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对孙中山先生的尊崇和缅怀

　　孙中山先生犹如割不断的纽带，把中华儿女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广大台湾同胞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努力。在台湾，中山先生一直受到尊崇和缅怀。

　　一、孙中山热爱台湾主张统一

　　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思想。1903年，他抨击西方列强阴谋分割中国领土的妄言指出，中华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宣布新成立的共和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与兴盛之国家”，施政方针是实现“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内政之统一”，坚决反对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

　　中山先生对台湾民众怀有深厚情感，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斗争过程中，始终关注台湾。在其各类论述中无数次提到台湾，明确表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在其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多次奔走台湾，致力于反对日本割台的斗争，促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本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春，孙中山和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随即派杨心如到台湾宣传革命主张，指导台湾抗日革命斗争。1897年11月，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到台湾，在台北良德洋行与杨心如、吴文秀、容祺年、赵满年等抗日志士设立“兴中会台湾分会”，领导台湾同胞开展革命斗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为寻求新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拟到海外拓展革命势力。1913年8月4日，与胡汉民从福州乘船取道台湾东渡日本，途中在台湾停留，住台北市“梅屋敷”。孙中山在台期间积极会晤翁俊明、杨心如等台湾革命党人。当时正值台湾同盟会会员罗福星发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苗栗大起义，孙中山给予苗栗起义以极大的支持和直接指导。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6月6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从汕头乘船前往日本，途经台湾，于次日下午抵达基隆，受日本“总督”阻挠未能上岸。1924年11月，孙中山自广州乘船北上途中，最后一次经过台湾。

　　与在祖国大陆一样，孙中山生前在台湾知识精英中早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也有不少精英认同孙中山的思想和行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支持者、赞助者、同情者。1911年以前，参加兴中会与同盟会的台籍人士有丘逢甲、吴文秀、蔡智堪、连横、罗福星、翁俊明、蒋渭水等人。民国以后，参与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以及虽未入党但曾积极响应孙中山革命行动的台籍人士为数更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传出，人们纷纷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哀思，台湾民众深切悼念。据孙中山治丧处编印的《哀思录》，台北、台中、彰化等地群众集会悼念，其中台北市追悼会规模较大，3月24日由“台湾有志者”主办。3月29日，台湾各地中华会馆在台中再次举行追悼会，为鼓励民众出席，提前两天刊发启事。

　　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由民间团体自发组织，民众自觉参与，纪念活动屡遭日本殖民政府阻挠破坏，但台湾民众仍坚持每年举办。台湾民众认同孙中山，将之视为中华民国“国父”，崇拜孙中山逐渐成为一种台湾民众反帝、反殖民的凝聚力。

　　二、台湾社会怀念尊崇孙中山

　　光复不久的台湾迎来第一个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国民政府有关方面在台北公会堂举行纪念会，社会各界民众团体也举行纪念仪式或活动。如新竹县各界代表及学生举行的纪念会，台南县立民众教育馆主办游艺会。各地报纸发行纪念特刊，甚至用飞机散发传单。自此成为党政机关学校公有银行开始休假1天以资纪念的开端。当局也注重对民众进行“孙中山先生纪念日”教育，实施官方规范的纪念日制度。除了固定日期的纪念仪式，举行频率最高的当属“国父纪念周”。此外，其他各类仪式中也增加了纪念孙中山内容，而恭读总理遗嘱一项在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的仪式中普遍举行。

　　“三民主义”和“国父遗教”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核心内容，光复后成为台湾各界学习的重要内容。国民政府明确规定教育政策要遵循“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建国”的方针。除了学校教育外，政府在社会教育中也处处贯彻“三民主义”。为加强普通民众对孙中山的认识，政府在台湾普设民众教育馆，“以为三民主义之宣导，祖国文化之灌输”。在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时，也是集中宣讲“三民主义”。

　　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广泛发行孙中山遗像，各级机关、学校、团体等场所都悬挂孙中山遗像。随着国民党政府逐步收复台湾治理台湾，孙中山遗像及其“三民主义”词语遍及台湾社会各个角落，如书籍扉页、结婚证书、报纸、钞票、邮票、印花税上等。商家还将孙中山遗像印在布匹、保温瓶、钟表等生活日用品上，孙中山符号及其“三民主义”日渐深入岛内。以孙中山符号及“三民主义”内容命名的各类纪念物在岛内开始大批出现,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台北建立中山堂、中山纪念馆。台湾各地相继修建中山纪念堂，并且成为政府机关所在地与政治中心。如至1948年，仅新竹县就有中山堂及集会场所145座。

