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下)

　　贡献大智慧，催生两岸法律交流

　　南怀瑾不但能站在高处为祖国和平统一出谋献策，而且也重视以积极务实的态度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他常说，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无法制不能维持社会。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必要有法制。尤其中国处在今天的情况，正是新旧交替的大转折点，当然应该建立完整的法制，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

　　南怀瑾说：“我是赞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的。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不能是个口号，具体表现当然在法制上。苏联那套不能用了，既不能全学英美法，也不能全学欧陆法，又不能恢复清朝以前的中国法制，那么该怎么办呢？如何把古今中外法制的优点融合起来，铸成一套符合中国未来千秋万世生存发展需要的法制，应该是时代的使命，是法学界努力的终极目标。”

　　1994年，南怀瑾为此专门吩咐弟子饶清政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促进两岸三地法学交流合作”的意见，很快就被有关部门采纳。1995年2月14日，司法部原部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诚，带领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柳谷书等莅临香港坚尼地道36B四楼拜访南怀瑾，经过深入交流，达成合作的具体共识，包括由南怀瑾提供50万元开办费，成立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

　　1995年3月，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经国台办和司法部同意，报经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由民政部核准登记注册。简介中写道：实现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心愿，是全体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在这项使命的召唤下，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应使而生。

　　关心国防建设，助力香港回归

　　1937年，20岁的南怀瑾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浙江国术馆毕业，并获得武术教官资格。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他来到川康边境的大小凉山地区，组织成立了“大小凉山垦殖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兼地方自卫团总指挥，屯垦戍边。期间，南怀瑾和当地老兵家萧铁石一起收服凉山山寨，和他们讲事实，谈真情，摆道理，动员他们一致抗战杀敌，带出七八千名青年壮士加入青年远征军，参与中缅公路保卫战。由于他们一贯的侠义精神，在历次战役中不顾生死，英勇战斗，与敌寇奋力搏杀，结果，包括寨主在内大多数人都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南怀瑾很少对人提及此事。他说：“那时由于战况紧迫，我们没有时间加强对他们的战术训练及军事作战意识的培养。他们出身贫苦，没读过多少书，都是一介粗人，个个好武斗勇，投靠山寨后靠的是‘忠义’二字来束缚他们不作乱，不造反。山寨没有法律条文，寨主一言九鼎，破坏寨规者自我了断，反叛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所以寨主一声令下，无人敢反抗。我们就这样收服了凉山山寨，纵然成全了他们民族英雄的气节。总的来说，我没有保护他们的有生实力，也是遗憾终生，永生难忘。”

　　此事让南怀瑾深刻认识到国防实力对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关心国家的国防建设，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身处香港的南怀瑾除了研究学问外，也时刻关注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希望可以抓住机会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当年，他曾提出买下苏联的黑海舰队捐赠给国家。

　　黑海舰队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著名舰队，成立于沙俄时期，曾经参加过很多战役，1965年被授予红旗勋章，以表彰其在“二战”中的辉煌战绩。苏联解体后，黑海舰队被分割给俄罗斯和乌克兰，其重要性几乎消失。南怀瑾此时提出购买黑海舰队捐赠给国家，不仅仅是一种爱国情怀的表现，而且具有独特的战略眼光。因为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就是苏联在乌克兰境内的黑海造船厂建造的。当时中国通过商业渠道购买“瓦良格”号的价格是2000万美元。按当时南怀瑾融资1.72亿美元修建金温铁路的能力计算，完全有可能筹资买下黑海舰队。但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很多人并不相信南怀瑾这个说法。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1991年12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强文义和几位教授前往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制造技术会议，顺道拜访南怀瑾。在交谈过程中，南怀瑾让他们抢抓机遇引进俄罗斯的新技术，聘请俄罗斯的优秀人才，加快推进国防建设，并特别强调可以帮助筹措以后引进的费用。

　　听了南怀瑾的建议，强文义报告说，哈工大近年自筹50多万元经费，与俄罗斯在人才和技术上进行交流。南怀瑾随即说：“你们花费的50万元经费，我负责补给你们，回校后马上把账号告诉我，我给你们汇去。”

　　南怀瑾此举让初次见面的强文义和哈工大教授很惊讶。回到学校后，强文义将此事告知校长和学校外事处。外事处处长赵敏说，最近俄罗斯方面提出要哈工大支付美元，希望南怀瑾能够提供美元。南怀瑾接到请求后很爽快地答应了，筹备了8万美元，并让哈工大尽快提供银行账号。

　　后来，哈工大因担心南怀瑾的经费和台湾当局有关系，不敢收取，直到航天部部长刘纪原、国台办主任王兆国等领导过问此事，才在两年后收下了南怀瑾这份厚礼。

　　类似故事不止一个。对于这样尴尬的事情，南怀瑾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笑着说：“我这个人身份比较复杂。共产党说我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官，要抓我；国民党则说我帮助过共产党，也要杀我。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

　　南怀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渴望别人的赞扬，也不畏他人的冷遇，只要是正确的，对国家发展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去做。1991年10月，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主任聂力和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尹衍梁在北京组建成立光华科技基金会，主要奖励为国防事业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南怀瑾就曾应邀出任理事长。

