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小民主与大民粹(上)

　　如果说“台湾奇迹”曾经是台湾民众最津津乐道的经济成就，民主无疑是当今台湾民众最引以为傲的政治成就。在台湾，民众不仅享有言论、结社、组党等自由，而且可以参加各种选举活动，把选票投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可以参加各种游行示威活动表达诉求，也可以向遍布各地的民意代表服务处或媒体反映问题，寻求支持或解决……乍看上去，台湾民主在华人世界独具魅力，然而只要以理性的眼光审视便可发现，台湾其实没有民主，充其量只有小民主，更多的是大民粹。

　　一、民主制度徒有虚名

　　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三大基石，美国堪称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代表，台湾民主化的方向、性质和进程历来唯美国马首是瞻，既受其深刻影响，又与之迥然不同。

　　(一)议会制度遭到人为扭曲。代议制民主应当遵循人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人民通过代议机关行使公权力，代议机关必须遵循严肃的议事规则，少数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相结合，代议民主并不排斥直接民主等基本原则。不幸的是，代议制民主在台湾沦为个别政党谋取私利、损害民众利益的工具。

　　一是议事效率极低。立法机构审查争议法案时，代表不同政党的民意代表不管法案是否有利于民众利益，往往政治立场先入为主，只分蓝绿，不问是非，处于攻势的一方往往为反对而反对，采取激烈抗争方式进行抵制。在立法机构党团中，民进党等“独”派党团可谓独树一帜，由于早期席次较少，党籍民意代表常常打着“捍卫选民利益”的旗号，频繁抵制议事，每逢审查重大法案就挑起冲突，出现互相谩骂甚至肢体冲突的场景，这股歪风一直延续至今，议事效率极其低下。资料显示，2012年上半年，立法机构本来需审议大量法案，由于民进党民意代表一再阻挠议事，致使立法机构休会时，待审法案多达300多个。2017年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李俊俋在脸书(Facebook)分享过一件“趣事”：立法机构休会期间，自己好不容易可以在家吃饭，孩子放学回家看到自己，竟问“你失业了吗？不用去打架了吗？怎么可以在家吃饭？”众所周知，立法机构本该是立法和议事的神圣殿堂，每年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却沦为不同政治势力的角斗场，污言秽语、拳打脚踢司空见惯，打打闹闹成为家常便饭，既没有为社会立良法、立善法，也没有为民众谋实事、议实事，许多事关台湾经济和民生福祉的重要法案被束之高阁，这算是哪门子议会民主？

　　二是专业素养极差。民意代表人数众多，但绝大多数缺少应有的专业素养，无论是讨论法案、审查预算，还是质询官员、辩论议题，通常不是秉持专业立场进行严谨负责任的讨论、听证或辩论，而是政治凌驾专业，以各种怪诞言行、无知想象和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尽情挥洒无知者无畏的激情。为提高议事品质与效率，2005年立法机构民意代表数量从225名减至113名，十多年过去了，议事品质和效率未见任何提升，反而凸显民意代表素质低下。2015年4月，“台联党”民意代表以抗议M503航线和亚投行为由，强占主席台，扯坏麦克风，而当天排定的议程与所抵制议题毫无关系。2017年4月，民进党民意代表吴焜裕质询时完全脱离技术与专业知识，竟然问“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武器在科幻片中是哪一等级，要求科技部门进行机器战士、核能潜舰、无人战机、迷你军队等防务基础科技研究，甚至追问有没有镭射枪。岛内电力供应紧张，少子化问题突出，过去高喊“用爱发电”的民进党当局束手无策，民进党民意代表林静仪脑洞大开，在与环保部门负责人询答时，建议当局晚上10点后限电，既能省电，又能增加生育，此番高见被网友戏称为“用爱发电、做爱省电”。民意代表不务正业，要么成天歹戏拖棚，吵吵嚷嚷，要么打架斗殴，上演一幕幕闹剧，让全世界看笑话，这是什么品质的民主？

