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对中国“国家认同”低迷原因初探

　　一、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历史脉络梳理及现状

　　关于“国家认同”的定义学术界多有争论。萧高彦将“国家认同”界定为：“公民对其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之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机时愿意牺牲自我。”而江宜桦则从心理层面将“国家认同”定义为：“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简言之，国家认同是人对于国家或民族的归属感或认同感，这是种将国家和民族视为一凝聚整体的观念。

　　论及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就不得不梳理一下其历史脉络。自隋唐以降，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入闽使福建政经文教等社会各方面得到开发。但，闽地自古山多地少，素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著称。至宋代，福建的耕地日趋饱和，人均耕地面积的日益不足促使闽人浮海渡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同时，这也揭开了明清两代福建人大规模移民台湾的序幕。明末福建的颜思齐、郑芝龙等海商集团运送大批移民至台湾垦荒，及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带去大批兵民驻台更使得闽粤移民构成了台湾人的绝大多数。

　　这些祖国大陆移民在政治认知和身份认同方面，与祖国大陆汉文化社会生长下的百姓大体相同，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典故、民间轶闻均耳熟能详。早期的台湾移民，多半是为了生计才冒死去台，他们大多保留着浓厚的故乡记忆和眷念故土的情怀，并将这种华夏汉民的家国认知代代相传。

　　1895年甲午战后清政府割台，台湾人民为免于被割让，在丘逢甲的倡议下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嵩为领导人，建立“台湾民主国”誓死抗日，并改元“永清”（意为永戴圣清），国旗为制蓝地黄虎旗，与清朝的黄龙旗相呼应。虽然日据50年后半段的“皇民化运动”迫使许多台湾人用日语、起日本姓氏、皈依神道教，造成部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混乱，但大多数台湾人祖祖辈辈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皇民教育并未根本改变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和认知结构。即便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皇民”的台胞人数也不过是台湾人口的7%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急需台湾的支持，“皇民化”加速。但到1945年，“皇民”人数也仅占10%。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民众万人空巷至码头迎接祖国军队，这也表明了50年的殖民统治并未彻底改变台湾人民内心深处对祖国的“国家认同”。

　　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因统治的需要，国民党亟需表明其“正统性”，故而大力阐扬中华文化并灌输一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国民党统治的威权时代，台湾几乎不存在认同问题，大部分人都认可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加之当时的冷战背景，1970年以前，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于是，当时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观念牢不可破。

　　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这一系列的外交受挫，使台湾社会上下弥漫着“国际孤儿”的危机感。1972年，蒋经国提出“革新保台”，推行“十大建设”以及提拔台湾籍青年才俊等，一系列本土化政策使“台湾”图腾冉冉升起。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台湾民主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渐宽松的政治气氛也使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发生了巨大改变。国民党长期在台湾营造的大中华价值观随着威权体制的没落开始慢慢瓦解。尤其是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宪政”改革、“冻省”，使得“万年国代”在内的“中华民国”法统依据慢慢虚化。再加上李登辉、陈水扁时代推行更为明显的台湾化政策，使得台湾本土色彩日益鲜明，“大中国”认同日渐式微。

　　虽然在统“独”立场上，台湾人中“不统不独”的意见仍占多数，但从“国家认同”各种民调数据来看，当前台湾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度已滑落低谷。

　　二、台湾目前中国国家认同持续低迷的原因探讨

　　台湾民众对中国国家认同度持续走低，无疑会对两岸在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起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现状的成因非止一端，其中既有历史因素，也有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原因。

　　(一)两岸长期隔绝导致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国家认同”需要靠共有的历史记忆去维系。台湾自1895年割予日本后，便逐渐切断了与祖国大陆的政治统属关系，进入日据时代。祖国大陆则经历了推翻满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混战、“东北易帜”等一系列社会变迁。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但两岸短暂的统一被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所打断，祖国大陆和台湾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在冷战大背景之下，两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处于交集真空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的敌意和猜忌。一方面，祖国大陆在经历一系列政治动乱后，传统文化遭受浩劫，国民经济在低谷徘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长年不遗余力地宣传反共思想，对祖国大陆的报道极力负面化。这两方面因素的叠加，造成了台湾民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祖国大陆的印象都停留在“民不聊生”和“水深火热”上。

