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与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格格不入

　　台湾的一些人，尤其是民进党人，长期反共仇中、媚日哈日，讲中文写汉字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鼓噪误导下一代。“太阳花学运”期间，有学生竟然举着“支那猪滚回去”的标牌，可见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之重，青年一代受害之深，以及对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产生的影响之大。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大搞“去中国化”，以强化“日本情结”来冲击台湾社会中国认同，玩的是典型的依赖美国投抱日本的“渐进式台独”伎俩。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必须正视台湾社会这种与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格格不入的“日本情结”，引导台湾同胞尊重史实，珍惜民族情感，突破心理屏障，不断为祖国和平统一凝心聚气。

　　一、“日本情结”没有因当年岛内日本人被遣返而逐渐淡化

　　1945年台湾光复后，有不少日本人留恋台湾，不愿意回日本。加上当时的台湾人才不足，有不少日本技术人员被留用，协助水厂、电厂等维持运作。但在“二二八”事件期间，一些日籍人士参加暴动。事件平息以后，台湾长官公署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陈仪下令将日本人全部遣返，声称一个不留。尽管如此，在岛内还是有一些日本人潜伏下来，但为数并不多。可是，有日本人血脉、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却分散在岛内各个角落，并伺机掌权图谋日后兴风作浪。“解严”后有着浓厚“日本情结”的李登辉上台，以及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台湾社会的对日好感逐渐演变成社会化现象。虽然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两岸民间交往更加密切，但民调显示，台湾社会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却有所下降，反之，对日本的好感度却在升高。在台湾社会“主体性”凸显的同时，其“日本情结”也有所膨胀，从老到少媚日、哈日有增无减。

　　怪象之一：推崇日本文化。日本不仅对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思想文化上也在不断同化台湾人。年轻群体中有迷恋日本文化的“哈日族”，特别迷恋于日本流行文化，对日本的动漫、娱乐文化、时尚玩物情有独钟。每年都有大批台湾学生到日本观光、访学、留学，日本成为许多台湾学生修学旅行首选地。日本许多国立、公立及私立大学都会给台湾学生名目繁多的奖学金，鼓励他们赴日留学，每年台日各大高校会定期互访。近几年，台日各界别各领域交流互动日趋密切。日本政府也以多种管道在台湾社会以“文化渗透”的方式保持其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

　　怪象之二：“认同”严重错位。台湾的反服贸学运，表面上是反服贸“黑箱”操作，实际上参与抗议的年轻人对两岸服贸协议真正有所了解的只占少数，大部分都属跟风。为什么当时台湾社会会出现“抗中、亲日”的社会情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认为，社会是在人与人互动之间产生的。所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具有反思能力，在反思的基础上，个人意识受社会环境影响，同周围的人对某一现象形成一个共同反应。台湾社会“抗中、亲日”的氛围，很容易使社会中的个人受到影响，汇聚成一股集体意识。再加“解严”后，追求“台湾主体性”变成爱台湾的表现，而过去的被殖民记忆却成为反抗曾经的“祖国认同”的情感依据，由于“日本情结”和“台湾认同”二者的捆绑式发展，“日本情结”就成为对抗祖国大陆、争取台湾“主体性”的对抗性情绪。“台湾主体性”是后殖民情绪表现出的自保意识。经历长期特殊殖民历史背景的台湾，在自我反思过程中产生了急切想摆脱被政治控制和思想束缚的困境。但近年来在摆脱后殖民困境的进程中，摆脱“中国认同”的意识占据道德高地，而对真正殖民过自己的日本却反常地亲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后国民党对台湾社会实行“威权”思想控制的基础是“中国意识”，在国民党失去“中国”正统代表权后，对台湾的统治也渐渐与曾经殖民统治过台湾的帝国主义国家划上等号，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障碍。

　　怪象之三：认贼作父与狼共舞。二战后，日本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日本成为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都处于日本经济的依附地位。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台日间经济关系不但没走下坡路，相反还随之强化。台日间为了共享中国大陆的广阔市场，更加强调两者间的互补性，在基于长期建立的信赖关系上结合成为“台日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在两岸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台日经济关系更加紧密。日本“亲台”人士和“台独”势力都喜欢宣扬台湾与日本是“命运共同体”，宣扬台湾与日本是经贸上密切合作的伙伴，并且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理念。在台湾社会，支持台日双方是“命运共同体”的人把祖国大陆作为假想敌，日本“亲台”势力通过“台独”组织在台湾社会渲染对日认同，强化“日本情结”，并以此为基础宣扬“中国威胁论”，持续向台湾社会输入日本价值观念。

　　二、“日本情结”是导致台湾社会认同错位的主要根源

　　台湾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遭遇，二战后台湾人在潜意识里仍对日本怀有特殊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逐步演变成阻碍中国认同、助推社会认同异化的政治工具。

　　第一，日本“亲台派”极力扩大对日认同。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不断向台湾社会输入“亲日”的政治意识形态，民间组织通过更多元的管道助推台湾社会对日认同。台湾社会“解严”后，台日互动环境逐渐宽松，台日民间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如“李登辉之友会”，一直帮助李登辉在日本扩展影响力。另一个在台湾有历史基础的民间组织“高座会”，1943年时台湾有8000多名少年到日本神户接受训练。日本政界透过台日民间组织，保持日本在台湾的存在感，特别是透过台湾社会残留日本殖民统治的遗绪来拉近台湾民间对日本的“亲近感”，扩大对日认同。