　　三是议事规则极乱。立法机构本应遵循严肃的议事规则，少数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主事者却将其完全抛在一边，任意改变游戏规则。王金平担任立法机构负责人长达17年，曾被冠以“政坛长青树，‘立委’不倒翁”，一度把手中权力玩到极致。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国民党在立法机构占有3/4席次，陈水扁为了让一些法案能通过，指示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与王金平私下沟通，很快就推出凌驾于专业“委员会”之上的政党协商制度，立法机构具体选择哪一项法案优先审议、法案能否通过，均需经党团协商，实由王金平与柯建铭主导。在此规则下，朝野政党无论是希望通过或者阻拦任何一项法案，都有求于王金平，于是王金平施展调和鼎鼐功夫，左右逢源，权倾一时。马英九主政时期，国民党表面上“完全执政”，实为行政机构单打独斗，王金平为了个人私利，继续大搞密室政治，对当局的政见法案常常以党团协商不成为由，迟迟不予交付表决，对于民进党民意代表暴力抵制，也拒绝动用警察权，造成“多数服从少数”，一些重大法案无法通过，成为行政当局施政的最大掣肘。为此，前监察部门负责人王建煊痛批立法机构是“腐败的民主”。2016年民进党完全执政，苏嘉全受蔡英文力挺，成为立法机构龙头老大，他只听蔡英文的意见，利用党籍民意代表席次优势，完全不考虑保护少数，不再进行协商，也不怕国民党毫无斗志的抵制，强行表决民进党版议案，这是哪个政党的民主？

　　四是公器私用频仍。台湾是个典型的人情社会，民意代表似乎更看重人情，更深谙人情世故，特别是区域民意代表，普遍擅长利用民意代表身份和各种人脉、金脉进行利益交换，大搞“人情政治”，小到病床、兵役关切及调动、监狱探监增见，大到官司、罚单，都可以找关系、走后门。民意代表的威力早已全台知晓，立法机构也被戏称为“‘乔’家大院”，有的民意代表经常缺席立法机构会议，热衷于勤跑红白帖，与选民博感情，帮人“乔”事，利用公家资源施以小恩小惠，以此换取地方选票。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每到选举之时，受到民意代表好处的选民通常会把选票投给对方，很多人还会主动为其拉票，可谓各取所需。当然，毕竟选民人数太多，民意代表不可能帮每个选民“乔”事，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好处或方便。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显然不公平。王金平历来与各方势力交好，当年“乔”事的功夫更是登峰造极，其中被公开曝光且最具影响的事件是他为柯建铭的官司关说。曾几何时，王金平利用各种头衔和资源“广结善缘”，在岛内政坛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王系人马。柯建铭公开形容王金平是整合者，也是资源分配者，任何人找他，他都愿意帮忙，没有蓝绿之分(准确地说，柯建铭所说的“任何人”也仅限于“王家军”圈子里的人以及能与之扯上关系的极少数人，普通民众压根儿没有机会找到他)。这些民意代表利用公家资源送人情，为少数人赚足面子和里子，伤害的却是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这是哪些人的民主？

　　(二)选举制度被简化为拼选战。以前台湾选举过于频繁，每年都有各种选举活动，每次至少消耗数十亿元新台币社会资源，劳民伤财，而且选举歪招迭出，绑桩、固桩动作频频，骗票、跳票现象极其普遍，饱受社会诟病。时至今日，这种格调低下的选战之风依然没有改观。

　　一是选举烂招太多。为了赢得选举，民进党一再颠倒是非，不断散布各种谎言，误导和蒙蔽民众，左右选情。从1998年谢长廷与吴敦义竞选高雄市市长炮制的“绯闻录音带”，到2004年陈水扁与连战大选对决投票前一天莫名其妙的“两颗子弹”，再到2006年陈菊与黄俊英竞选高雄市市长散布的“走路工事件”，民进党一次又一次以恶劣手法抹黄、抹黑、抹红对手，一次次胜选。林义雄曾被称为民进党“圣人”，他于2006年退党并发表公开信指出，近年来台湾的选举，民进党公职人员伙同候选人一起批评痛骂，甚至诬蔑其他政党及其候选人，并无理性的政策辩论。蔡英文是民进党内当之无愧的说谎高手，“说谎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了”。翻开她的历次演讲稿，梦想何其伟大，语言何其优美，然而看看她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选民才恍然大悟，她的承诺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谎言，她当初百般讨好年轻族群和劳工群体，承诺实践世代正义、解决年轻人低薪问题，声称劳工是她“心中最软的一块”，原来全是骗票伎俩。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民主选举就是比拼谁更会造假，谁更会骗人？