　　一个群体需要靠共同的记忆去凝聚，集体记忆越多越深刻，这种凝聚力也越大，反之亦然。两岸长期隔绝不通，加上政党出于自身统治需要相互间的诋毁与歪曲，不仅使两岸民众在历史记忆的交集上乏善可陈，更造成了两岸之间越来越深的隔阂和曲解。

　　(二)“中华民国”法统的丧失造成了台湾民众的认同混乱

　　国民党当局虽然在1949年后退据台湾，但“中国民国”仍长期占据联合国席位，1970年，“中华民国”尚有65个邦交国。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承认，台湾黯然退出联合国。1979年，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的身份在国际上渐渐失去认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已锐减到18个，集中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岛国以及非洲。台湾参加奥运会只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其运动员在夺冠后，也只能升“奥委会会旗”。

　　从国际角度上看，“台湾”或“中华民国”已名不正、言不顺。就台湾本岛而言，1949年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法统的名正言顺，保留了“省”这一行政级别。当时，台湾岛上有“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政府。省政府作为省一级行政机关，实际上权力几乎架空行政部门。如此一来，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台湾省”两级机构造成了叠床架屋式的资源浪费。当“反攻大陆”无望后，这样的行政划分显然已不再符合台湾现实的需要，1997年“国民大会”第四次修宪“冻结省级选举”。“台湾省”的冻结也进一步弱化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意像。

　　90年代，台湾经历了6次“宪政”改革，使“万年国会”在内的“中华民国”法统依据慢慢虚化。“万年国会”是台湾政坛的专属特殊用语，指“中华民国”在1947年施行“宪法”后，所选出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等中央民意代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这批代表长期占据政坛要职，党外人士讥评长期不改选的“国会”为“万年国会”。2000年4月，“国民大会”“三读”通过修“宪”案，“国民大会”从此走向虚级化，其职权转移至立法机构。

　　随着“国民大会”这“维系中华民国法统的最后一道阀门”走入历史等系列内务外事的巨变，“中华民国”的法统依据也逐步丧失，素以正统自居的国民党在台湾营造的大中华价值观亦随之受到削弱。“中华民国”在国际和本岛上法统的双重失落，一定程度上导致台湾民众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混乱。

　　(三)执政当局国家认同和政策的转向

　　蒋介石时代，为去除日本的影响，维护国民党当局本身的中国正统性，再加上蒋介石本人自诩以服膺和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国民党长期在台湾推行中国式教育，灌输大中国意识形态。如，1946年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普及普通话；1967年7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推出了“中华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标榜中国国民党是维护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与“文革”时期的祖国大陆分庭抗礼。

　　台湾当局在贯彻“中国国家主义”的同时，也极力排斥台湾本土意识。如台湾作家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2》中所描述：“台湾学生背大陆地理背得比自己住的台湾地理还熟，这也不意外，因为从小唱的歌曲里，几乎都是歌颂神州壮美，想念大陆家乡的歌曲，比如《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在台湾唱过这首歌的人，有90%以上故乡明明就是台湾，越唱越虚幻，反而是台湾民谣硬生生被禁止。”可以说，在两蒋时期，“中国意识”长期占据着政治正确的神圣制高点。

　　蒋经国时代，基于岛内外的现实因素，国民党政权逐渐转向本土化，到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执政当局的本土认同和政策日益凸显。因历史教育具有塑造人民“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功能，故而李登辉、陈水扁上台以后，开始有步骤地将台湾本土意识导入国民教育中，尤其在 1994 年、2002 年、2004 年分别进行了“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育大变动。通过一系列压缩中国历史、增加台湾史的教纲修订，逐渐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分离开来，并突出“台湾史”在教学内容中的主体地位。在文化教育上灌输台湾史就是“国史”的概念。小学课本里不再有背诵中国的城市河流等内容。

　　彼时，执政当局除了推行一系列“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的政策外，政治上也相继推出极富感染力的口号。1992年，李登辉提出“台湾生命共同体”概念，以唤醒人民重建共同体的共识。“台湾生命共同体”与彭明敏的“台湾国民主义”、谢长廷的“台湾岛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台湾所谓“主权国家”作理论准备。

