事是否“查证”过。

　　梁铮卿之所以会引起笔者的兴趣，主要源自其曾于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农科学习经历。若放宽尺度，梁铮卿亦是笔者长期聚焦、跟踪的“去台农学家”这一特定人物群体，只不过身上背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和任务，这也使他有别于那些以农业改良和农村改造为主要目标的单纯农科学者(如农复会诸公)。

　　二、客家好儿郎

　　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年的6月11日，梁铮卿(属于著名历史学家许纪霖先生所言“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稍晚出生的一批，约为1910—1930年之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白土乡(今为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龙上村)的一个传统客家家庭，与之相隔不远的湾下村即是台湾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故里。梅县客家人“由闽入粤在梅县开基，距今已有700余年”(《梅县志》，第197页)，据1964年人口普查，梁姓在全县130个姓氏中位列第九(《梅县志》，第173页)，也是梅县一大姓。

　　父亲梁雪林乃是闻名乡里的“大厨”，母亲李冲兰则从旁协助，一家以父母帮厨为主要生计来源，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二哥梁焕卿(冠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副总指挥、总工程师，而大哥梁育卿、三哥梁卓卿、姐姐梁定英则在青年时期即客走他乡，远赴印度尼西亚谋生，赚钱补贴家用，供弟妹读书，而梁铮卿确也争气，读书勤奋、刻苦用功、成绩骄人(韦华南、谭玉萍主编：《风雨十七年(1936~1953)——广西大学革命斗争史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37页)。

　　1937年，梁铮卿考入由同为梅县客家人的清末著名外交家黄遵宪(1848—1905)创办的梅州中学就读。时值国破家亡之际，爱国热情高涨，梁铮卿深受中共党员梁集祥、廖伟等人的影响，思想日渐左倾，并逐步认同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毅然决定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一方面，梁铮卿继续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则在学生中积极组织革命活动。1938年9月，出于保护之需，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梁铮卿转学至梅县另一所著名中学——东山中学就读，担任该校中共党总支第一支部书记。在其发展之下，包括其弟弟梁欣卿和同学李理章、李国瑶等不少东山中学的先进青年学生都成为党的一员。

　　自抗战进入中段后，国民党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逆流波及梅县，国民党县党部强行解散学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梅县各中学学生向县党部请愿，国民党蛮横逮捕了7名学生代表。为营救被捕同学，中共梅县学委成立救援小组，梁铮卿即为该小组成员之一。其四处奔走，利用一切关系，争取社会各阶层人士仗义执言，在各方努力之下，被捕学生终获救。作为学运骨干的梁铮卿也听从上级指示转往赣州继续求学。

　　三、柳州农科生

　　1941年10月，梁铮卿考入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47年中，9月即抵达台湾，其领受去台任务应就在此一期间。职是之故，有必要对当时的广西大学农学院略作介绍，以明了梁铮卿是在何种境况之下前往台湾的。

　　1928年，广西大学在梧州成立，其农学院于1932年组建，院长由盘珠祁(1884—1984，广西容县人，著名化学家，威斯康星大学土壤肥料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担任。1936年，广西省政府实行《高等教育调整方案》，由省主席黄旭初(1892—1975)兼任校长，设校本部制。1937年春，盘珠祁因被遴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而去职，农学院院长一职遂由理工学院院长李运华(1900—1971，广西贵港人，著名化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兼代。1937年暑假，卢沟桥事件已经爆发，广西省政府以政教结合之名将农学院迁往柳州沙塘，转由森林系主任林汶民代理农学院院长。从此，农学院行政上虽仍受广西大学校本部的领导，但实际已开始独立办学。其后，黄旭初辞职，由著名法学家白鹏飞(1870—1948，广西桂林人，著名法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国)继任，农业经济学家王益滔(1900—2000，浙江乐清人，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系毕业)则接替林汶民院长一职。

　　因广西大学于1939年由原来的“省立”改为“国立”，著名教育家马君武(1881—1940)第三度掌校，在其励精图治之下，虽然物质贫乏，广西大学却迎来建校后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与之相应，抗战时期农学院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但院系两级领导的更换则较为频繁。院长先是周明牂(1907—2005，江苏海安人，著名农业昆虫学家，康奈尔大学博士，1941年1月辞职)，后为童润之(1899—1993，江苏南京人，著名乡村教育家，加州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硕士毕业，1943年8月辞职)，汪振儒(1908—2008，广西桂林人，著名树木生理学家，杜克大学博士，直至1946年7月底辞职离校)则于1943年8月继任。同时，除原有农林两系之外，成立于1935年的畜牧组也在1939年升格为畜牧兽医系，郑庚(1898—1978，福建连江人，著名兽医学和病原微生物学家，密西根大学博士)兼任该系主任，这也是当时全国第8个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

