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结构性困境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从不同角度看民进党，有许多不同的结构性特征，也有许多结构性问题。其中，最大的结构性问题莫过于立党之基建立在无法实现的“台独”谎言上。这一结构性问题随着两岸实力对比差距越拉越大，正成为限制民进党发展的主要结构性困境。而面对此一困境，民进党基本上没有自省的能力，只是一味采取技术性手段以拖待变，期望在“中美博弈”的缝隙中寻求突破的机会，在岛内则冀望以意识形态的持续灌输，培养大批“天然独”作为继续与祖国大陆对抗的资本。这种技术性应对的思路与方法，决定其在面对两岸关系时无法承认“九二共识”，而只能讲“维持现状”，在操作层面更是限制与防范两岸交流。然而，台湾是绕不开祖国大陆的，随着祖国大陆世界影响力持续增长，台湾当局弱化与祖国大陆连结的努力实际上是限制了台湾生产发展的格局，也限制了民进党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一旦随着情势变化，技术性手段开始失灵，结构性问题就会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并带来更多新问题、新挑战。近期，随着民进党执政一段时间后累积出新的矛盾，让原来的一套技术性手段失灵，其负面效应开始集中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结构性困境导致蔡英文当局无力解决台湾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民进党漠视自身结构性困境的做法，实质上是拖累台湾社会的整体发展，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这种拖累集中体现在政策方向的错误上。台湾经济社会已经过了加工制造阶段，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拓展市场，尤其是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的祖国大陆市场。台湾的优势是第三产业，最有利于台湾转型升级的恰恰是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又偏偏被民进党与其培养的外围青年“台独”分子所阻挠。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这种转型升级的阶段性需求仍然存在，但民进党漠视“九二共识”，将台湾越来越排挤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之外，让台湾产业竞争优势一点一点失去。可以说，错过祖国大陆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的历史机遇，就错过了台湾社会发展升级的历史机遇。民进党作茧自缚的错误政策，将使台湾人民欠下历史性巨额债务，而且这种后果却是包括不赞成民进党政策的所有台湾人民必须共同承担的现实损失。

　　在民进党各种方向性错误中，最明显的莫过于错失“一带一路”发展机会，将大把精力用在“新南向”上。“新南向政策”一开始只是一个蔡英文当局用来标榜政绩的噱头，成与不成蔡英文当局都不会亏本。因为厂商布局东南亚本来是民间的市场行为，不少厂商还趁着祖国大陆大搞“一带一路”建设所造就的区域合作空间和稳定市场环境，做着与祖国大陆厂商共生发展的生意。近来，“新南向政策”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浓厚，蔡英文当局出台系列政策强化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不少政策看起来还蛮用力。如：出台“强化与东盟及南亚国家合作交流以个别学校办理之计划申请及经费使用原则”规定，开设的专题研讨班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的政府官员、学校行政主管(包括高中职教师)、或企业中高阶主管人员学员数达到全班人数之三分之一；或者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印度、泰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文莱、老挝、柬埔寨、不丹等国政府官员、学校行政主管(包括高中职教师)、或企业中高阶主管人员学员数达到5人”，就可以向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经费补助。办法还特别设置针对印度的招生补助，规定“博士阶段学位班或双联学位班者只要招收10名印度人就可以领取补助”，且对于这些招收的东南亚国家学生还要“规划学生毕业后于台湾或当地的就业辅导计划”。而与之相对应的陆生，对台湾的经济贡献最大，却在民进党上台后遭遇更加严重的歧视，甚至连校外实习都不允许。可见，蔡英文当局为了政治需要，不惜“赔了买卖赚吆喝”，在敌视祖国大陆的同时，自绝于祖国大陆人民，同时也损害台湾人民的切身利益。与“新南向政策”花钱不讨好相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比如旅游行业，蔡英文当局为了旅游人数的数字好看，不惜花钱补助大批东南亚外劳逛夜市，却不及祖国大陆人消费的零头。虽然数字是勉强保住了，但旅游业寒冬却让无数台湾家庭生活切切实实地倒退。

