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中二重侍从主义的由来与转变

　　侍从主义概念最早是由人类学而来，人类学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将侍从主义概括为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不对等交换与互惠关系，此种关系建立于物品的交换与互惠基础之上，通常地位高与资源多的恩护主提供服务以交换下位者之忠诚。由此可知，侍从主义从最初就带有不平等和互惠的特征，强调的是被恩护者对恩护者报以忠诚的这种特殊关系。其后，侍从主义被政治学学者借用来分析政治问题，斯科特认为侍从主义(即恩庇—侍从主义)是一种两人间的、包含了工具性友谊的特殊角色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拥有较高政治、经济地位的个人是庇护者(patron)，也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资源向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及恩惠的一方；地位较低者则是向庇护者回报以包括个人服务在内的一般性支持及帮助，成为侍从(client)的一方。这种政治上的恩庇—侍从关系仍然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政治机器与侍从主义的结合也使得被庇护者对庇护者回报的是一种政治忠诚。二重侍从主义就是在这种恩庇—侍从主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层次，形成新的发展状态。

　　一、二重侍从主义的形成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岛内没有任何统治基础，在外有祖国大陆军事威慑，内又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巩固政权，完全控制台湾，对二重侍从主义的建构和利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台湾学者陈明通研究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政治统治的这项“奇迹”，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以一种革命民主的方式，在台湾造就了政治学上所谓的“威权主义”所致。而“威权主义”既不同于民主政体，也有别于独裁政体，既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放到国民党来说就是既实行强有力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完全掌控政权，又一定程度上允许地方自由选举，采取民主化形式。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蒋介石建构起了维护国民党统治的二重侍从主义结构。

　　蒋介石所建构的二重侍从主义，一重是党国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的恩庇—侍从机制。1950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修正通过蒋介石交议的“本党改造案”，决定采用“民主集权制”，试图将国民党的政策透过民意机关与在当局服务的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和命令。依据《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大纲》，党对民意机关和当局的关系，以组织指挥党员的原则，分别建立民意机关和当局中之党部、党团或政治小组，使其遵从党的决议，执行党的命令，贯彻党的主张。国民党的这种改造，就是为了给其党国体制的威权统治纳入民意，以建立民意机关的形式联结地方派系，形成一重侍从主义。这种侍从主义的恩庇者是党国菁英，其依仗手中掌控的资源与利益，吸引地方菁英，在经济上给予种种个别的特权并为他们维持这种特权，在政治上对地方菁英在地方上的选举进行支持，确保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被恩庇者即为地方派系，地方派系在这种关系中付出的是政治忠诚，他们借由自身在地方的掌控力和影响力，在地方行政、议会中对国民党的政策表示支持并执行，在选举中对党国菁英报以选票支持。这种党国阶层和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的互惠关系是建立在多样资源的同时交换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工具性、经济性与政治资源的交换，本质上是属于一种“交换”关系。

　　蒋介石所建构的二重侍从主义中的另一重侍从主义是社会阶层与地方选民之间的恩庇—侍从机制。台湾地方势力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侍从结构在台湾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存在，在国民党进入台湾后有了新的发展，但本质仍未变化。自清朝起台湾就开始形成这种机制，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与政治活动只到县级为止，即所谓“皇权不下县”，县级之下主要以地方自行产生的社会组织来维持秩序，并充当政府与底层民众间的中介，这就形成了地方势力。这些地方势力一般是宗族族长、地方上有财力的地主或有文化的士绅，他们作为恩庇者维护地方民众的安全与利益，而地方民众作为被恩庇者则回报以尊重、服从与忠诚，这种侍从主义主要是以血缘、情感、伦理为基础搭建而成，有较强的稳定性。到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控制，对这种恩庇—侍从结构加以改造后仍然继续沿用，通过扶持地方势力，收服地方领袖来控制基层民众，这使得这种侍从结构在台湾社会中持续发展，地位日趋重要。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继续利用地方派系与基层民众间的侍从结构。国民党向地方派系进行利益与资源分配，地方派系又将其中一部分资源向基层民众进行分配，向基层提供各种服务和政治归属感，基层民众则付出选票，进行辅选活动，这就形成了党国体制下社会阶层与地方选民的侍从主义结构。

　　综上，国民党一方面垄断庞大的政治资源并对其掌控绝对支配权，以此吸引和拉拢台湾地方派系，从而形成国民党和本土势力间的一重侍从主义；另一方面，以地方派系为中介，聚拢地方选民，通过资源分配和利益输送形成地方派系和地方选民间的又一重侍从主义，整个过程形成了国民党统治初期赖以发展的二重侍从主义。