　　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陈佐洱，是中英谈判联络小组中的重要人员。近年来，他曾多次撰文回忆南怀瑾对他参与中英谈判的指导帮助。

　　1995年，香港临近回归，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公开说：“香港社会福利在近5年以来，每年都在以27%的速度增长，我们还要用这个速度再增长5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而早在1992年，香港总督彭定康就提出要大幅度提高香港的福利。此事引起陈佐洱的警惕。因为英国在香港的行政权到1997年6月30日截止，而他们提出的社会福利计划却持续到2000年，显然是违规的。当时香港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大概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并不是27%，英国明显在说谎，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香港经济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陈佐洱提出：“中方主张香港社会福利要不断提高，而且在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1997年以后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像这样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而这个车的司机就是港督彭定康。”

　　后来，彭定康将此话告诉香港民众时就变了味，断章取义地称中国说提高福利就会车毁人亡，而陈佐洱提出，开车的司机就是香港人。不久，“车毁人亡论”就出现在香港媒体，很多香港市民因此指责陈佐洱言论不当，让陈佐洱蒙受巨大压力。

　　一天，陈佐洱突然接到南怀瑾学生的电话，邀请他到南怀瑾寓所一聚。陈佐洱听后非常兴奋。当时南怀瑾在香港名气很大，他早就想去拜访了。

　　“收回香港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举国上下都在盯着你，也难怪你会不安。英国人很强硬，你也不要客气，这样才不失我们的身份。但是，该忍的时候还是要忍，只有心态好了，做起事来才理智。”南怀瑾看着陈佐洱说。

　　“最近关于你的报道很多，他们都不说你的好话。没关系，你可以想办法改善一下这种情况。比如多和记者们打交道，请他们喝咖啡，聊聊天，如果没钱就和我说，我这里有。”在这个敏感时期，南怀瑾的一席话给了陈佐洱很大鼓励。

　　有了南怀瑾的鼓励，陈佐洱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继续与英国进行谈判。他采取强硬的正确态度，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让香港顺利回到祖国怀抱。

　　我是中国人，

　　我的事业在中国大陆

　　李首民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校长，2006年，他出版了《情理相融创和谐——我当校长20年》一书。因为佩服南怀瑾的为人和学识，李首民在写书时多次引用南怀瑾的观点和文章，在即将出版之际，他希望和南怀瑾谈谈书中的内容，南怀瑾欣然同意了。

　　“这是你做校长的经历，是吧？”南怀瑾笑着问。

　　“对，粗浅得很，您别见笑。”

　　“不，这是修身，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呢。好了，咱们开始吧。”

　　“您的时间比较紧，我只把关于您的内容读给您听吧。”

　　“好。”南怀瑾微笑着点点头。

　　“台湾儒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李首民刚读到这里，南怀瑾便打断了他。

　　“这里有问题，要把‘台湾’去掉。”南怀瑾认真地说。

　　“哦，这是我的错误，儒学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李首民纠正说。

　　“不仅如此啊，我是中国人，你附加上台湾，不就把我的所属范围缩小了吗？”南怀瑾笑着说。

　　李首民频频点头。这么简单的一次对话，却让他看到了南怀瑾非同一般的爱国之心。

　　南怀瑾不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认定自己的事业在中国大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未来在中国大陆。

　　早在1993年，南怀瑾就同北京的许克(好友许鸣真的儿子)签署过合资创办“中外合营神州老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合同书”，除明确经营范围外，还在第六条明定“经营宗旨”：

　　1.有系统地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加强民族自信心与自强心，进而提高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道德素养。

　　2.融通东西文化的精华，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以促进中华文化的弘扬发展，使文化与经济建设齐头并进，相等益彰，使我国更加繁荣富强。

　　3.配合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结合海峡两岸人力、资金与管理经验，以发展中国的文化出版等事业，并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贡献。

　　以出版为主业的“神州老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最后未能成立，但南怀瑾创办公司所揭示的宗旨与经营方针，显然是超越时代的，不是一般人能感悟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国家、对中国大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和回归之心。然而，一些追随在南怀瑾身边的台商，希望能充分利用南怀瑾在海峡两岸的人脉资源和声望获取商业利益，非常反对南怀瑾返回内地办文化教育。据南怀瑾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一天晚上，南怀瑾再次谈起回内地办教育的事，遭到一位多年追随他的台商再次反对，南怀瑾怒而拍案：“你们谁都不要跟着我，我自己一个人也要去！”

　　2000年，南怀瑾选择江苏吴江庙港修建传道讲学的太湖大学堂。2006年太湖大学堂建成后，南怀瑾又千方百计将数十年私人藏书，以个人物品名义从海外运至太湖大学堂图书馆储存，其中包括全套台湾商务印书馆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正统道藏精装版、线装版各一套，大藏经七种版本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全套，以及其他中华文化典籍与西方文化典籍数万册。太湖大学堂的藏书中，很多都有他的批注字迹。南怀瑾说，这些书是他历经千辛万苦为中华民族保留的宝贝。

　　在南怀瑾的心中，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事业在中国大陆，这是他在海外漂泊了几十年后最深切的体悟，也是他对祖国和平统一最真挚的回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