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先试探索两岸关系新理论与新实践

　　严格意义上说，过去30年的两岸关系是国家迈向完全统一前的特殊关系，是两岸介于军事对峙、完全隔离到正式统一之前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两岸交流频繁密切，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领域交流在两岸制度化协商下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台湾当局不接受“一中原则”，未能在统一大方向上与祖国大陆相向而行，两岸未能通过全方位协商、对话解决重大政治分歧与消弭长久积累的敌意，因此这一时期的两岸关系具有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的特征，具有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交替前行的特点，具有面临各种制度困境、台湾政治生态激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及螺旋式发展的形态特征。这些特点是过去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及时归纳和总结30年两岸关系的特点与经验，希望对未来进一步促进两岸各个领域的融合，扩大台湾岛内赞成统一的民意基础，深化两岸一家亲新阶段的两岸关系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一、两岸关系30年特征

　　1.国家未完全统一决定了过去30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两岸关系具有过渡性。

　　从双方关系本质特征来说，海峡两岸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主体与一个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权与一个非典型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是一个国家内的“两岸政权”之间的关系。

　　从实际运作层面来看，过去30年的两岸关系是两岸完成国家统一前，在双方政治关系未得到全面解决之前，以人民福祉为优先而安排的相互关系，是经过官方与半官方协商、民间推动而产生的过渡期安排。

　　2.史无前例具有特殊性。

　　过渡期的两岸关系自然有它的特殊性。从两岸关系发展史本身来看，特殊性是指过去30年的两岸关系是朝统一目标努力，但又不是统一后的两岸稳定关系，它是介乎统一与隔绝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对立的特殊时期，是在双方政治关系未厘清、解决之前的特殊安排。

　　从发展形态看，过去30年的两岸关系，半官方与民间关系先行，官方关系滞后，民热官冷，呈现不对称性与不协调性的特殊形态。

　　3.先试先行摸索中前进。

　　这样不对称、不对等、冷热泾渭分明特殊又复杂的关系，是两岸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成熟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双方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

　　一是理论探索。为了两岸人民共同的福祉，为了因应过渡期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前进，两岸各界从领导人到学者富有智慧地提出“一国两制”、“九二共识”、两岸一家亲、社会融合、国家球体理论、和平统一等思想与理论。理论与制度的思考和探索，旨在解决过渡时期、统一前及统一后两岸关系性质、推进路径、统一方法、未来两岸制度安排等等攸关两岸人民福祉以及解决重大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具有实践操作性强与理论创新先行交替前进的特点。

　　二是务实处理两岸人民事务。值得重视的是，过去30年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框架下，双方创造性地、务实地处理了攸关两岸民生的各项事务，包括两岸“三通”，社会安全领域的警务、海事合作等等。由于相关合作无先例可循，因此过去的两岸关系具有先行先试特点。

　　三是渡厄克艰积极处理两岸政治分歧。过去30年，尽管经过了李登辉时代的特殊“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时期，两岸越来越能够从对立、对抗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以极大的智慧处理两岸政治分歧，1993年“汪辜会谈”、2015年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重大突破，反映稳定、健康的两岸关系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声。

　　4.结构性矛盾导致多变性与不确定性。

　　过去30年，一个稳定向上的祖国大陆，对一个动荡停滞的台湾；一个始终坚持统一的共产党，对偏安的国民党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一个积极推进两岸关系、力促两岸和平统一的祖国大陆，对一个明里暗里去“中国化”的台湾；一个自信充满民族情怀的祖国大陆，对一个守旧满腹疑虑与忧虑的台湾，这种趋势影响两岸关系发展进程。无论是上台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在野的国民党，对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缺乏应有的原则坚守与危机意识，听任李登辉、民进党借“中华民国”的壳，变相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民进党陈水扁、蔡英文当局则利用执政优势，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两岸两国”或“一边一国”，切实推行“事实独立”的路线。

　　因此，过去30年的两岸关系从本质上是一部追求两岸统一与反对“台独”的历史，这对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两岸关系在经贸、人员等各领域交流日益扩大深入的同时，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对抗性，且存在凡“台独”政党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就会出现倒退收缩的情形，因此两岸关系始终存在多变性与曲折性。

　　二、继续先行先试探索未来两岸关系的理论构建与论述能力建设

　　相比传统的直接式、暴力式“台独理论”，蔡英文领导下的民进党的“台独”有了新的理论构建与论述，重点是强化“事实台独”“文化台独”“体制内台独”的理论构建与思想、政策论述。这一意识形态新变化、新动向，需要祖国大陆以十九大报告精神为指引，在追求两岸统一的进程中，重视包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的再论述、再创新。