　　梁铮卿先后历经童润之和汪振儒两任院长，也是畜牧兽医系成立后的早期毕业生。当时农学院学生中，外省籍占一半以上，就有不少来自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傅硕龄主编：《广西农业大学校史(1932—1997)》，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而梁铮卿也是这批外省“流亡学生”之一。就整个农学院而言，各方俊彦云集，如生物统计和田间技术专家马保之(1907—2004，广西桂林人，康奈尔大学博士)、农业化学专家黄瑞纶(1903—1975，河北任丘人，康奈尔大学博士，中国农药科学先驱者)、作物育种学家孙仲逸(1899—1989，安徽寿县人，德国哈勒大学博士，建国后曾任广西农学院院长)、吴绍骙(1905—1998，安徽嘉善人，明尼苏达大学博士，中国玉米育种奠基人)、昆虫学家严家显(1906—1952，江苏吴县人，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柳支英(1905—1988，江苏吴县人，中国蚤类研究奠基人，明尼苏达大学硕士)、作物栽培育种学家徐天锡(1907—1971，上海人，明尼苏达大学硕士)。

　　除广西大学农学院之外，柳州此时另有中央农业试验所广西工作站、广西农事试验场、广西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等农事机构，这也使其被誉为“中国农都”或“战时农都”。在诸多同学中，既有后来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彼时也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以“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原则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参见(何康：《何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也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胞兄李崇道。

　　四、大义凛然气

　　1947年7月，梁铮卿从柳州到梧州，接受党组织交给的新任务——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9月，从广州经汕头抵达台湾，先于台中农林总场担任技术员，后于1948年4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领导台中、南投地区工作，化名“老刘”；另有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负责台南、高雄、屏东三地，化名“老钱”；委员兼武工部长张志忠则统领海山、桃园、新竹，化名“老吴”；而书记则是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蔡孝乾，化名“老郑”)取得组织联系。1948年8月，前往位于台北的台湾省农林处畜役血清制造所，担任总务课长。

　　1949年初，梁铮卿以父亲病故为由返回台中，继续在原来的台中农林总场工作。2月，随着中共台中地区工委的成立，梁铮卿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台中市委直属支部书记一职，化名李明的梁铮卿与黄蹈中(台中地方法院推事)、周碧梧(台中地方法院推事)等人利用公开身份，积极搜集台湾军政情报，调查农业生产概况，为解放军攻台做好准备。

　　然而，黎明前的黑暗也最为令人窒息！

　　“台湾尚无共匪之细胞，可称一片干净土，应珍重建设，使之成为全国之模范省也。”(刘维开：《从南京到台北——1949年“国府”迁台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二卷·政治外交)》(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4页)对于退至台湾岛，再退就只剩太平洋的蒋介石来说，确保台湾的绝对安全和“干净”至关重要，也是其初抵台湾时的首要工作，而主要任务就是肃清有可能存在的残余“匪谍”。

　　为此，1948年5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颁布，不惜冻结在南京通过不久的“宪法”；6月，《戒严法》出台，这些法令的“首要用意是要杜绝台湾人民与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吓阻民众对当局的反抗”(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简史》，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1950年则是《反共保民总体战纲要》和《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内中规定民众有义务向政府或治安机关检举或告密。国民党的这一系列防范措施，“初为对抗中共，控制台湾混乱局面，后为反攻大陆，‘遏制’台独”(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简史》，第132页)。

　　以1949年8月的基隆中学“光明报”案为导火索，在台地下组织陆续遭到破坏，尤其是1950年初的中共台湾省工委案，前文所提四位负责人先后被捕，并都叛变投敌，特别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招供最为致命。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全部获提上校军衔，蔡孝乾并于1956年被授予少将，其身后则留下一部《台湾人的长征记录》(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

　　国民党情治机关则由此顺藤摸瓜，于1950年3月25日侦破中共台湾省工委台中武装工委会案，3月29日，台中市警察局破获“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梁铮卿、黄蹈中、周碧梧、郭鲁林、赖河汾、马慰常6位同志被捕，不久，梁铮卿即由台中转至台北监狱，并于1951年1月24日在台北乱葬岗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2岁。郭鲁林被判无期徒刑，赖河汾、马慰常各判12年和3年有期徒刑。

　　从1947年9月至1951年1月24日，梁铮卿在台湾总共不到四年时间，斯人已逝，谨以此文向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