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党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思考与决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起点。就对台工作而言，全会成为党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战略性调整的历史起点。这次会议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综合考虑党和国家工作根本任务、基本思路、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做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决策，并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使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

　　新时期党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一个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争取“和平统一”，实现“一国两制”。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总结1949年以来对台工作经验，讨论新形势下对台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做出的重大决策。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人一直考虑的重大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从1950年开始，一直是准备以武力解决为主，但也争取和平解决。1956年，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毛泽东、特别是直接领导对台工作的周恩来，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出发，适时提出了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原则和政策主张。中国党和政府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主张，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的宝贵思想和理论财富。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被称之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的大革命，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党的对台工作严重冲击和干扰，致使党的对台政策发生重大逆转。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严重束缚，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从实践和理论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将党和国家的事业引向健康发展轨道。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邓小平1977年7月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针对“两个凡是”，利用各种场合，提出并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通篇讲的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报告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用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统一了全党认识，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这一历史性决策决定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作为事关中国统一大业最重要的台湾问题，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就成为一个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急需回答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后来说过，“一国两制”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构想，首先是从台湾问题开始考虑的。邓小平在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即开始对党和国家的未来进行战略思考，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台湾问题的思考。邓小平对台工作思考发展过程简要如下：

　　1977年8月24日，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邓小平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

　　1978年1月4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一行时，邓小平说，台湾问题何时用何种方式解决是我国内政，但在解决时我们会注意到台湾的特殊情况。

　　1月7日，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邓小平表示，我可以讲到这个程度：在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当然要照顾到台湾的现实。

　　7月9日，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邓小平指出，如美国从台湾问题上脱身，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过去曾有两次国共合作，难道第三次不可以谈？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其中包括在解决方式上尊重台湾的现实。

　　10月8日，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邓小平表示，如果台湾归回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

　　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25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邓小平表示，国际上所有存在一分为二状况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就我们来说，就有台湾问题要解决。问题不成熟，可以慢一点解决。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

　　11月14日，在会见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时，邓小平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譬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1月2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邓小平表示，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上述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性讲话可以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当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已经基本勾画出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框架：尊重台湾的现实，考虑台湾的特殊情况，或照顾台湾的特殊性，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生活方式可以不动，美日等外资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国家必须统一，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二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当局结束“外交关系”，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这表明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建交三个条件已被美国所接受。中美建交谈判从1978年7月开始，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除了最大外部障碍。

　　两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带领全党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科学把握国内外形势，根据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及国际环境发展变化，及时指导全党全国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并确立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战略性调整的序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根据自己的长期思考，连续就对台工作发表8次讲话，其主题是“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从而形成了新时期对台工作指导思想。

　　邓小平说，中美建交解决了台湾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靠我们自己。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中美结束30年敌对状态，还是靠中美领导人坐下来谈，国共两党的事是中国人的事，还是要国共两党领导人坐下来谈。

　　和谁谈？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和蒋经国谈，以蒋经国为对手。蒋经国在台湾同胞的心目中，是个成功的领导人，只有他才能说了算数，不跟他谈，我们跟谁谈？

　　谈什么？邓小平明确表示，谈统一。统一有条件。国民党提几条，我们提几条，谈不拢大家分手，下次再来，又再拿几条新建议，交换交换意见。

　　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仍把武力作为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手段的思想情绪表示，现在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现在马上表态，他相信全会的所有中央委员都会百分之百全部赞成。但邓小平表示，要考虑打这一仗是否得到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没有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任何军事上的胜利都只是暂时的，政治上最终必归失败。在这种情形下，你们会支持打这场战吗？是不是永远不打？也不是永远不打，但至少五年、七年不打。留下这时间作什么？我们需要时间建设，建设党、建设国家，这也是这几天开会的中心问题、如何把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五年、七年时间不够，不妨把时间再拉长一点也没有关系。第二点要给台湾和蒋经国时间，要重新评估国共两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还有分歧，需要一段时间互相了解。福建前线可以马上停止炮击，第一线部队可以部分退到第二线，但不打不等于不设防。

　　邓小平说，现在我们与台湾还谈不上进行和平谈判，还在创造条件阶段。促使条件成熟在我们，不在他们。主动在我们。两岸的接触如果公开不行，秘密的也好。以他想，秘密的比较好。大家先磋商磋商，大的原则谈妥了再公开。如果在北京、台北谈不好，可以在东京、在纽约，在新加坡也好。能谈就是成功的一半。创造条件，可以提出互相搞一点贸易。这是国内贸易嘛！通商以外还可以提通邮、通航、两地人民往来，等等。第一步先把关系拉近一点，先搭临时便桥再搭统一之路。

　　邓小平强调，要有耐心。不要说上两句好话，看看没有反应，或者被对方羞了两句又翻了。能不能有耐心、能不能做足功夫，细致去做，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我们必须造成这样的局势，让台湾当局迫切地感到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走和谈的路，一条是走灭亡的路，只有这样的威胁始终围绕在他们身旁，他们才愿意去认真想一想，否则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只有不断给他们战争的压力，他们才会体会到这样的负荷。有了这样的压力就可以迫使他们多想一想，该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大家坐下来谈。

　　最后，邓小平强调一点，就是要留一手。我们为什么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呢？这就是留一手，一旦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使用武力解放台湾。这与前面说的并没有矛盾，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谈判都要有实力作后盾，放弃武力解放的保证，实际上等于绑住了自己的手脚，特别是今天台湾拥有超过福建前线兵力的情况下，有可能因为某些决策者的顽固立场使得和谈无限期拖下去。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提出一系列对台工作指导原则为全党所接受。作为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成果的公报关于对台工作是这样表述的：“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公报第一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来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表明党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上已经做出重要转变。

　　三

　　1979年1月1日，被邓小平称之为“不平凡的日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次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名义阐明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害。《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倡议，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撤除阻隔两岸同胞交往的藩篱，推动自由往来，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开展经济文化交流。

　　1月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元旦座谈会，座谈讨论《告台湾同胞书》。邓小平表示：“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它表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告台湾同胞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标志着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而且也进入了对台工作的新时期。它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对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的不断发展，至今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