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初中教科书中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近年来“台独”势力渲染族群冲突、推动“去中国化”的焦点题材。教科书是影响青少年构筑历史认识的重要材料，对台湾主流版本教科书中“二二八”事件的态度和具体表述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各版本在基本符合课程大纲的基础上做了不同角度的解读。

　　一、形似神离的教科书

　　台湾自2002年开始，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都实行“一纲多本”，原来的统编本教科书为民编教科书所取代。民编教科书根据课程大纲撰写，经过教育部门审核方可出版，目前台湾经审核使用的社会科教科书有南一、翰林、康轩为代表的多种版本，这三个版本的教科书在岛内的市场占有率最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初中阶段的历史书并非单独设立，而是与地理、公民两科统整在“社会领域”教科书中，简称社会科教科书。除了历史学科被取消独立地位整合进社会领域课程之中外，还在其他科目也以强化“台湾意识”、削弱中国内容、增加本土内容进行修改。社会科教科书共分六册，在每一册中划分地理、历史、公民三个部分。“二二八”事件设置于第一册(下)历史部分，即第二单元台湾历史部分第4课中，主要内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台湾政治变迁。

　　各版本章节名称略有差异，详见下表。

　　康轩版与翰林版在单元、课的名称上较为相近。单元表述较为明确，即台湾历史，在课的表述上，突出了“变迁”，表示该课展现的是二战至今台湾政治的变化。南一版则在名称表述上跳出了传统，用词更为生活化，强调台湾战后出现的“新”情况，与过去的时期截然不同，意欲表达过去台湾人被各种政权所统治，现今想追求自己的“民主”。

　　从内容编排上看，三个版本对“二二八”事件在教科书中的章节安排、内容设置都较为一致，基本符合“一纲多本”要求——均有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结果进行详细表述。但各个版本的叙述框架则有所不同：康轩版、南一版在将“二二八”作为主体进行叙述，时代背景是作为事件的从属内容存在；而翰林版则是将这一事件放置于战后台湾的时代大背景之中，侧重于从二战后台湾重回祖国的历史阶段中叙述“二二八”事件的发生。

　　除了正文内容之外，教科书中还包括了图片及其解说、补充资料等形式，这些都是辅助读者理解的重要材料，通过对该课整理发现，除了漫画的表达有所区别外，康轩版和翰林版选用的图片材料完全一致，较为忠实采用了当时的实景照片及图例，透过“台北公会堂外民众欢庆光复”“台湾光复初期通货膨胀漫画”展现光复初期人民的心理落差，并以“二二八事件镇压路线图”“二二八和平纪念碑”辅助表现事件的经过结果。南一版亦采用了“台湾民众欢迎国民政府接收”，但较“台北公会堂外民众欢庆光复”盛大景象不同，图片内容较为落寞，有隐含台湾人民不愿被接收的情感,采用了“战后台湾初期‘五天五地’现象漫画”，突出表现国民党政府治理台湾的不当之处，并用当时报纸的照片烘托当时国民党政府镇压的紧张情形。

　　在补充资料方面，三个版本都对“国共内战”“清乡”两个名词进行了详细解释。在“清乡”的解释中，各版本展现了不同倾向。康轩版中，“民国36年3月20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下令进行扫荡反政府分子、收缴武器军品、办理自首自新等工作”，只有“军警”“反政府分子”两个主体，仅仅对“清乡”这项行动的时间、地点、执行主体、任务作了解释，并未做进一步解读。翰林版中，“民国36年3月―5月，政府展开清乡行动，军警藉清查户口、收缴武器等方式，扫荡反政府分子。但执行过程失当，制造了不少冤案，使无辜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害”，有“军警”“反政府分子”“民众”三个主体，并且对“清乡”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补充说明。南一版并没有对行动后果进一步阐述，而是简单地将其表述为“指军警为扫荡反政府分子，在各地以清查户口的名义，要求人民不得私藏武器及窝藏乱党叛徒”，虽然解释主体与翰林版一致，但“民众”却表述为“人民”，将描述重点放在了塑造一种政府“军警”与“民众”的冲突，侧重表现了国民党政府与台湾民众的激烈对立而并非“清乡”本身的含义。

　　二、历史视角及解读各异

　　三个版本教科书叙述的视角有较大差异，从叙述主体来说，康轩版和翰林版是以第三者为视角，而南一版则是以“台湾人”为视角进行撰写。

　　康轩版和翰林版中对于台湾二战后归属的解释分别为，“西元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澎湖”，“民国34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澎湖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由中华民国治理”。全文未使用“我国”等存在主体意义的字眼，可见其在历史叙述上避免以某一主体为角度进行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历史叙述的客观性。

　　南一版指出“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并治理台湾的同时，加上了一段评述性的段落“台人原本对中华民国的统治抱持期待，但诸多问题与冲突，使得台湾各地的失望和愤怒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引发了二二八事件”文中各处亦多次出现“台湾民众”“台民”“台人”等主体字眼，强调的是以台湾人在整个历史事件的遭遇经历、受到的影响，并在编撰的过程中加入了民间观点与政府观点的比对，本土气息浓郁。

　　教科书均以背景、经过、结果三个方面对“二二八”事件进行介绍，为标准的历史叙述模式，符合课纲的要求：“略述国民政府的接收，并说明‘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影响”，但事实上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在遵循课纲的要求基础上加入了各自的观点。

　　(一)冲突归因

　　在“二二八”事件背景上，康轩版及南一版均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顺序进行介绍，而翰林版则将政治列为首位，社会(文化)原因列在第二位，经济原因置于末尾，如此的区别可见各版本专家在编撰过程对事件爆发有自身的理解。