　　二是政客除了选举，其他什么都不会。在现行选举制度下，往往是那些卑劣无耻的政客更擅长选举，擅长骗术的人更易胜选。陈水扁堪称民进党内选举天才，当年两次靠选举上台，置民众利益于不顾，醉心于拼口水、谋私利，执政8年不但无能，而且贪腐。第一个4年表现太烂，第二个4年烂透，让台湾付出沉重代价，使民众蒙受巨大损失。陈水扁竞选连任后，副领导人吕秀莲一语道破天机：“如果到处演讲，跟大家握握手、微微笑，这样就可以拐到选票，可以当选的话，真的很厉害，没想到，We made it(我们办到了)！我们真的是靠一张嘴，把政权拿来的。”蔡英文赢得大选之后，在缺乏可行性评估和计划的情况下，贸然推出“前瞻计划”，狂砸8000亿元新台币为民进党籍县市长选举绑桩，而弥补年金亏损总共只需800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却大搞年金改革，闹得鸡犬不宁，难道这些是民主选举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是选举制度改革难见成效。为减少选务经费，降低社会成本，2014年台湾推出“九合一”选举，将“六都”市长、市议员，各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市民代表，村里长，山地原住民区长、区民代表选举合并进行，涉及11130名公职人员，民进党继续打着“爱台湾”“转型正义”等旗号行骗，结果民进党大胜，国民党大败，仅“六都”就失去台北、台中、桃园“三都”。现在回头看，在选民4年前投票选出的政治人物中，不乏人格卑劣、价值错乱之人，特别是绿营执政县市，大多数施政不佳，难道这是民主选举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福音？

　　(三)政党制度摆不平政党恶斗。政党制度是对政党政治活动作出的规范，集中表现为政党执政、参政方式和党际关系。1987年台湾开放党禁之后，岛内进入政党政治时代，迅速形成组党热潮，但政党制度很不完善，民众组党门槛很低，目前政党总数超过330个，多数小党并未正常运作，主要政党则长期陷于恶斗，毫无良性竞争可言，政党执政、参政方式和党际关系存在诸多弊病，造成经济停滞、民众受害。

　　一是政党本性难以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民进党、国民党作为岛内主要政党，数十年来都是如此。民进党靠政治斗争起家，其核心成员以律师、媒体人、地方乡绅、非政府组织(NGO)干部为主(早期还有社运人士)，最大特点是擅长操弄选举和政治斗争，无力发展经济，在野时豪言壮语，不断散布各种谎言，愚惑民众，制造政党冲突，煽动社会仇恨，成功骗取选票上台后，搞的还是政治斗争那一套。当年陈水扁施政无能，造成产业停滞、民生凋敝、社会空转，为转移焦点，不断重复“爱台湾”“转型正义”“拼民主”“拼经济”等口号，不断抨击当年的“二二八”，渲染祖国大陆政治打压和军事威胁，以此欺骗和恐吓民众，把民进党包装成一个民主、正义、敢于对抗“共匪”的强势政党，骗取民众支持，使不明真相者心甘情愿紧随其后。蔡英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台前污蔑对手无能、卖台，上台后没有能力和人才发展经济，却变本加厉搞政治斗争，不仅与国民党斗，与军公教斗，与劳工团体斗，而且幻想跟祖国大陆斗，结果斗乱了台湾社会，斗垮了台湾经济，斗掉了民生福祉，斗小了“国际空间”，斗高了“武统”风险。国民党靠武装斗争起家，执政后只想守住自己的摊子，最大特点是谨守中庸之道，缺乏凝聚力和集体进取心，早年在祖国大陆的武装各自为政，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缺少相互支持和积极策应，最后被共产党赶出祖国大陆。败守台湾后痛定思痛，大力发展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在政治斗争方面还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一直被“独”派势力追着打，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直言，台湾没有蓝绿恶斗，只有蓝被绿斗、民进党乱斗；国民党执政时，好的政策被民进党抵制，如今民进党执政，还是斗国民党、军公教，斗不支持他们的民众。民进党不学好，国民党不争气，这样的政党竞争难道能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