　　1946年10月10日，孙中山第2次莅临台湾住过的旅馆“梅屋敷”改为“国父史迹纪念馆”，这是岛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孙中山访台遗址。 同时，行政区划出现“中山化”，多地设有中山区、中山里(村)、中山保。如彰化市不仅设有中山里，还有中华里、太平里、民权里、和平里、博爱里、民生里，下辖员林镇设中山里、民生里、三民里、光复里。市政系统也完成“中山化”，出现一批中山公园,很多地方将日据时期修建的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如台北市政府将圆山公园改为中山公园，并将圆山苗圃改名为中山苗圃，南北各地都有公园易名为中山公园。以中山命名的学校在光复后也纷纷出现，台北有中山国民小学与中山女子中学。

　　三、国民党当局的孙中山崇拜

　　1949年退台后，在全面延续光复后在台湾开始的各种纪念孙中山制度、规定和活动基础上，国民党把“三民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纲领，作为党员教育和党建重要内容。在继续完善和强化的纪念孙中山机制中，最重要的是“国父纪念周、国父纪念月会”，这是国民党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更多的是在全社会、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推行孙中山崇拜。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全面强化 “三民主义的救国教育”。1950年6月，教育部门规定：“加强中小学公民史地及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之讲授；各校敦请名人讲演，阐发三民主义思想及戡乱建国之意义；中等以上学校举办三民主义论文比赛，并组织学术团体研究三民主义；出版有关三民主义及有关反共抗俄之刊物。”1970年8月，第5次“教育会议”决议中有关加强“三民主义”教育的达十项之多。核心精神是将“三民主义”思想融会贯通于各级各学校教材及教学活动之中。1976年，国民党“十一全”通过“加强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功能案”，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建国的本源”，实施“三民主义”教育“实为我中华民族教育的特性”。

　　为进行 “三民主义”教学，1952年，教育部门制订“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据此于1952年修订中学课程标准，修订公民、国文、历史、地理等4课程标准，并增列“三民主义”课程。1953年颁布“高级中学三民主义课程标准”，作为编撰教材及教学之准绳。并且从1964年起，通令各大专院校所授“三民主义”课程改为“国父思想”，且列为必修课。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三民主义”教育在台湾的推展范围，涵括小学国语、史地、生活与伦理；中学历史、公民与道德、三民主义；大专院校中国历史、国父思想课程。

　　为更好地进行 “三民主义”教育和纪念孙中山，国民党当局十分重视孙中山研究资料史料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有国民党党史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国父纪念馆，还有大专院校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或中山研究所等机构。随之出现一批孙中山研究的学者，如崔书琴、张其昀、任卓宣、崔载阳、张铁君、罗时实、崔垂言、叶守乾、叶祖灏、罗刚、傅启学等，其中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为时所重。1966年为孙中山诞辰百年，以此为契机一大批台湾孙中山研究著作问世。张铁君主编的《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两辑24本，为前所未有之创举。

　　国民党当局举办的纪念孙中山活动也达到新的高度。最为隆重的一次，是1965年的国父百年诞辰盛典。11月12日，台北纪念大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前广场举行，报载50多万人参加。结束后蒋介石又赴中山堂参加中枢纪念典礼。当时，各地都有专门纪念活动，其中有1200多个村里都举行纪念集会。

　　国民党当局纪念孙中山重大举措之一，是兴建“国父纪念馆”。1964年9月1日成立“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并决定在台北建立国父纪念馆，1968年3月12日国父逝世纪念日正式动工兴建，1972年5月16日举行落成典礼。自此，台湾当局的孙中山纪念活动都在国父纪念馆进行，直至1982年因为蒋经国身体不适才移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礼堂举行。总之，国父纪念馆的重要任务，是进行各类弘扬中山思想及中山史迹、史料的收藏、研究与展览。

　　另外一座纪念孙中山的建筑便是中山楼，它与国民党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关。1965年动工，1966年11月完工，蒋介石亲临落成典礼并发表纪念文。中山楼的落成是暂时的祭祀之所，日后长期作为国父诞辰及文化复兴节中枢纪念仪式场所，直至国父纪念馆正式启用为止。此外，还有国父百龄堂、国父史迹纪念馆、中山(逸仙)公园、中山学校等。各地孙中山塑像更多，广泛出现于学校、机关、公园等场所。