　　在政治的原因上，三个版本均指出了台湾地区“行政长官行政、军事大权集于一身，高级官员均为大陆来台的人担任，风纪不佳造成台湾人民不满”，内容并无较大的差异，仅南一版具体指出“中华民国政府”指派陈仪担任行政长官。

　　经济方面的表述，三个版本的共同点在于台湾物价上涨、社会动荡。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的解释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康轩版指出“战后台湾经济萧条，日本留下的许多企业被纳入国营，民生物资遭到政府垄断”，强调的是企业的国营化，物资被运往祖国大陆支持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造成人心不稳等社会秩序问题。而翰林版则认为“行政长官公署管制糖、盐等民生物资，限制民间经济活动”，强调行政长官公署对物资的管控、调拨是造成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南一版中这样写道：“台湾在战争中经济遭到破坏，而战后日资的撤离，更加速台湾经济的恶化”，称是由于日本企业搬迁出台湾造成了经济衰落，并未指出政府的管控对市场的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又涉及国族认同，课本在该问题上展现出了区分度较高的倾向。翰林版的基调较高，并没有从人称上去描述。认为台湾与大陆被分割的时间较长，民情和语言不尽相同，引起了误解和冲突，强调这是地区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康轩版则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以人称主体的角度进行陈述，明确指出是外省籍和本省籍人士因各种原因发生纠纷，造成了误解和隔阂，将问题定调于省籍冲突。南一版亦采用了人称主体的方式，指出这是台湾民众与中国大陆人士之间因为语言、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差异，产生误解与冲突，将问题定性为两岸的冲突。

　　(二)事件经过与影响

　　课本在事件描述方面较为一致，与其过程并无出入，均将“官员缉私过程中误杀民众”定为事件导火索，以“台湾民众抗议遭机枪扫射引发全岛反政府冲突”为事件进展，把“国民党政府军队各地镇压”为落幕。

　　其中的区别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民主人士及民众称谓上有，康轩版较为笼统地指出受害者群体为“民众”，与政府协商调解者为“各地士绅”，翰林版则强调受害者的群体为“无辜的群众”，担任这个中间人的群体是“各县市地方人士”，两个版本皆指出事件是国家内部矛盾。南一版把受害者群体定性为“台民和台湾社会各界人士”，试图将台湾民众塑造成两岸冲突的被害者，指出这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冲突。

　　二是国民党政府军镇压行动的性质定义。南一版写道：“国军抵台后，在各地展开镇压，并以清乡为名，杀害不少台民，许多社会人士亦受牵连”，把镇压行动定义为一场无差别的随意屠杀。康轩版和翰林版仅仅对镇压行动及其结果做了客观陈述，并未对行动本身作其他解读。

　　三是对善后处理中的不同态度。课本都不约而同提到“二二八”事件给台湾日后的政治发展和族群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康轩版及翰林版只就事件结果和影响做了陈述，并未作引申。南一版虽然也提到近年来台湾当局承认当年处置失当，道歉、赔偿并兴建纪念馆等，但并未对当年事件后国民党政府起用台湾人担任公职、放宽民间经济活动等措施具体描述，字里行间充满了不满情绪，强化了国民党当局与台湾人民的对立。

　　(三)各版教科书观点总结

　　康轩版观点立场建立在肯定“中华民国”在台湾合法、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施政失误酿成的悲剧事件，是“本省籍”与“外省籍”人民的内部矛盾。这样的表述与“国立编译馆”1990年首次将“二二八”事件纳入教科书时的论调基本一致。

　　翰林版叙述较为中性化，着重以历史眼光看待问题，将事件置于台湾光复初期特定时代背景中分析。对历史事件叙述避免有倾向性的表达并试图通过可靠的例证、真实的细节来还原“二二八”事件的本来面目。

　　南一版是一套极具本土色彩的教科书，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加入了“台湾人”的视角和解读。通过“二二八”事件展现台湾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凄惨”，以一种卑微、容易让人接受的姿态传递出一种悲情色彩，力图激起读者的愤慨以构建出“本土意识”。

　　三、各执一词背后实质是对青年的争夺

　　教科书已经成为岛内各方势力表达意见的阵地，各方都或多或少地从对自身有利的角度去解读历史。事实上自“一纲多本”政策以来，台湾教科书“多元”的势头已经是离弦之箭，“二二八”事件不过是这一大浪潮当中的缩影而已。诚然，这些事件已经被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反复消费，深度挖掘再诠释：他们以唤醒公民意识、本土观念为名将其教科书奉为政治力量的再平衡工具，培养与之有相同政治认同的青年一代。国民党在这个问题却总是处于被动挨打、反复循环的状况，那些具有蓝色背景的教科书也迫于舆论及市场的压力随之进行调整。

　　教科书的对象是青少年，把握住了年轻一代就把握住了两岸的未来。在两岸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青年交流难以深入的原因在于双方都没有形成对对方想法的深刻认识，才会有“陆生台生避谈政治”的可笑默契。偏见源于不了解，“二二八”事件能引起轩然大波正是源于片面的解读。

　　现今两岸关系笼罩在寒流之中，这既是瓶颈，亦是机遇，更应着眼于微处，增加了解、寻求共识、促进认同。首先，要对两岸历史教育、特别是台湾历史教育的现状形成清晰的认识，透过学术调研、师生交流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形成多视角的研究成果，以便在台湾“去中国化”的浪潮中知己知彼。其次，是将台湾的真实现状传达给祖国大陆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即将赴台学习、工作、交流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出行之前就对台湾现状有清晰了解，以便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流。最后，是搭建面向两岸青年人的沟通平台：利用好网络这一渠道，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两岸年轻人充分认识彼此，拉近关系，共圆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