　　二、 二重侍从主义的松动

　　二重侍从主义的建立和巩固，强化了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的控制，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台湾的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二重侍从主义也随之逐渐松动。进入70年代后，台湾逐渐步入工业化社会，初步形成以出口加工工业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格局，产生了大量与出口有关的中小企业，社会阶层由此产生重大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中产阶级。这类群体由于自身实力增强，不再满足于通过与国民党的侍从关系来获得资源与利益，而是想要自己掌控资源分配，这就需要获得政治权利，因此他们逐渐脱离原有的二重侍从主义结构，呼吁获得政治地位。

　　随着台湾社会形势的变化，党外运动迅速发展。蒋经国接班后，迫于内外压力开始进行“本土化”改革。但国民党有限的改革不但无法满足反对势力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欲望，反而因为对社会控制的放松激发了“党外”势力进一步发展。党外势力反对威权体制，要求政治改革，对二重侍从主义造成冲击。同时，随着台湾社会工业化的推进，传统的侍从主义赖以为基础的、广泛存在的血缘、情感、宗族等因素作用降低，社会阶层对地方选民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这对国民党的二重侍从主义又是一波冲击。

　　20世纪80年代后期蒋经国去世，国民党内部侍从结构受到很大震动，威权体制逐步瓦解；同时，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力大为下降，地方势力对其依赖度越来越低，甚至直接切断与国民党的关系自己寻求建立新的利益交换关系。逐步失去社会阶层这个“中间人”的二重侍从主义相当于断了最重要的环节，从而无法将党国阶层与地方选民进行有效的联结。至此，党国体制下的二重侍从主义完全松动甚至瓦解。但是，二重侍从主义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侍从主义同样走到末路，侍从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改头换面在政治生活中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 当代台湾政治中的侍从主义

　　在当代台湾政治中，侍从主义结构仍然存在，国民党由于失去执政权，所以侍从结构表现并不明显。而此时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执政党的民进党就值得一提了。民进党成立初期，恩庇—侍从结构还并未完全凸显。由于自身实力不够以及手中并没有大量的政治资源，党内并没有形成有强力领导核心的派系，大家各自为政。2000年民进党成为执政党，掌握台湾政权，拿到政治资源，党内有实力的大佬开始运用手中的资源笼络追随者和支持者。随之形成的诸如“谢系”“苏系”等派系就有了明显的恩庇—侍从主义特色，这些派系也逐渐被称为“侍从型派系”。在这些派系发展中，庇护者和被庇护者之间实现了利益互换，达成了利益共生。目前侍从型派系是民进党内派系组织结构的主流。

　　经过长期变迁，民进党内的恩庇—侍从结构逐渐成为派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结构，这种侍从结构联结的不是传统结构所说的政治菁英与大众，联结的是地位较高的政治菁英与地位较低的政治菁英，且在一段时间内会保持相对稳定性。与此同时，侍从主义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民进党内派系结构从最初的派系共治逐渐演变为党内的“政治山头”，更加强调利益的互换。而围绕着利益交换，政治人物间的侍从结构又有了新的变化，即在原本各个独立的山头之上产生了更高阶的庇护者(陈水扁)。但是随着2008年民进党失去执政权以及陈水扁入狱，民进党内侍从主义的这种平衡被打破，此时谁都无法成为新的高阶庇护者。

　　蔡英文当选民进党主席后，民进党内各派系在党内资源分配上妥协且相对融洽，各派系都得到相对“公平”的安排，蔡英文成为党内共主，打造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英派”。2016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蔡英文利用手中资源，大量启用“英派”成员，有限向非“英派”成员开放行政部门和其他获利丰厚的职位，以此巩固自身地位。这是侍从主义的新发展，是侍从主义下的双重效忠，即建立在个别政治领袖(蔡英文)为中心、以政治资源分配为纽带联结起来的松散联盟，这种松散联盟既效忠于原派系，也效忠于“英派”。

　　四、 结语

　　台湾经过政治转型，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二重侍从主义弱化，逐渐向一重恩庇—侍从结构发展。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二重侍从主义随着威权体制的瓦解，以及台湾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而松动瓦解，党外的侍从主义基本消失，但是党内的侍从主义仍然存在，虽然较之两蒋时期有极大削弱，但是只要党内还存在资源分配和利益交换，侍从结构就会有生存空间。

　　当代台湾的侍从结构继承了传统侍从结构的某些特征，但是与传统侍从结构又有显著不同，它围绕着政治菁英之间的差序性互惠合作展开，传统的以情感、血缘、宗族等为基础的侍从结构在当代台湾政治中的影响已经极小，更多的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资源整合及利益交换。

　　侍从结构下的侍从型派系是目前民进党内派系结构的主流，而这种结构发展下去可能会向威权化演变。同时，基于政党之间的相互学习，国民党也可能因为内部不同政治人物的权利争夺而利用恩庇—侍从结构逐渐派系化。在台湾未来政治发展中，侍从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空间和强大生命力，若要变可能也只是表现方式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