　　二是第三力量难成气候。根据艾普罗民调公司5月民调，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国民党的满意度分别只有18.3%、17.3%，对两党不满意度均高达59.9%，82.3%认为蓝绿对立严重，77.2%认为已严重撕裂社会，60.7%希望能形成超越蓝绿的第三力量。现实问题是，第三力量不仅力量分散，无法赢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无力主导政党政治，而且人才匮乏，无力堪当发展重任，况且绝大多数第三力量政治色彩同样浓厚，有的甚至更为偏激，多数民众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寄托在第三力量身上，这样的政治诉求岂不是天方夜谭？

　　三是经济日益边缘化。这是政党恶斗的必然恶果。1986年民进党横空出世以来，台湾经济就每况愈下。根据世界银行和台湾当局公布的数据，1960-1985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较快，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5.4%，与全球、韩国、香港、新加坡同期增速相比，分别高出6.1、1.4、1.3、1.3个百分点；1986-2015年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年均名义增速降至7.3%，仅比全球同期增速高1.3个百分点，比韩国、香港、新加坡同期增速分别低1.7、0.2、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民进党在岛内不停地折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台湾经济造成的伤害非同小可。如果说国民党是烂苹果，民进党则是毒苹果，烂苹果对毒苹果，这样的政党制度有何值得称道之处？

　　二、权力制衡形同虚设

　　三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相对独立，互不统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这有助于通过权力相互制衡，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同时也存在权力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台湾政治体制脱胎于美国政治制度，名义上遵循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构想，实际上空有其表，基本照搬三权分立架构，具体运作乱象纷呈，权力滥用、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更为突出。

　　(一)立法机构不干正事。陈水扁主政时期，国民党在立法机构占多数席位，尽管王金平与柯建铭暗通款曲，想方设法为绿营的某些法案放水，但大多数民意代表与国民党中央基本保持一致，成功挡下一些不该通过的法案，对制衡民进党当局违法乱政、防止“台独”暴走起到一定作用，干了一些正事。

　　马英九主政时期，王金平凭借长期积累的金脉和人脉已经坐大，成为国民党内最大派系，两人此前竞选党主席时结下心结，对于当局主导的众多法案，王金平惯以政党协商不成、民进党民意代表抵制为由，明里暗里从中作梗，仅勉强通过部分法案。“关说案”后马英九与王金平的关系跌至冰点，王金平在立法机构没有再干任何正事。许多重要法案久拖不决，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无法通过，严重影响施政效率，拖累当局政绩。

　　蔡英文上台以来，苏嘉全遵照其旨意，利用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席位优势，强行通过一系列针对特定政党、特定群体和人员的争议性法案，诸如出台“不当党产条例”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劳基法”，形成一部部“恶法”，徒增社会矛盾和冲突，严重损害民众福祉。部分国民党民意代表曾经效仿民进党进行暴力杯葛，希望把这些“恶法”挡下来，无奈天生缺乏悍匪或泼妇的狠劲与坚持，经过几番毫无攻击力的较量，均败下阵来，很快就死了心，这是民主进步，还是民主退步？

　　(二)司法机构也干坏事。台湾司法界不乏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但总体上看，司法公正性颇受质疑。中正大学历次民调结果显示，民众对司法公信力观感普遍不佳，对法官的信任度竟然低于算命的，其中，对法院审理案件抱持质疑态度的高达80%左右，对检察官办案公正性质疑保持在75%左右。透过以下两个典型案例，足以看出台湾司法不公的离奇程度。

