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中的华侨

　　中国人侨居国外，古已有之，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华侨无论走到哪里，始终没有丢掉中华民族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紧密相连，一方面热切期望祖国繁荣强盛，一方面热情支持祖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华侨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而辛亥革命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首先从海外华侨中组织发动起来，广大华侨积极支持这次革命斗争，最终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一是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1905年8月，他又在日本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三民主义”。很快,世界各地华侨就团结在孙中山的旗帜下。首批加入兴中会的20多人全部是华侨，其中绝大多数是广东籍华侨。到同盟会成立前夕,“兴中会”会员发展到300多人，其中来历清楚的279人中海外华侨有219人，占78%。同盟会成立后在南洋、欧洲、美洲等地设有支部，成员大部分是华侨。由于环境的缘故，同盟会在国内无法进行公开活动，但在海外华侨中却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在华侨聚居的南洋，工作进展迅速。到1908年，南洋有同盟会分会通讯处100多个。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便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1910年，同盟会在旧金山成立美洲支部，不久美国西部组织了15个分会。这一时期，欧洲、拉丁美洲、南美洲各地也相继建立起同盟会组织。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同盟会已在世界各地建立总会和分会近80个，会员约3000人。可谓“凡华侨所到之地，即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有些华侨还特地回国发展同盟会组织，如同盟会在厦门的机构就是由华侨发起组建的。这些组织的建立，聚集起巨大的革命力量。

　　二是积极制造革命舆论，宣传革命思想。为了启迪民智，消除康、梁保皇派的影响，孙中山依靠华侨积极分子创办报刊，出版革命书籍，开展爱国救亡宣传工作。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出资创办报刊宣传革命道理，遍及东南亚、日本、美洲等地。辛亥革命前，仅南洋华侨办的书报就有好几百种。同盟会许多著名文人，都曾在海外革命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是当时宣传革命的代表作。

　　美洲和南洋各地还设立书报社宣传革命，著名的有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马来亚霹雳的“益智书报社”，曼谷的“振兴阅书报社”，缅甸的“觉民阅书报社”等。到中华民国成立前夕，仅英属各埠书报社就有“百数十处”。书报社内陈列的多是各地同盟会主办的华文报刊，有些书报社还举行讲演会以唤醒民心，开通民智，促进海外华侨的觉醒。

　　参加革命的华侨还向国内同胞宣传革命。新加坡华侨把邹容所著的《革命军》翻印了2万多册，改名为《图存篇》，除了向华侨散发，还寄给国内各省、府、州、县官绅，甚至包括北京翰林院与总理衙门。婆罗门洲华侨黄乃裳曾携带《革命军》5000册回国散发。美洲《中西日报》编辑部也印发《革命军》1.1万册。

　　三是慷慨解囊捐资筹款，在经济上竭力支持革命。兴中会成立时，华侨孙眉自愿“售其牛牲一部分，以充义饷”。随孙中山回国起义的邓荫南，临走时把自己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售，用来充当起义军费。随着革命的进展，孙中山筹划了一系列起义，起义所需费用绝大部分也是华侨捐赠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几次起义就得到华侨捐助20万元。1911年孙中山发动黄花岗之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华侨捐款达18.7万元。

　　武昌起义后4个月内，各地华侨向国内汇款238万港元，其中东南亚华侨汇款87万多元。辛亥一年，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达五六百万元”。这些款项是各地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物质保障。

　　四是踊跃参加武装起义，英勇作战。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直接或间接领导发动十多次武装起义，无役不有华侨参加。1895年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参加者有跟随其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子等华侨。1907年，孙中山在粤、桂、滇发动的几次起义，也有不少华侨参加。其中，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是新加坡华侨邓子喻指挥，这两次起义都以华侨为主要力量。1911年参加黄花岗之役的华侨有500多人，72烈士中有据可查的华侨就占31人。武昌起义成功后，华侨陆续集合香港，组织敢死队、炸弹队回国参加光复各地的武装斗争。华侨“自备川资回国从戎”，“前后相望于道”。在很短时间内，仅马来西亚就有2000多人回国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中，华侨贡献甚巨，因此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有功于革命”。

　　华侨与抗日战争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千百万海外华侨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一支强大力量。这是继辛亥革命后，广大华侨掀起的又一次爱国主义高潮。

　　宣传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华侨纷纷创办报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以便争取更多国 际正义力量的支持。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华侨报刊有84种，至1941年底达135种，是华侨报刊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其中声势和影响较为突出的是东南亚各地华侨所办报刊。这些报刊及时报道了祖国抗战的情况，激发广大华侨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战行列中，也在国际上为祖国抗战争取到更多援助。

　　此外，海外华侨还组织各种宣传队深入侨胞宣传。戏剧方面，歌颂祖国抗战的文艺团体不断涌现，救亡歌曲、剧本广为流传。据统计，至1940年世界各地有侨办电影院、戏剧院、戏剧社97个。文学方面，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相继发表。有学者认为，1937—1942年的抗战文学运动，是马来华侨文学运动史上最热闹、最壮阔的一场文学运动。

　　组织救亡团体。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各地华侨自发成立众多抗日救亡团体。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截至1940年，海外华侨组织大型救国团体649个；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各类华侨社团，其中900多个专门从事抗战工作。