　　1.十九大报告完整论述两岸关系发展的目标、路径、原则与方法，以明确无误的方式表述未来两岸关系的大方向，坚定国家完全统一的信心。

　　基本方略：“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写入党的报告中。

　　终极目标：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十九大报告讲到三大历史任务，其中“完成祖国统一”列在第二位，这说明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

　　推进路径：在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势力与分裂行为，争取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十九大报告提到，“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反“台独”与争取和平统一，可以说是针对现阶段两岸关系做出的统一路径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向。

　　基本原则：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这实际上是给一直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又声称“要寻求与对岸交往新模式”的蔡英文当局一个明确清晰的回应，即接受“九二共识”、承认“一中原则”才是开启与祖国大陆对话交往、打破两岸僵局的可行之路。

　　基本方法：“深化和扩大两岸交流”，推动“两岸命运共同体”建设，逐步为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祖国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以“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沟通民心，实现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

　　依靠力量：“只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可以说，十九大报告完整论述了国家统一的理论与方法，是今后一段时期祖国大陆对台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2.深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新阶段、新内涵的理论探索。

　　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央对台工作新战略、新方针的确立，有必要重新探索“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之间的关系、“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和平统一既是“一国两制”实施的重要保障，又是“一国两制”运行的前提，没有和平统一就不可能有“一国两制”，只有两岸免除兵戎相向，方能为“一国两制”顺利开局创造有利条件，也能确保统一后的台湾社会秩序稳定与发展。而“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施，将深化与充实和平统一的理论基础与法理上的可行性。

　　对台湾民众来说，十九大报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祖国大陆对台湾民众、台湾当局释放的最大善意与诚意，两岸能和平统一，是两岸人民最大的福祉，统一后的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是尊重台湾人民对自己生活方式选择权的尊重与关怀。

　　“一国两制”是实务的政治安排。“一国两制”是一个统一国家内对一个地区进行特殊的政治安排，目的是照顾回归一方的人民利益与感受。这里的“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统一后的台湾民众必须遵守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根据宪法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其他法律，接受两岸是一个完整的主体，不得从事分裂行动；接受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尊重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统一后的台湾地区实行高度自治”，这种高度自治制度采用、保留哪种政治社会制度，同样体现与尊重台湾民众的意愿。

　　在国家未完全统一之前，先行先试推动“一国两制”的实验，这有助于在未来顺利推进“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实践。在探索阶段，“一国两制”拟吸取港澳经验、汇集两岸智慧，取长补短，动态调整实践的时间、地点、方式。从阶段来说，可以分为国家未完全统一前由祖国大陆单方面推动阶段，国家未统一前争取两岸以金、马离岛共同推动“一国两制”实践阶段，在国家统一前在台湾岛内争取统一的民心争取工作，以及完全统一后，在台湾实行全方位“一国两制”多个阶段。

　　丰富“一国两制”内涵。十九大提出，“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这既可理解为中央对在祖国大陆的台胞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善意，也是让台湾同胞共享祖国大陆发展成果的具体化政策，更可以理解为祖国大陆已充分意识到两岸的统一模式、路径、“一国两制”的形式、内容可以由祖国大陆主动发起、提出、先行先试。这种平等待遇是在尊重、保留台湾同胞的制度选择(认同台湾各种制度、“法律”，参与台湾的选举与被选举)、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向台湾同胞提供一个融入祖国大陆社会、具有崭新意义的“一国两制”模式。这种模式，是“一国两制”的特殊形态，是两岸未统一之前的新尝试。

　　三、对台工作破除思想误区重新出发

　　1.破除经济促统功效第一的思想盲区。

　　利益驱动带有功利性与时效性，若让利益机制产生持续的动力在于不断的刺激，一旦刺激的动力减缓或有纠纷，利益相关方就会产生不满，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此外，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交流缺乏情感驱动或文化、价值驱动的情感号召力与持续性。

　　应更多地思考如何避免两岸关系简单化以利益驱动为导向，应该探索重塑两岸新情感、历史、文化、价值驱动为主要形态的交流交往形态。

　　2.消除民心工程时效长、见效慢，存在急功近利，以交流、会议数量代替做政治争取工作的思想障碍。

　　争取民心工作，要守得住平凡，耐得住寂寞，要投入时间，注入情感，更要讲究以政治争取为主，经济手段为辅，真正体现统一战线的功效，并且在具体实务上，建立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与考核体系，不浮于表面数据，将工作真正做细、做实，做到人的心里去。