　　第二，台湾社会的“本土”认同差异。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不同族群受日本统治的历史遭遇不同，对“日本情结”的认同也显现本土认同差异。本省人与外省人间的族群矛盾主要体现在对日态度上，本省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成为与外省人对立的情感基础。以李登辉为代表受过皇民化教育的本省籍政治人物，上台后故意挑起族群矛盾，发动增强台湾“主体性”的政治动员，把“去中国化”与“亲日”情感进行捆绑，以此扩张“本土”意识，“抗中与亲日”思维成为当前许多台湾人的处事价值观。本省籍年轻人受其祖辈对日本怀旧情感影响，加上在“亲日”环境下成长，形成对日本的特殊好感。而如今的外省籍年轻人由于与本省籍年轻人一样都在“亲日”环境中成长，对于日本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由于他们没有像祖父辈有遭受过日本人欺侮的记忆，他们对日本的好感程度已经与本省籍青年没有太大差别。台湾原住民与本省人和外省人相比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日据时期所受统治与本省人也有很大差别。日据时期山里的原住民由原本带有歧视意味的“蕃”改名为高砂族。由于原住民的民族特殊性，日本对其统治更加严酷，实行所谓“蕃政”。日本战败后，许多原住民部落仍使用日语进行交流。在统治台湾的“外来殖民政权”中，原住民感情最深的是日本人。

　　“二二八”事件爆发，一部分台湾人认同再一次异化，后殖民遗绪中一直摆脱不了“日本影子”。当前，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膨胀及其“本土”认同的差异，已经成为培植其“主体性”认同的政治工具。

　　三、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必须遏制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恶性膨胀

　　中华民族向来爱好和平，睦邻友好是我们与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基本外交政策。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有利于维护稳定的中日关系，本无可厚非。但是，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成为一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排他性的特殊情感，已经成为异化台湾人身份认同、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且受人操控的政治工具，要从维护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予以重视，遏制其恶性膨胀。

　　一是对日本政界蓄意强化台湾对日认同的做法要密切关注保持警惕。日本政界蓄意强化台湾对日认同，不能简单地视为对台湾、对整个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友善，而是离岸分离主义作祟，必须保持警惕。首先要划清民族主义与去“日本情结”的界限。一方面，要引导两岸同胞在深化中日传统友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认清当前台湾社会的对日认同和割舍不断的“日本情结”已经异化，成为许多台湾同胞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严重障碍，这种不良情感已明显有悖于一个中国原则。必须站在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高度，认清台湾社会对日认同和“日本情结”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危害性，认清日本政界的不良用心和政治目的。推动台湾社会去“日本情结”，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正义之举，是发展健康稳定中日关系和两岸关系的现实需要，这与民族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另一方面，要提倡和鼓励两岸同胞与日本各界进行正当往来互动，发挥中华传统文化优势和对日外交资源优势，推动两岸与日本间各领域务实合作，巩固扩大海外统战工作成果。引导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面向未来正视历史，积极化解矛盾，避免在中日关系上的不良炒作或刻意煽动民族仇恨等民族主义行为。

　　二是对岛内亲日势力和“台独”人士强化“日本情结”活动作必要反制。岛内“台独”人士通常都亲日，越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日本情结”越重。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谢长廷、苏贞昌无一例外，都算得上是亲日、媚日、哈日忠实代表。日本政府以公益财团法人名义设立的民间机构“日台交流协会”，以及台湾在日本的对口单位“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及“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是密切台日交流往来，输送对日认同和“日本情结”主渠道，甚至还是反共反华势力大本营，必须掌握其活动动向，发现有悖中日友好关系和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举动，及时干预，必要时采取措施加以反制。

　　三是对岛内统派和海外人士的爱国促统活动给予积极引导和支持。当前，祖国大陆迅速发展和两岸民间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和深化，为岛内反“独”促统奠定了坚实基础。祖国大陆支持岛内统派是民族大义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爱国不分先后，国家统一需要汇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岛内统派搭建联谊联合平台，建立工作协作联动和情况通报机制，促进力量整合，形成反“独”促统的强大阵势。营造支持、声援统派的氛围，旗帜鲜明地高举反“独”促统大旗，提升统派士气，震慑“台独”分裂势力。

　　四是对岛内学界、舆论界和教育界要持续施加影响。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恶性膨胀，既有特殊的历史因素，也有日本政界和台湾当局的政治算计，必须多措并举严肃对待。首先，要发挥学界的理论引领作用。学者对两岸问题和日本问题的认识比较理性，理性的声音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北京市台办联合民革北京市委、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京台学者共研会，每年围绕一个主题组织两岸学者展开研讨，在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不断寻求突破，对于强化两岸认同和情感纽带发挥重要作用。诸如此类两岸学者的研讨活动应注重实效持续开展，并推动成果转化运用。其次，要发挥舆论的宣导纠偏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及美国的插手，岛内的舆论工具形成“一边倒”态势，祖国大陆与亲日亲美势力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宣传舆论工作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创新模式、内容和载体，让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少年接受正向宣导。第三，要发挥基础教育的正本清源主渠道作用。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与基础教育有很大关系，所谓的“同心圆”史观，以及在“去中国化”课纲下不同版本的教科书，都是在给幼小的心灵种上“哈日”的种子。北京市举办的两岸基础教育校长峰会、两岸媒体人峰会，让两岸中小学校长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深入研讨两岸基础教育交流、新闻媒体交流互动问题，就年轻世代树立正确史观，强化民族情感纽带等问题作了有益探索。实践证明，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有益于抚平台湾同胞“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间的认同鸿沟，对于强化两岸情感纽带有根本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