　　1937年8月15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两天后，南洋800万华侨代表召开侨民大会，陈嘉庚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9月，菲律宾的福建侨胞组织“福建救济会”，马来亚各地华侨也组织筹赈会。1938年10月，为了统一募捐和其他救亡活动，南洋华侨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关，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各地分支机构日益增多：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有20个筹赈分会，缅甸、泰国、越南、菲律宾有30个分支机构，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和西婆罗洲有35个筹赈单位。另有间接接受南侨总会领导的其他筹赈机构。南洋华侨如此广泛地组织起来是史无前例的。

　　在其他各大洲，华侨救亡组织亦相继成立。在欧洲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40多个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在美洲，有美国东部的“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由54个侨团组成的“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有美国中西部有“芝加哥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在非洲和大洋洲，也有20多个华侨救亡组织。

　　这些抗日救亡团体担负起筹赈、宣传、组织华侨回国服务等，海外华侨组织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祖国”。

　　捐款捐物。募捐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形式，各地华侨救亡团体也以募捐为头等大事。华侨募捐分为捐款与捐物两种。捐款的主要方式有日捐、常月捐、特别捐、义演义卖捐、节日献金和以组织团体为单位的募捐等。广大华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祖国抗日捐款，创造了惊人成绩。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8年抗战期间捐款总数以国币计算达13.22亿元。抗战8年，仅旅美广东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捐款就达5000万美元。此外，自抗战爆发后，侨汇剧增，1938年以前，年均约3亿元左右，1939年增至12亿元，1940年达20多亿元。1937年至1943年，侨汇达到国币55.7亿元。华侨还承销当时发行的“公债”11亿元多。

　　为抗战救国，华侨还捐献了大批抗战物资。抗战期间，华侨捐赠的大量药品、衣物、粮食以及飞机、汽车、坦克、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祖国。1937年下半年到1940年初，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各种物资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约100批。到1940年10月，共捐献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卡车数百辆。为加强祖国的空军力量，各地华侨发起献机救国运动。各地华侨献机数为：菲律宾50架，缅甸14架，印度10架，美国50架。1937年至1940年10月，华侨共计捐献各种飞机217架。印度侨胞得知祖国前线官兵伤亡情况严重，发起输血救国活动。1940年秋，先后由海员华工13人，输血1750立方公升，供救护伤兵之用。印度尼西亚华侨捐献专治疟疾的金鸡纳霜1亿多粒，够500万人服用；美国华侨捐药品1600万个单位，瑞士华侨捐药品1146包，医疗器材180件。

　　华侨捐助的款项与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物资短缺状况，加强了祖国抗日的军事实力。

　　回国参军参战。抗战爆发后，广大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参战，各国侨团将之组织起来，分送回国。侨界社会出现过两次大规模回国参战热潮。一次是在抗战防御阶段，大批华侨青年奔赴正面战场参加国民党正规军，一同杀敌。一次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大批华侨青年奔赴敌后战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民族抗日武装力量并肩作战。

　　回国服务的华侨以各自专长投入各条战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枪林弹雨的抗日前线，不少华侨青年成为抗战模范。马来亚华侨青年林大章入伍后随军见习，“送弹扶伤，昼夜不懈”。1941年5月23日，当日军逼近其所在阵地时，他取下烈士的枪弹，怒射敌军，旋又跃出阵地冲锋前进，受到上级嘉奖。爪哇华侨女青年李林率领游击队转战于晋绥边区，屡建奇功。1940年，遭敌人伏击，她奋起与敌肉搏，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菲律宾华侨飞行员陈瑞铀、黄新瑞、刘领锡等不到一年击落敌机15架，光荣负伤。印度尼西亚华侨梁添成、蒙文森、陈镇和等空军战士，先后与敌机周旋，杀伤过半，最后以身报国。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出生入死，转战各个抗日战场，及时向侨胞传送战况，并制作纪录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斗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战略物资的大批南侨机工。当时国民政府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时中国对外唯一通行的“生命线”，日军对其进行昼夜狂轰滥炸。滇缅公路上急需驾车娴熟的司机和维修工人，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发出的招募号召，先后有3200多人回国担任战地司机和汽修工。他们时刻冒着生命危险驰骋在中国西南海拔4000米的滇缅公路上，车队通过1160公里国际运输线，运入国内的军事物资平均每日在300吨以上。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由滇缅公路运入国内的抗战物资达45.2万吨。

　　抗战时期，回国参军参战的华侨，据国民党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统计，仅来自东南亚的粤籍侨胞就有约4万人，美洲和大洋洲约1000人。

　　促进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大法宝。华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尖锐矛盾和斗争之际，华侨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有力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同妥协投降、反共分裂势力的斗争，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爆发前，许多华侨为支持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做了有益的工作。旧金山中华总工会在九一八事变后，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抗击日本侵略。七七事变后，华侨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巴黎侨胞纷纷到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请愿，呼吁迅速实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的消息传到海外，爱国华侨“莫不踊跃欢呼”。许多华侨团体纷纷致电国共两党，热烈祝贺两党合作共同抗日。

　　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叛国投降及其发动的“和平攻势”，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极大危害。各国侨团及其领袖发表通电、宣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叛国罪行，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等人。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二一号——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陈嘉庚还致电蒋介石，“敬给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海外华侨表示强烈愤慨。司徒美堂代表旅美侨胞致电国共两党，主张“召集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整国共关系，并及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奠定民主基础，巩固抗战大局”。数百侨团致电蒋介石，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军长，加强团结，抗战到底。各地华侨的同声谴责，从舆论上直接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声援和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祖国近现代民主革命过程中，华侨华人作出了特殊贡献。华侨华人和祖国革命进程紧密相连，如今又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

　　(作者为澳大利亚亚洲智库理事长、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