　　3.辩证看待当下两岸关系的困境，消除岛内“台独”分裂主义政策与路线难有抓手、无力阻挡的思想束缚。

　　目前一部分从事对台工作的同志，对台湾政局的变化存在迷茫不安，甚至无所适从的感觉，甚至也认同两岸越开放交流台湾民众越支持“台独”的看法，祖国大陆惠台政策台湾基层民众不买账等粗浅的说法，进而产生畏难情绪，认为两岸敌意依然顽固，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急剧冷冻，祖国大陆对台工作缺乏行之有效的抓手，反“台独”难度大，争取台湾民心难出效果。

　　涉台部门必须辩证看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从趋势、从工作方法、手段上下功夫，关键是既要有信心也要有方法。

　　一是祖国大陆对台工作大针方政正确、有效。尽管“台独”政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到台湾的执政权，看似台湾民意发生变化，但是台湾的选举政策买选票、看人投票的成分大。而且台湾民意似流水，轮流执政成为常态，民进党即使执政，同样无法改变其意识形态的困境，改变不了台湾经济与国际环境下的现实困境，改变不了他们无法处理两岸关系的制度性约束。台湾民众要求和平的民意将迫使民进党不敢公开“独”，这说明祖国大陆对台政策、做台湾人民工作有成效，也有机会。

　　二是祖国大陆立法反“独”促统初见成效。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反国家分裂法》，成为遏制台湾岛内各种“台独”冒进行径的重要利器，令民进党当局即使2016年赢得台湾地区的全面执政权，也不敢公然突破“法理台独”红线，这是过去12年来两岸关系虽经历陈水扁的“入联公投”“一边一国”，但仍未出现完全反转的法律保障。

　　三是正确理解与处理有形与无形抓手的辩证关系。过去30年，祖国大陆是台湾资金与人才流最集中的区域，反映了两岸交流交往的大趋势。2015年，70多万台湾白领(70%以上大专学历，40%年轻世代)远离大环境恶化的台湾(如薪资停涨、产业萎缩、经济低迷、蓝绿恶斗、竞争力下降、没有拼搏精神)，祖国大陆成为台湾白领赴外工作最集中的区域，高达42万人，比美国、东南亚高出整整3倍多。

　　四是牢固树立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人民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始终坚持两岸关系真正源动力在于人民，相信人民，发挥两岸人民的智慧，将两岸民众紧密地联系、融合在一起。因此，做对台工作，不存在没有抓手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抓手，如何运用抓手的问题。

　　4.走出美日外部因素中国大陆无法撼动的思想误区。

　　美日外部因素对两岸统一进程的干扰问题，不是过去30年新生的，追根溯源到一百多年前日本殖民台湾，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协防台湾使两岸分离状态相对固化，以及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与中国大陆建交后，美台、台日关系以非官方、非正式关系保留下来的特殊历史影响。

　　当然，过去20年，随着台湾分裂主义与分裂意识抬头，台美、台日非官方关系有所突破，如经常有“准同盟关系”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彼此的关系，但这种用语大多是台湾或者美日的议员使用，美国官方却慎之又慎，因为美国当政者明白，台湾问题不是台美或台日的双向问题，而是中美、中日之间的大问题。国际社会尚无主要国家敢从法理上挑战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红线或改变这一红线。因此，当下学界关心的台美、台日日益密切的关系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干扰，是相对于中美、中日刚建交时的状态而言的，而干扰强度的强弱，撇开我们对两岸急于统一的心理，必须有客观理性的认识。

　　确实，相对于30年前，美日对台湾内政的干涉有增无减，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发展的战略未变，而手腕、运用之方法更加多元，政府与国会演双簧的现象频频出现，如2017年9月18日，美国参众两院一致要求美国政府提出美舰停泊台湾港口可行性评估的议案；如2017年10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台湾旅行法》提案，要求美国官方全面解禁台美高层官员互访。但是放在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大格局下看待美台、台日关系，美日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干扰力度已有所减弱，而且祖国大陆应对台海危机的能力大大提升，特别是有能力主动管控台海危机，将美日对两岸关系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而这一切的不二法门，不是对手的仁慈，不是对手的犯错，而在于中国日益坚定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与持续提升的综合实力。因此，要放在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大格局、大战略高度，思考如何排除美日外部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干扰、对两岸统一进程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