　　第一个案例是陈水扁全台趴趴走。陈水扁作为岛内外尽人皆知的贪污犯，服刑期间因“病情严重”获准保外就医，据称脑部萎缩，有漏尿、口吃、手抖、步态不稳等症状，平时得坐在轮椅上，靠手杖才能勉强行走。出狱后迅速恢复健康，多次被媒体和民众拍到甩开手杖健步如飞，甚至边走边玩手机，看不出手有抖动不稳情形。近两年他不仅应邀参加蔡英文就职宴会，还经常在脸书粉丝页“新勇哥物语”发文评论时事，频繁参加各种公开活动，甚至为其子站台辅选，发表“重大感言”，完全不顾狱方的“四不”禁令(不许上台、不许演讲、不许谈政治、不许受访)。一个被判重罪且处于服刑期的罪犯，竟然如此风光、如此高调、如此自由，岂不堪称当今世界之最和新的“台湾奇迹”？

　　第二个案例是马英九官司缠身。马英九卸任后经常疲于应诉或接受讯问，卷入官司20多件，有的案情极其荒唐可笑。比如，王金平为柯建铭的官司关说，有检调部门录音为证，柯建铭未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反而控告马英九“教唆”检察部门负责人“泄密”。有绿营人士再次提告“三中案”(所谓国民党贱卖中影、中广、中视案，特侦组对此历经长达8年侦查，已于2014年做出“查无不法事证”宣布全案侦结)，马英九于2017年11月曾被台北地检署首次传讯，9时至23时30分接受“马拉松侦讯”。事后台北地检署的解释是，“将重要案情一次究明，免其多次奔波之苦”。不料，2018年4月马英九又因同一案件两次遭到传讯，面对数小时庭讯，马英九全程行使缄默权。作为李登辉时期担任过法务部门负责人，并重拳打击“黑金政治”的马英九，或许开始对司法失去信心。

　　陈水扁与马英九，一个有罪在身，却逍遥法外，享受司法特殊照顾，另一个清廉自持，却被司法一路追杀，岂不让人怀疑时空错乱？政治势力如此影响(或明目张胆介入)司法，这是公平正义，还是司法黑暗？

　　(三)行政机构干不成事。民进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陈水扁当年贪腐无能，又没有人才可用(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游锡堃被称为“四大天王”，只会说干话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竟被当作“明日之星”)，干不成事是必然的。陈水扁在位8年，大搞政治斗争，制造两岸冲突，闹得岛内鸡飞狗跳，两岸关系紧张。当时世界经济增势强劲，全球生产总值由32.3万亿美元增至57.6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速7.5%，而同期台湾地区生产总值仅由2990亿美元增至3931亿美元，年均增速3.5%，比全球平均增速低4个百分点(1961-1987年“两蒋”时期，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名义增速16.3%，比全球平均增速高6.5个百分点；即使1988-1999年李登辉时期，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名义增速也有9.3%，比全球平均增速高3.8个百分点)。

　　马英九追求蓝绿和解与两岸和平，但上台之初就遭遇美国次贷危机肆虐全球，很快又爆发欧债危机，世界经济跌入低谷，直接冲击台湾经济。加之党外有“独”派闹事，党内有人掣肘，很多事不好干，纵有鸿鹄之志，也无回天之力，在磕磕碰碰中干了8年后黯然下台，只是扭转了台湾经济增速过低的窘境。2008-2015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名义增速3.7%，比全球平均增速高0.6个百分点。

　　蔡英文上台以来，打着“转型正义”的幌子，大行“转型邪恶”之事，岛内遍地狼烟，“一例一休”、年金改革、“司法改革”、先“卡管(台湾大学当选校长管中闵)”后“拔管”……这些远非权力傲慢，而是权力滥用。根据台湾当局、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2016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4%，比全球经济增速(约2.4%)低1个百分点；2017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增速2.86%，低于全球经济增速(约3%)和香港、韩国、新加坡经济增速(均超过3%)。有岛内媒体直言，即使蔡英文上台后什么都不做，说不定台湾都不会比现在更糟。由此看来，民进党上台后干不成事没关系，少干坏事就算好事，这是民主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