　　随着“宪政改革”的酝酿，特别是1987年宣布“解严”后，学校教室里不再要求悬挂孙中山肖像，地方政府以破除“偶像崇拜”为名义，要求伟人塑像迁出校园。

　　四、“去中国化”阴影下的孙中山

　　从李登辉时期起，陈水扁和蔡英文执政期间，“去中国化”成为“台独”主要手段，贬抑孙中山成为“去中国化”主要手段。

　　李登辉主政后期，为个人集权和推行“特殊两国论”，开始淡化孙中山崇拜。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动摇“三民主义”思想教育。1994年，台湾当局修订“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切割开，这是台湾社会渐行渐远的“脱中国化”一步棋。针对“三民主义”教育，一批民进党民意代表串连活动，要求“大学联考不应考三民主义，高中也不必教三民主义”。在李登辉当局安排下，大学联考“三民主义”学科配分由100减为50，考试时间由80分钟减为50分钟。而考试题型只有选择题与简答题，问答题与申论题一律不考。自1996年起取消“国父遗教”或“三民主义”考试科目。在此之前，“国父思想”科目修订为“中华民国宪法与立国精神”，定为各校“自由开设科目”，并经过1995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第380号解释案决定，“中华民国宪法与立国精神”课程转变为“通识课程”的民主与法治等各种课程，大专院校中的“三民主义”宣告走入历史。

　　对于当时很多的三民主义研究机构，岛内不断有人要求改名并撤除当局支助的经费，“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在1989年改为中山社会科学院，台湾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改名为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对于社会上的各种孙中山纪念活动，李登辉开始淡化、降级，“从李登辉时代起，政客已以孙文径呼之”，“被奉为圣经般的三民主义也开始遭到诋毁”。

　　2000年5月，陈水扁主政后，推动“去中国化”步骤显得更加急切，想尽一切办法过滤“中国”二字，在孙中山身上做的文章比李登辉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建议以“孙中山先生”取代“国父”，两度挑起争议。“考试院院长”姚嘉文称，“孙中山是外国人，称他国父只是尊敬他而已”。“台联党”立法机构党团副总召集人陈建铭称，“孙中山只是众多的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国民党将开国功劳都归功于孙中山一人，是刻意操作国民党的法统地位。他表示国民党应该开除孙中山的党籍，而非让孙中山当‘劈腿族’”。

　　2003年11月9日，台湾教育部门推出新“高中历史课程暂行纲要草案”，开始在教科书中进行“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中华民国”变成“外国”，而国父变成了“古代人”与“外国人”。陈水扁当局更直接的做法是，教科书中已不再称孙中山为“国父”，而代之以孙中山。《自由时报》评论，“孙中山在台湾还被不少人称为国父，那是国民党时期把持、垄断历史的后遗症”。

　　同时，陈水扁当局深知“去国父化”社会上阻力太大，于是加快“国父”的“去官方化”，声称“国父”是独裁政权专有称呼，建议将台湾习以为常的国父遗像、国父遗嘱改为“孙中山遗像、孙中山遗嘱”，国父纪念馆改为“孙中山纪念馆或孙逸仙纪念馆”，建议陈水扁主持重要大典时，不要再念《国父遗嘱》。按照这些“建议”，先把“中正纪念堂”由行政部门三级单位降格为四级单位，国父纪念馆等单位都将比照办理。对于国父纪念馆，先是英文名字被“正名”，即“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直译中文就是“国立孙逸仙博士纪念馆”。陈水扁当局在“正名”运动中遇到有争议或改名阻力大的时候，往往使用这种偷梁换柱的伎俩。

　　陈水扁当局认为孙中山思想是政治意识挂帅的产物，并被塑造成“至高无上的图腾”，是“一种泥古不化、脱离实际的行为”，“常有杂而不精之病”。2007年2月起废除“国父纪念月会”，开始改为“总统府月会”。4月4日，宣布废止“国父纪念月会办法”。在此前后，陈水扁当局发表的相关政治纪念文与孙中山的关联很少，并且将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大厅本来设立的一座孙中山铜像撤除，改以绿植代之。更有绿营民意代表推动台湾“中央银行”修改现行新台币一百元纸钞版本，以其他图案取代纸币上的“国父”肖像。

　　2016年1月，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绿营再次翻炒“去孙中山化”。先是提出废止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废除“国父”遗像。蔡英文就职时，只是向孙中山和忠烈祠致祭，以“去封建化”为由取消宣读祭文遥祭南京中山陵环节，以便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连结，遂行其“台独建国”的妄想。

　　但是，“台独”势力“去孙中山化”的目的注定是徒劳的。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国家的强盛，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只要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按照“一国两制”方针，高举孙中山旗帜，共同努力，一定会完成两岸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