　　二、无法面对结构性困境加速民进党执政失败

　　由于民进党是以民粹加哄骗的方式获取政权的，在其全面执政后，就面临当家难的问题。由于无法解决其结构性困境，就无法做大台湾整体的经济与社会蛋糕，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而且往往是拆了墙补不上去，最终两面不讨好。这种例子在民进党上台后数不胜数，包括在台下的时候高喊劳工权益，上台后企图在劳工与企业中两面讨好，却因为利益调整不当落下两边不讨好的下场，结果让劳工群体最为不满。在争议性很高的“同婚”问题上一方面高喊平权，但当争议越闹越大以后，民进党反而退缩不敢表态。其中，最体现民进党价值错乱的是反核电的政策拐弯过程。“反核”与“环保”一直是民进党所谓的核心价值，民进党上台后就将最先进的“核四”花大价钱封存不用，但是在电力不足产生的各种社会压力下，民进党当局又一度考虑启用老旧的核一、核二，但这样又让传统民进党支持者不爽。在选民压力下，民进党当局只能依靠火力发电维持频频拉警报的电力供应，结果搞出大面积空气污染，还通过环评企图启用新北深奥火力发电厂，让支持环保的民进党支持者大为不满，陷入执政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民进党二元结构难以继续掩饰其结构性困境

　　民进党在上台前之所以能够以技术性手段暂时回避结构性困境的关键，是淡化民进党的两岸立场，让蔡英文扮演“理性中道会沟通”的角色，让大量对马英九执政不满的中间及蓝营选民麻痹，一度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好前景是理所当然的，从而放任了民进党坐大，实现首次全面执政。民进党上台后，内部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在“独”派推动下，各主要派系均极力表明自己才是意识形态的正统传承。蔡英文虽然仍然是党内绝对权威，但在内外压力下，其标榜的中间路线越来越走不下去，于是被迫让赖清德出任行政部门负责人，形成民进党的二元权力结构。赖清德高举“台独”旗帜，呼应党内基本教义派，蔡英文则继续保留进退空间。然而，随着蔡英文当局执政的失败，以及党内权力斗争白热化，这种二元结构难以掩盖民进党的结构性困境。蔡英文在丧失中间及浅蓝选民信任后，其党内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反而有被赖清德及“台独基本教义派”推着走的趋势。这种趋势越明显，民进党的结构性困境越凸出，也就让民进党执政的代表性越来越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断削弱，年底选举所面临的危机正在持续加速累积。与之相对应的是，蔡英文的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最明显的莫过于台北市市长选举提名争议，蔡英文的利益与民进党内各派系的利益并不一致，对蔡英文最有利的是支持柯文哲连任，确保国民党无法取得台北的同时将柯文哲锁在台北。但是，对民进党各派系而言，让自己派系的人出头才是最重要的，与柯文哲相对中间的路线做出区隔才有最大可能吸取票源。于是，蔡英文在党内压力下，让柯文哲做出妥协，重新诠释“两岸一家亲”，甚至主动“道歉”。然而，民进党的二元结构决定了柯文哲的妥协是吃力不讨好的白搭行为，不但民进党内强化了不接受柯文哲的事实，反而让柯文哲陷入两面不是人的境地，最新民调已经输给国民党籍台北市市长候选人丁守中。这个事例充分说明，民进党企图以技术性手段掩饰结构性困境的做法难以维系，甚至会将其他看起来走中间路线的“亲绿”势力拉下水。

　　四、错误应对结构性困境引发威权复辟疑虑

　　民进党应对结构性困境的办法是强化绿色意识形态，并且不择手段、不顾正当程序，打压国民党乃至破坏社会自主空间。在民进党看来，只要打趴国民党，让国民党永远站不起来，民进党就能永续执政。然而，台湾的选举政治决定了民进党的做法是适得其反的，其对军公教群体、对地方派系等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持续打击，反而让尚且处于转型之中、缺乏有效团结的国民党，在反对蔡英文当局继续执政上有了空前的共识。这种急于扩张自身基本盘的做法，在赖清德上台后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但效果却适得其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找遍“莫须有”的理由强行“拔掉”台湾大学候任校长管中闵，引发台湾大学师生乃至整个中产阶级对蔡英文当局威权复辟的疑虑。今年各种民调显示，曾经被蔡英文当局视为最大本钱的40岁以下青年族群，正越来越由“天然独”成为“天然反”。当他们看到曾经的许诺逐一破灭，未来前景依然渺茫，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屡屡成为各年龄层之首，维持在六成以上。这无疑是民进党以谎言应对结构性困境的戏剧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