　　马英九当政后，国民党也公开提出：“国民党一向主张不论是战后移民，或是战前移民、原住民，以及新住民，只要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命运共同体，本来就是一家人，也都是台湾人，没有我群、他群的分别。”总而言之，执政党自身从“中国人”认同到“台湾人”认同转向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增加了台湾民众对中国认同的离心倾向。

　　(四)两岸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有着迥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两岸有着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其说台湾民众不认同祖国大陆的政治制度，不如说台湾民众不认同祖国大陆政治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台湾人曾经历过一党体制下民权不张的历程，政治上白色恐怖的经历在台湾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当局罔顾民意，一味暴力镇压，酿成无数民众流血横尸，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试图抹杀民众对“二二八”的记忆，禁止对“二二八”的议论。50、60年代，在“戒严令”下，情报部门严厉控制着台湾社会。“在1949—1956年的十年间，因‘匪谍’‘叛乱’等罪名被逮捕者约五万人，其中一万人以上被定罪，约四千人被处死。”

　　从1949年雷震、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国民党高压管控下创办《自由中国》，宣传自由与民主“以挽救人心”，到70、80年代，美丽岛事件、民进党抢滩成立，再到9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台湾民众和威权体制抗争了数十年，故而很难认同祖国大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的改革任务下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主导的观念。

　　除了价值观外，不同的体制下台湾民众也有着和祖国大陆迥异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看，与其说台湾人认同台湾，不如说他认同的是一种民主制度与公民社会相融合的日常生活。生活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台湾民众，难以理解祖国大陆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也较难建立起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三、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一点看法

　　在当前两岸交流合作日趋紧密的大背景下，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不言而喻。当前台湾同胞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低迷是由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叠加沉淀而成，牵扯广泛，非一朝而能扭转。价值观、社会制度上的种种矛盾更需要朝野上下以极大的耐心和同理心去化解。需知，人的群体归属感并不能单纯靠威压来改变，更需依靠内心的诚意来建立。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如果把对一个政权实体的认同与涉及文化血缘观念的民族认同区分开来，多数台湾人对“中华民族”还是持认同态度的。两岸同种同文，就拿语言来说，台湾绝大多数人说的是通称为“福佬话”的闽南话。据厦门大学周长楫教授研究，台湾闽南话与福建闽南话在语言上的差别，主要是它的“漳泉滥”现象(“漳泉滥”指漳州和泉州的移民到了台湾后混居造成的两种口音的混杂)，而不是新语音的出现。

　　除了传统历史文化外，台湾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都可追根溯源到祖国大陆。台湾的民间信仰多由福建、广东传入。许多台湾庙宇的祖庙都在祖国大陆，例如观音信仰的祖庙在晋江的龙山寺，台湾关帝的祖庙是泉州的关帝庙及东山关帝庙，清水祖师的祖庙在安溪清水岩，开漳圣王的祖庙是漳州的北庙，台湾城隍信仰的祖庙有安溪城隍庙、福州城隍庙等。近30年来，不计其数的台湾民众到祖国大陆祖庙寻根，民间信仰在两岸交流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历史、语言、文字、宗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是超越时空、国族、政治为两岸民众所共同认可的。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是两岸民众走向互相信任和理解的一个很大的向心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台湾年轻世代的价值认同主导着未来台湾民众认同取向的大趋势。如何在年轻群体心中构建新的认同，对当下两岸关系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除深化经贸合作培植共有利益，鼓励青年学子在祖国大陆创业，让年轻一代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外，发展两岸青年教育文化交流也不失为一可行途径，如近年来以青年世代为主力，两岸合办的一年一度“海峡汉服文化节”，两岸多家汉服社团、汉服研究和设计机构及对传统文化报有共同热忱的青年汉服爱好者们通过活动展示了华夏衣冠之美的独特魅力。其中带有浓郁闽台特色的金门鼓阵表演、油纸伞制作、粉线雕等传统技艺交流也大大拉近了闽台在文化认同上的距离。

　　尽管两岸的交流合作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群体的认同取向，但从长远来看，通过长期的群际沟通可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误解和疏离感。从文化和增进青年交流方面加强“两岸一家亲”的认同感，去构建共有的社会记忆，从而缓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造成的对立和不认同是当下两岸官民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